自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以來，伴隨中西方的交流，大量漢籍流布西方，輿圖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對這批流散海外的中國古地圖進行系統搜尋與整理，既是中國史學、歷史地理學學科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今日古籍整理開始面向海外漢籍搜尋與回歸工作的重點內容。

6月5日，《東方歷史評論》與齊魯書社在彼岸書店牡丹園店共同主辦沙龍，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華林甫教授、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汪前進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謝輝博士共同討論流落異域中國古地圖的搜集整理。

中國地圖如何流落海外？

本次沙龍嘉賓主要談及的，是一套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這批德藏古地圖大部分出自地方衙門的彩繪本。共有160幅，全部是單幅圖。直隸省輿圖有99幅、涉及91州縣，其中原有圖名的77幅、沒有圖名或圖名佚失了的22幅。山東省輿圖有61幅、涉及56州縣，其中原有圖名的52幅、沒有圖名或圖名佚失了的9幅。有的縣有兩幅圖。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華林甫長期從事歷史地理學、地名學、古地圖的研究，他對這套圖進行過一定研究。這些地圖如何流入到了德國？除了李希霍芬帶回德國的可能性之外，華教授推測還有可能是巨野教案后到一戰期間德國在山東的掠奪。為了給讀者留下進一步追尋的線索，他展示了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這批輿圖的入藏記錄。

這批古地圖并不是華教授在海外搜尋、探究的唯一一套古地圖，談及自己搜尋海外中國古地圖的經歷、認識，華教授認為海外輿圖的流播路線大致與該收藏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時間和地點一致。比如早期不少西方傳教士來華，在文化上與中國多有溝通交流，所以梵蒂岡、意大利即藏著不少中國古地圖。葡萄牙所藏的澳門地圖比較豐富，荷蘭則收藏了不少臺灣地圖。英藏中文輿地圖以東南沿海為主；德國覬覦山東已久，所以收藏很多華北地圖。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些國家也搜集不少中國古地圖。近代以來瑞典等國派遣考察隊來中國，所以它們也收藏了一些。“英國的中國古地圖主要藏于大英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等。德國主要是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法國主要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塞留分館等地。”華教授介紹道。

對歐洲所藏海外地圖關注不夠

本次沙龍嘉賓之一的謝輝博士，來自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原名為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特別重視海外基礎漢學文獻的整理，這兩年該院學者也開始逐步轉向海外中文文獻的整理。

談及目前國內對海外藏漢籍整理回歸工作的現狀。謝輝博士認為目前最主要問題是：日本、美國所藏漢籍受重視，而對歐洲比較輕視。重視日本和美國是有歷史淵源的。日本與中國在歷史上關系比較緊密，日本整理的漢籍目錄有的比中國還好。北大嚴紹璗先生、安平秋先生在這個領域用力甚勤。美國大部分著名圖書館東亞部的管理者幾乎都是中國人，如邵東方先生主持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東亞部，沈津先生長期供職于哈佛燕京圖書館等等。由于這些圖書館東亞部關于中國古籍整理工作都是由一批中國人整理，所以工作很容易開展，漢籍的整理主要是受限于有無項目和資金支持。

相比于日本和美國，學界對于歐洲所藏的中文文獻研究的少，涉及的也少。一是語言方面。英語、法語、德語相對還容易解讀，但是有些北歐文字，如丹麥文、瑞典文則很少人懂。曾經一位北外教授去瑞典尋訪，因語言不通，需要與本校瑞典文專業的教師合作才能開展研究。二是學界長時間認為，歐洲沒有善本孤本漢籍，價值少。同時海外訪書甚是不易，有些圖書館進館查詢需要收費，有的需要西方教授推薦信、具體的研究計劃才能夠接待。因此，歐洲藏漢籍的整理成果相對較少。在有限的整理成果中，重視古籍善本，輕視非書類文獻，如碑帖、檔案、地圖等。

雖然受到的關注不夠，但是歐洲所藏的中國古地圖數量并不少。

“中國學者重視地圖是有傳統的。地理是治史的四把鑰匙之一，沒有地圖也就無法方便地理解地理。古人讀書從來都是‘左圖右史’。沒有圖，看書的時候就不敏感。兩個地名好像沒有關系，但是一看地圖，就很容易明白兩者之間的交通、地緣政治關系。古代經世致用之學的都是重視地圖的。利瑪竇來華傳教的時候就做了一份山海輿地全圖。后來中國古地圖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就傳入了歐洲。這批圖在歐洲的收藏相當普遍。除梵蒂岡圖書館等大館外，有一些不太有名的小圖書館也有收藏，有的博物館、檔案館中所藏的中國古地圖甚至比所藏的中國圖書還要豐富。”

地圖能講述怎樣的歷史？

關于這批輿圖的學術價值，華教授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是史學價值，一是地圖史價值。

