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網絡時代，人類生活的基本形態發生了變化，文學形態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目前中國網絡文學用戶已達3億。經過近20年的迅猛發展，網絡文學不但形成了自成一統的生產、分享、評論機制，也形成了有別于“五四”“新文學”精英傳統的網絡大眾文學傳統，這一切都對傳統學院批評體系構成挑戰。

到底該如何從文明變革的角度理解網絡文學？如何看待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系？網絡文學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經典？網絡經典與“偉大的文學傳統”是否可以共通？面對網絡文學的沖擊，學院派研究者該如何面對？面對媒介革命可能帶來的文化斷裂，知識分子如何承擔起引渡文明的責任？這一切都是擺在當代文學研究者面前最嚴峻的挑戰。

6月1日下午，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與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學網絡文學研究論壇”主持人邵燕君在北京大學對談“網絡時代的文學”，長江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主持會談。

本次對談以邵燕君的幾本關于網絡文學研究的新著為話題——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網絡文學類型經典解讀》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小說研究》，以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15中國年度網絡文學》。

陳曉明致開場白時說，他認為本次會談可謂是一場高峰對決，也是一次“思殺”。李敬澤曾經是《人民文學》主編，從198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先鋒文學、現代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可以視為傳統文學的代表和守護人。邵燕君則可以說是今天中國新一代學者中，對網絡文學研究最為深入，最為廣泛，也是最有貢獻，成就最大的一位研究者。

李敬澤首先發言，暢談文學與文明的關系，同意網絡時代的文學是“印刷文明”通向“電子文明”的引渡之舟。他認為網絡文學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方向上，確實是預示著我們未來的發展。在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哪怕是在這方面的了解，都非常有利于我們去認識現在的生活、文化，去發現中國文學的新的可能性。不過他也認為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僅僅是網絡文學這一個問題，也面臨著我們傳統所說的“純文學”在網絡時代新的可能性問題。

邵燕君表示，李敬澤和陳曉明的到來證明網絡文學的研究不是邪路歪路，而是正路。她先回顧了自己的學術來路，闡述了她作為一個學院派的研究者，為何轉向網絡文學的研究。她認為今天她走到網絡文學這里，并不是另辟新徑，而一直是順著自己的路徑在走。“網絡文學很可能是不久的將來的主流文學，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我自然要走向網絡文學。”

陳曉明也認為邵燕君是通過對她自身研究道路的梳理，展現了傳統文學向網絡文學變化的某種軌跡，通過一個研究者的思想的變化，來勾勒當代文學本身出現的一個內在的變異。陳曉明隨后還提出，整個傳統文學不管是創作還是寫作，都是虛構文學，虛構是有一套理論和現實依據的，但是網絡文學是虛擬的文學，在虛擬里它自成一套游戲系統就行了。因此他希望李敬澤和邵燕君談一談從虛擬意義上，網絡文學意味著什么，它本身建立了什么樣的美學規則與美學方法。

針對這個問題，李敬澤著重從“網絡性”的角度來論述了他對網絡文學的看法。他認為網絡文學確實有很多新的特質，但同時也必須說明它在很多方面也是舊時代的回響。網絡文學不是一個全新的，根本沒有來路的，純粹是在網絡上生長出來的東西。他抓住了“網絡性”這一概念，覺得“網絡性”是更重要的東西，認為也許有的網絡文學是沒什么“網絡性”的，也許有些所謂的傳統文學反而是有“網絡性”的。而“網絡性”要求我們認真思考現在的生活形態對于人到底意味著什么，對于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

邵燕君認為“網絡性”確實是網絡文學最核心的概念。不過她更傾向于從媒介革命的角度來定義網絡文學，網絡文學是網絡媒介下的一種文學形態，它不僅是在網絡空間傳播的，更是在網絡空間生產的，“網絡性”是內在于它的文學性的。網絡文學本身是人們在網絡中生活的結果。

李敬澤進一步追問，邵燕君在媒介革命這樣一個世界性框架里談問題，但中國的網絡文學在世界范圍里卻是一個特例。邵燕君則回應，中國網絡文學風景獨好，是特例但不特異。她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特殊的文化體制，使我們在印刷文明時代，類型小說、商業小說一直不發達，沒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作家、讀者、分享的體制，所以我們的類型文學一直是空缺的狀態。并且網絡文學因為有媒介的阻隔，在當時確實是最自由的，基本上像野草一樣生長著，這是一個契機，國外沒有這個契機了。

邵燕君還補充道，這不只是傳統文學的“補課式反彈”，網絡文學不是電子文明最受寵的文藝形式，而是印刷文明的“遺腹子”。在這個網絡時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主導文藝就不是網絡文學，而是電子游戲。在一個正常發展的媒介之下，這個時候文字應該是不受寵的藝術了，跟它爭奪的其實是圖像、音樂和游戲。只有在印刷文明的時代，人類迫不得已才用文字表達一切。當可以用影像來表達的時候，未必就繼續借助文字了。在網絡時代，文字本來也就沒有這么大的容量。但中國情況恰恰相反，本該壓制網絡文學發展的ACG一代因為沒有本土“食糧”，很大一部分轉投了網絡文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網絡文學確實是個特例，但恰恰得天獨厚地呈現了在網絡媒介之下文學的可能性。

此后，三位老師還進一步探討了網絡文學的主體性問題，認為網絡文學帶來了對自身的新的想象方式，拓展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對自我的想象。還談及了網絡文學的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在閱讀關系、情感關系，包括在創作的參與關系上，網絡文學確實已經和印刷文明以來的傳統文學非常不同了。邵燕君還從“網絡性”引出了網絡文學研究中極其重要的類型研究。她認為類型不但是千百年來人類固有的情感模式和欲望通道，它的變化更是一種社會價值思潮的重要表現形式。我們需要把一個時期國民價值觀、國民心理趨向的轉變，落實到類型文、類型模式的變化上。

最后，李敬澤和邵燕君簡單討論了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的關系，一致認為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并不絕然是一個誰代替誰的過程。在媒介意義上，純文學或者說精英文學，都要進行網絡移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背后所有的文學傳統和它的文學資源、文學觀，就一定要被拋棄了。“網絡性”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特征，它是我們今天生活在網絡時代的人的性質。同時傳統文學積攢的大量的文學經驗，尤其是傳統文學體制培養的大量經過文學訓練的人才，這整個一百年的積淀，是網絡文學非常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