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得益于國家大力推進國學復興的大浪潮，墨家元素文化產品大量進入人們視野。例如2006年的古裝史詩電影《墨攻》，除了票房賺得盆滿缽滿之外，第一次通過銀幕讓國內外觀眾了解到墨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劉德華飾演的墨家子弟革離，秉持墨家“兼愛”、“非攻”的和平精神，只身一人前往梁國幫助守城，打退趙國大軍，頗有祖師墨翟“止楚攻宋”的風范。其中，墨家之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異質性”也是《墨攻》引起觀眾興趣的原因之一。

又如根據臺灣作家溫世仁的同名漫畫改編的動畫片《秦時明月》，如今已經出了5季，在國內擁有眾多粉絲，制作水準與日韓一線動漫相比亦不遑多讓。《秦時明月》中，諸子百家不再僅是舞文弄墨的學術流派，而是各具特異的武術宗門，撒豆成兵、奇門遁甲粉墨登場，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被演繹成武林高手的華山論劍，從荊軻刺秦一直演繹到楚漢相爭。其中，主人公荊天明是荊軻之子，后來繼承墨家巨子大位，與青年項羽并肩作戰，直至推翻暴秦。《秦時明月?諸子百家》這季的動畫播出之后，甚至帶動了不少動漫少年在線上線下自發組成“墨家”粉絲團，掀起了一波“墨家熱”。

不過，就像《尋秦記》中神乎其神的墨子劍法一樣，《墨攻》中的機關術，《秦時明月》中的尚同魔方、電光神行步，均是文藝工作者對墨家進行浪漫化的處理的產物。今天我們憑常識可知上個世紀初萊特兄弟才造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架飛機，而文藝作品中的墨家竟然在兩千多年前就造出了能飛躍萬仞城墻的熱氣球，帶領中國人率先突破地球引力，國人的精神勝利法堪稱世界第一。

影片中所謂的“墨家軍”，墨家出神入化的守御機關術，“墨者=俠客”這類“神話傳說”得以濫觴的心理基礎，正是國人渴望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急功近利心態。若從嚴謹的墨學發展史梳理以及墨家核心義理考證的角度出發，自然會認為將“墨者”和“俠客”劃等號著實荒誕不經。不過若站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來看，則對墨家形象做如是化約的處理，乃中絕千年、古奧難懂的墨家思想在當今時代之“落地”和“活化”的明證。

“儒俠”被投射在墨者身上屬典型“處境錯位”

今天追查“墨者=俠客”的謬種流傳，大抵可以上溯至太史公的《刺客列傳》、《游俠列傳》，人們對于俠客的想象多起源于此。《刺客列傳》載先秦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等五大刺客事跡，“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游俠列傳》載漢代著名俠士朱家、劇孟和郭解的史實，“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后世將墨者、游俠、刺客這三者形象相互混用，但傳世文獻所載的墨者形象其實是另一番光景：“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腓無拔，脛無毛”（《莊子?天下》）；“是以圣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答賓戲》）。

事實上，現今所謂“俠客”多為儒家式樣的“儒俠”，其被投射在“墨者”身上屬典型“處境錯位”。在各類武俠小說和影視作品中的大俠，他們行義動機多為上述提到的“恩義的私相授受”，在“義利之辯”的傾向“義高于利”或者不談利益，此種款式的“利他主義”與墨者的“兼愛、非攻、交利”完全不同。

然而，儒家個體性（道德小我通過文化陶冶的實現）、社會性（人文大我通過仁愛外推的實現）和孝愛（血親之愛）三個維度之間的矛盾構成儒家思想在“由親親而利他”的過程中存在無法化解的悖論。儒家內蘊差序愛的“推恩”（利他），其負面效應是可能推導出可以為了一己血親或者五倫小團體之利益而損害更為廣泛的他人，為某些特殊性團體的腐敗提供溫床。載于史冊流傳后世的諸多游俠刺客事跡，其行義的動機多歸此類，比如“士為知己者死”的豫讓——“君以國士待我，我必國士報之”。在利他上，儒者無法跨越血親和五倫小團體的范圍，走向更大的陌生他者的社群。

在儒家言說傳統占據主流的中國歷史上，墨者的“幽靈”每隱現于改朝換代政權鼎革之際，陳勝、吳廣、黃巢、方臘、韓林兒、白蓮教、洪秀全及其領導的事業亦常為后世比擬為墨家風味濃厚的農民起義和武裝抗暴。比之儒家孟子的“誅一夫”，墨者的“非攻贊誅”更容易與底層人民“階級翻轉”和“世代更替”的呼聲相融合。“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伐無道，誅暴秦”即是墨家樣式的主動“替天行道”，而非儒家樣式的被動“得君行道”。墨家思想能夠溢出儒家版本的官方正史而將影響力擴展到民間，多少與墨家起于手工業階層的階級屬性同廟堂之外的普通民眾更具“黏度”更加“適配”有關，乃相似階級心理的同理擴展，這多少也能解釋墨者與俠客被劃等號的部分原因。