從史學上來說，一，關于義和團的起源地點，一般認為義和團起始于梨園屯教案。據本次出版的Kart. E. 1951/11-83威縣輿圖與Kart. E. 1594/126 佚名之冠縣輿圖可知，梨園屯實際是山東冠縣在河北威縣的飛地。所以不能說義和團僅起源于山東，比較客觀的說法是起源于山東、直隸交界地帶。二，它是研究清末華北平原地理情況的瑰寶。比如，這批輿圖中涉及黃河銅瓦廂改道之前、之后的輿圖及具體表現地理要素內容都很豐富。關于文獻記載清代直隸境內西淀—即今白洋淀—東流的瓶頸之處，為趙北口的十二連橋，以前只有文字史料，Kart. E. 1951/11-10《任邱縣地輿四址全圖》上的輿圖進行了詳細標示，細數橋梁，確為十二座。三，為清末清代縣界的復原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從地圖學史上說，長期以來，古地圖研究以地理學界為主，他們的視角是看古地圖有無科學價值，標準是采用了哪種投影原理、比例尺如何、精準程度、是否遵循地圖學要素而繪制等。這些研究當然很有必要，為此學術界受益良多，但僅止于此是遠遠不夠的；歷史學界期望，能從歷史場景來研究古地圖，或許更為貼近歷史的真實。這批輿圖顯而易見的一大特征，便是實用，當時人們繪制它們并無嚴格的比例尺可言，更缺乏投影理論指導，僅有的計里畫方有時連方格也不能整齊劃一，卻發揮了實際作用，圖上無論用漢字、還是德文做的大量標記即為明證。這批圖還顯示了中國傳統輿圖的藝術創意。如Kart. E. 1594/106 佚名德平縣輿圖，以縣城為中心從里到外畫了四圈同心圓，十分引人注目。它每一圈代表之里距為十里，凡在離縣城十里左右的范圍都在第一圈內，第二圈距城最近十里、最遠二十四里，第三圈在距城二十里至三十五里之間，最外圍的是第四圈。這批晚清的縣級輿圖，在地圖學史上有何種價值，恐怕還將討論下去。

汪教授則進一步說明，“我們很少見到古地圖繪到村子的。明代有一本書叫《殿粵要纂》，里面的地圖繪有許多村子，但沒有名稱。而這本圖集，整套的圖都是以村落為主。對于歷史上的基層管理，過去相關材料非常之少。暨大的郭聲波教授最近剛剛完成清朝時期廣東省政權基層組織研究，出版了《清代廣東鄉都圖里建置沿革研究》，就利用了很多清代的地圖。其次，本書有很多重要的經濟史材料，比如集市的地點和每月趕集的時間，這對于商業史研究很有價值。再者，書中有關于劃界原則的史料。圖的注記中還有一些關于地區劃界的原則，如‘以梁為界’、‘以嶺為界’、‘以河為界’等。在古代，河是誰都不歸，是公用的。古代比較少有今天那種“以主泓線” 為界的概念，一般是以河岸為境界線。陸地上大多以分水嶺為分界線。”另外，汪教授特別指出，交通道路的史料有水程、路程。圖中的“四至八到”的距離都不是直線距離，而是跑馬距離，是路程。

就海外所藏的中國地圖來說，背后有怎樣的歷史值得討論。謝輝博士在沙龍中提出疑問：這批圖是怎么傳到國外的？傳教士等人帶回去這些古籍、地圖都是有目的的。如沙俄來華使團在俄國意圖侵略中國時候，搜集了大量地圖。同時，這些地圖對于海外產生了什么影響？而華教授也發現柏林的這家圖書館還收藏了大量直隸省其它輿地圖，其中包括德國陸軍參謀處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以德語、漢字雙語彩色印制了62幅直隸山東輿圖，華教授據此提出疑問：近代史上德國有無侵略直隸省的企圖？

與前述兩位嘉賓不同的是，來自汪教授更著意于從科技史的視角審視地圖。“只有弄清楚這幅地圖是誰繪的，以什么目的繪的這些基礎問題，史學界才能確切評估這幅圖的價值，進而利用之解決史學、歷史地理學問題。”

對于德國所藏的這套地圖，汪教授從地圖史的角度又提出了幾個問題。一，晚清時期，地理要素是怎么樣在圖上增加的？哪些地理要素是古代的、哪些是近代的？二，近代的地圖有什么特點？西學兩次傳入中國，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一次是在清末民初。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地圖的繪制方法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地圖繪制方法，這也就是地圖繪制的標準化過程。這套德藏輿圖又體現了當時地圖繪制怎樣的狀態？三，既然德藏這套圖是中國人畫的，那么是由誰組織的？是縣衙還是什么？縣衙又是怎么組織的？這個跟地方志圖有什么聯系？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