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國史通論》，呂思勉著，張耕華編，中華書局，2021年7月版，32.00元

繼編定《呂思勉講中國史》兩年之后，張耕華先生又以《呂思勉國史通論》（以下稱《國史通論》）為題，精選呂先生的中國史評論，裒為一書，仍由中華書局出版。

凡認真讀過《呂思勉講中國史》的讀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對《國史通論》的閱讀，獲得對中國歷史更豐富的“問題意識”。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耕華為《國史通論》所立的條目，各皆準確而醒目；讀者根據這些條目，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感興趣的問題，而與呂先生同呼吸共議論，從中感受到一位大歷史學家的簡直、犀利、深邃和高遠，并啟發自己對中國歷史更深層次的思考和宏觀把握。

呂思勉有關“女系”的讀書筆記

筆者對呂先生的古史評論，并不陌生。而將此《國史通論》初讀一過，還是感到無處不在的新鮮。許多之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可以說是撲面而來，目不暇接。由此而深深佩服呂先生對那些看似普通的史料中所包含的豐富歷史信息的異常敏感，并慶幸有這樣一冊《國史通論》在手，隨時可獲開卷之益。茲略舉數端如下。

一、呂先生論中國上古的母系社會，筆者過去只注意到先生所謂“母系并非母權”、而且存在“舅權”，以及“贅婿”制度與母系社會的關系等論述，而對先生以《戰國策·秦策》所謂太公望是“齊之逐夫（贅婿）”、“《漢書·地理志》所謂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以及“《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等史實為證，說明我國東南濱海地區農漁之民的社會生活狀況、揭示中國“自東南亙于東北，土性肥沃，水利豐饒，農漁二業興盛之地，內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維持較久的”特點，而得出“把此等風俗的原因，歸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的結論，幾乎都忽視了。幸得耕華在此“女系不等于女權”條中，把呂先生在《中國社會變遷史》《中國宗族制度小史》《呂著中國通史》中的相關論說梳理、精選，為我能夠注意、理解這些問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而是書所列各條，也都有這樣的特點，對讀者是極有利的。

呂思勉為光華年刊題的“觀其會通”題詞

二、呂先生寫史，尤重世運。這一點，在《國史通論》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茲以“炎黃之際為世運一大變”條為例。關于炎、黃二族的斗爭，呂先生引《商君書·畫策》“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歿，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匹配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而謂“此數語，可為炎帝之族尚平和，黃帝之族好戰斗的鐵證。推想古時，似乎河南之地，適于農耕；河北之地，宜于畜牧。所以炎、黃兩族，因地利之不同，生事遂隨之而異；一旦發生沖突，愛好和平的農耕之民，自非樂于戰斗的游牧之民之敵；而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為黃族所弱了”。

蓋中國上古時代，無論游牧者，還是農耕者，還是他們各自之間，相互以武力兼并或自由聯合，都是頻繁發生的。這樣的歷史運動，越往后來，規模越大，武力兼并也必然越來越激烈。炎、黃集團的各自形成，正是這樣的歷史運動的結果。惟黃帝族之戰勝炎帝族，是一種征服與被征服關系的普遍建立。從這一角度，來理解呂先生所謂的“世運之升降”，即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社會的大變動，其性質是征服者剝削被征服者的；而“其善者，不過小康之治。并此而不能維持，就入于亂世了”。

上引先生所言，總共不過兩百字，就把炎、黃兩族生活狀態的不同及原因、“農耕的共產小社會”在社會生活和組織上的特點，以及炎帝族“自為游牧之民所征服，于是發生階級”和隨之而來的“世運”，都具體而又概括地講清楚了。這種既具體又概括的論說，在《國史通論》中隨處可見。

1935年，光華大學學術課外學術研究組織中國語文學會全體師生在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校內合影。前排右四：呂思勉；右五：張壽鏞；右六：蔣維喬；右七：錢基博

三、《國史通論》的“為魏武辯誣條”，極好地反映了呂先生知人論世的獨特風格。先生說，舉世都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而《三國演義》的前身是說書，說書人“總不過迎合社會的心理；而且一種見解，不是和大多數人的心理相合，也決不會流行到如此地步”，所以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認識英雄”。先生說曹操是英雄（不是奸雄），主要的依據，就是《己亥令》中所透出的消息：“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這正和后世的軍閥，務求擴充軍隊，以增長自己的權力相反。分裂時代的爭斗，其禍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是他老老實實說：現在不能離開兵權，怕因此而受禍，不得不為子孫之計。又老老實實承認：想使三個兒子受封，以為外援。這是歷來的英雄，從沒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說話能夠坦白；遮遮掩掩，修飾得自己一身無病的人，他的話就不可盡信了。現代的大人物，做自傳的多了，我們正該用這種眼光去判別他。”

社會上，向來有看輕“書生之論”的習氣。然而，真正的書生之論，其實是不能小看的。像先生這樣一位心地光明純潔的史家，對自己所研究的歷史人物之心地如何，自會有一種敏感。正是出于這樣的敏感，先生對曹操想等天下太平之后，把事情交給他所器重和信任的郭嘉，是毫不懷疑的。所以，對郭嘉病逝，曹操痛惜其命不長，先生真有一種“了解之同情”。先生說：“哪有蓋世英雄，他的志愿只為自己為子孫的道理？說這種話的人，正見得他自己是個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了。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在先生看來，曹操正是這種“公忠體國”“舍死忘生”的“文武全才”。此時，先生與曹操“獨抱孤忠，難以自明”，正站在同一境界上，正有一種深刻的天真。其知人論世，完全是出于一片至誠。耕華立此“為魏武辯誣條”，選輯精當，識見和品味亦佳。

1936年，呂思勉與語文學會合影（左四呂思勉，左五張壽鏞）

《國史通論》的好處，非以上所舉數端，可以道其大概。然而，讀此書，深感呂先生論史，有一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在評論歷史事件與人物時，總是能夠從一時代之大勢出發，對具體事件的發生與時代特征作綜合分析；同時又能從對事件的綜合分析中，細致入微地觀察時代的特征；因勢察事，以事觀勢。

比如，先生論“封建精神”。說當其時代，“治者階級的精神，最要緊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又如，論東周以前的“國學與鄉學”，說“一個是貴族進的，一個是平民進的”，“進到鄉學里頭，就有入國學的機會了；入了國學，就仕進之途也在這里了”，而平民（鄉學）教育的“優點是切于人的生活。劣點則但把傳統的見解（明人倫）傳授給后生，而不授以較高的智識”，只有到了東周，“各機關中的才智之士，將其（一）經驗所得的智識，及（二）太學中相傳的宗教哲學，合而為一，而學術才能開一新紀元”。而先生論“宋儒不宜做政治事業”，則曰：“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內心上”，“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只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于其所處的地位，各盡其應盡的責任，以致不好”，而“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制度，正和這一種規制（專制政治）相反”，所以，“宋學是不適宜于競爭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迭招外侮了”。當然，先生對宋儒也有很大的肯定，即經他們提倡后，“士大夫的氣節，確實遠勝于前代”，“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的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

《國史通論》共三百四十七條，各皆以相近內容，系于相關章、節之下。各章、節之前，皆精選呂先生所論為提要，是寫得最好的導讀。顧頡剛先生曾說，呂先生所著中國通史，總有許多石破驚天的理論。張耕華先生所編的這本《呂思勉國史通論》，正可以幫助我們去領略其“石破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