墨者最寶貴之處是劍及履及、止戰非攻的和平主義精神

先秦諸子百家之中，墨子彪炳千秋的偉大人格精神和墨者劍及履及止戰非攻的和平主義者形象，在長時段的歷史流轉中被不斷疊加，形成一套反體制、反主流的“綠林好漢”文化符碼。墨者形象因此較之儒生的“文士”形象、縱橫家的“詭詐”以及隱士的“隱逸”顯得更加活潑動人。

其實，墨家功利主義的倫理體系規范原則，乃是承認人本身是“欲利”的（天下之利歡），只有通過得到利益才能“體愛”，所以仁人當為人謀利益。從墨家文本中所征引的“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中”、“孝，能能利親”，似乎可證“兼愛”并非“一個人愛一切人”，乃是指“一切人愛一切人”，非僅局限于報“君恩”、報“親恩”這般的倫理格局之中。

在利他主義上，墨家在“義利之辯”中提出“義，利也”，不同于儒家“義者宜也”，直接將“義”界定為“利”，從理論上取消了二者的對立。墨家對義利關系的定義，具備一些超越血親情理的性質，但并不否定血親情理，表現在利他主義上，就是“義利同一”——利他的同時就是利自己利親族，兼愛的同時就是愛自己愛親族。墨者的“兼愛利他”甚至預設了“自愛”（Self-love），其面向之豐富絕非化簡式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能夠一言以蔽之。墨者行義更像是經過縝密算計冷酷布局以完成“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既定戰略目標的實證行動，非孟子式的充斥道德理想主義的狂熱信念倫理。

墨者以和平為念，非攻保衛的是自己的家園，所謂“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形容的是墨者在制止侵略時的勇氣，因為凡是侵略都是非法的，如默認侵略合法，只會助長戰亂，導致生靈涂炭。墨家元倫理其中一個要義是兼愛，兼愛首先及于人，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非攻是實現兼愛的手段。非攻首先作用于公領域而非私領域，兼愛首先落實在公德而非私德。因此墨者行義的基礎遠超過血親倫理或者儒家五倫之內的恩義的“私相授受”，絕非刺客和游俠可比，乃真正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當代涉及墨家倫理比較研究的西學之維時，常將墨家功利觀與密爾的功利主義相互比較。密爾認為正義和功利并非二元對立，從本質上說功利還是正義的基礎——“事實上，正義從未脫離功利”，似可與墨學通約。而在解釋利他主義上，密爾與墨子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質疑那些脫離于功利而建立某種虛構的正義標準的理論觀點，相反主張基于功利之上的正義才是整個道德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無可比擬的神圣性和約束力，也就是《墨子》所說的，“義，利也”。

冷酷實證主義者的墨子顯然不是什么黑幫始祖，墨家學派也不是什么刺客集團或者雇傭軍。我們認為, 歷史中的墨者是獨立于官府，行天下共義的一群人。首先墨家認為“雖上世至圣必蓄私”（即使圣王也有私利），“天下之利歡”（人人都沖著利益和愉悅而去），所以不可盲信人們的善意，對人絕非有任何所謂“同情和理解”。墨家又認為良知存在于百姓之中，“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所以官府不可信任，“君臣萌，通約也”（君王須與人民共定契約），甚至需要上下通察之監督，以防君臣們有隱私遺利。當時官府執法能力不足，除城市外很多地方是執法空白區，如此就需要墨者去保護弱小，是謂“獨立于官府”。 其次，當時的官府未必是在執行天下人的共義，這就需要有責任心有能力的人抗命暴官。如果鼓動人們反抗暴王，或者鼓動其他國家攻打該國，都會造成百姓的大量傷亡。墨家最強調不附帶傷害百姓，巨子孟勝為了不連累百姓，又能遵守與陽城君的信約，最終選擇自殺殉信，亦是一證，是謂“行天下共義”。凡此種種，大多與人們為“俠客”所框定的“政治正確”和“行為守則”有所出入。

墨家元素的文化產品，在未來中國只會越來越多，文藝工作者把墨家包裝成“任俠的宗師”或是“黑社會的始祖”倒也無妨，關鍵是作品能不能把墨家的兼愛非攻精神表現出來，吸引國人的不應該只是被幻想出來的神奇武功，而應該是墨者那種為正義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