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之死：對“老師”變成“老板”的追問

近期，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李鵬在一場爆炸事故中身亡的新聞引起了人們持續的關注，而發生爆炸的工廠是其導師張建雨獨資建立的真相被披露后，關于研究生和導師關系問題以及高校教師能不能經商的討論更趨熱烈。

針對這一事件，《光明日報》日前刊文指出，我國高校研究生培養所推行的“導師負責制”需要反思，因為這項制度在賦予導師無限責任的同時，也給了他們無限的權力，導師和研究生之間不平等的關系使得導師把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情況頻頻發生。而要打破這個困局，除了呼吁教師堅守職業底線，更應通過建立并執行科學管理制度來對導師權力加以控制。

《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探究導師與學生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系。文章認為，學生參與導師課題，參與一定的企業研發，在導師的研究項目中鍛煉成長都是合理的，但這不應該成為導師讓學生低價打工的借口，并援引著名科學家施一公所說的，“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p>

事件發生后，澎湃新聞采訪了多家高校的理工科在讀研究生，探究研究生為導師打工的狀況和各方對此的看法。在題為“研究生勞動力：多人講述在導師工廠經歷，有人失望有人爭著去”的報道中，多數受訪的研究生表示有“被迫給導師打工”的經歷，但也有人認為給導師打工可以為進入社會積累經驗，甚至存在“有時導師會給項目分紅，有師兄在讀研期間買了套房”這樣的“勵志”事例。

在此次爆炸事件中，學校事實上有禁止導師作為法人開辦公司的規定，但顯然沒有得到有效執行。而澎湃新聞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近年校企合作獲得支持，高校人員甚至被允許帶著科研成果保留待遇下海經商，工科專業更加鼓勵導師做實業。而在資源導向型的教師考核機制下，只要教師能完成考核指標，學校對教師其他方面對表現就會相對放任。

不過，不少學者都認為工科生的學習本來就需要結合實踐，因此導師讓學生去生產一線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但應有明確的規范和有效的監督。教育學者熊丙奇建議學校行政部門建立對教師職權的監督機制， 成立獨立的教師倫理委員會，對教師在教育和學術活動中違反規定、侵犯學生權利和學術的不端行為進行查處。

王汎森：滿眼都是“現在”的當代青年

王汎森

上周，“讀書雜志”公眾號刊載了青年學者袁一丹與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一次訪談，圍繞兩岸青年發展、學術生態等主題展開，頗具啟發性。

談到傅斯年在臺大師生心中位置的變化，王汎森給出了一個哲學性的觀察，即舉目都是“現在”。他認為，“一個社會里面，老人、中年人、年輕人，過去、現在、未來，三者關系隨時在變”，而現在一眼望去幾乎都是年輕人。在他看來，滿眼都是“現在”意味著缺少縱深和變化的可能，而要創造跟“現在”的距離十分艱難，人們如何建構“過去”也是他研究的課題。

袁一丹提出，“青年”問題從來都是政治癥候，當代知識青年的“煩悶”可能源于社會階層的固化、“主義”變為說教、私人領域的去政治化，導致日常生活失去方向感，甚至看不見未來。王汎森認為，兩岸都有大型政治意識形態的退潮，但青年有寬廣的可能性，“一代有一代之風貌，一代有一代之精神?！倍@一代青年，因為互聯網而變得全球化，就太容易使一切都成為“現在”而難以創造縱深。網絡提供的資訊看似多元，但常常變成同質的，導致年輕一輩在某方面跟前代相比更少多元性。

王汎森還指出，兩岸青年擁有登上此前被歐美人獨占的舞臺的可能性的同時，除了培養他們的國際移動能力，還應該訓練他們的根源感。而青年人對未來的焦慮與當下很多產業走到極限有關。他認為現在社會的高等教育試圖把所有人按照“第一名”的標準來訓練，存在“過度規劃”“過度教育”的問題，人應當在多樣的社會中生存。

關于當前的大學，王汎森指出整個世界都面臨大學中人文向度的消失，表現為指標化、產學合作等。他認為這一方面是大學演進的過程，贊成一定程度的智才收入和產學合作，但認為這些不應全面取代原有的部分?，F代大學在重視創造有形財富之外，還應注重無形資財的培養，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他贊同蔡元培、胡適、傅斯年對大學角色的認識，認為總要一些東西跟精神、文化、思想有關，而且最重要的創造都不是指標規劃出來的。

王汎森曾在臺灣“行政院國科會”工作，而美援離開后臺灣的學術研究就是靠“國科會”的項目來支持。但是項目一旦僵化為評價學校的指標，變成全民運動，就會出現流弊。他認為歐美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一是來源多元，而是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拿項目。

談到大陸新儒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價值判斷，王汎森對康有為的經典作為學術持贊成態度，但認為一旦被過度發揮超出學術紀律太遠則反而不妥，對儒家傳統的隨意挪用也會對其本身造成傷害。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其流弊，但其基本價值還在：科學，民主，對現代知識的追求，對多元的包容。

周濂：直面中國文明內部的野蠻因素

周濂

騰訊思享會公號近日刊載了一系列主題為“中國文明的歷史決斷”的學者對話，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周濂的發言受到了最多的關注。周濂認為中國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在今天面臨挑戰，我們必須直面中華文明中的野蠻因素。

周濂非常推崇歷史學者葛兆光提出的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的觀點，即用歷史的把中國看作“移動”的中國。例如現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應該把“元史”看作“蒙古時代史”，與之類似的“新清史”研究的興起，等等。周濂認為，這些新的解釋歷史的方式或許能打破很多迷思。

他進一步指出，古代中國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共同體，但1840年一來遭遇變局之后，中國的文化認同不再清晰；而中國的政治認同也并不聚焦于某一個王朝，這些問題都值得反思。

周濂認為中國目前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現代文明在中國取得的勝利而非中國文明在現代取得的勝利。而作為理性人，對中華文明中璀璨的東西予以禮贊的同時，也應直面其中的野蠻因素。他引用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中的數據指出，人類歷史上歷次屠殺或者戰爭當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從第二名排到第六名，全都發生在中國。我們必須反思，這種野蠻性是根植于我們的基因中，還是漫長的專制體制所塑造出來的一種公共政治文化原因所導致的。

此外，周濂認為中華文明的崛起應當是文明人的崛起，應當將其落實道每一個具體個體的日常倫理、日常生活中去。而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人顯然距離文明人還存在距離。

他最后指出，我們現在處在中華文明的歷史決斷時刻，無論是普通公民還是政治人物，都需要審慎地依照根據情境行動的責任倫理而非憑借一己之激情和意志行事的心志倫理的方式，去應對可能出現的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