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28日，新成立的德意志“魏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1918-1933）代表在法國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這個五十年前曾經見證德國勝利、統一以及德皇威廉一世登基的地方，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

根據和約，德國必須單方面承擔戰爭的全部責任，并對戰勝國“割地賠款”。在西部，德國首先要將普法戰爭中占領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歸還給法國，薩爾地區（Saargebiet）由“國聯”代管15年。萊茵河中段左岸地區由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占領15年，右岸50公里內被劃為德國軍隊不得駐防的非軍事區。

消息傳回國內，引起軒然大波，憤怒和仇恨的烏云籠罩著戰后德國動蕩不安的社會。這種情緒也彌漫在了戰后德國的歷史學界，其內部自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以來便長期積累的“仇視法國”的情緒被一并點燃。

一批歷史學家有感于“時代精神”的召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組織和支持下，以若干大學為主要依托，發動了一場以德國西部地方史為對象的“西部研究”（Westforschung）運動，其使命是以文字和實物材料為基礎，拯救和發掘西部故土上的“德意志性”（Deutschtum）。隨著1933年納粹政權的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萊茵河畔的防御戰”又逐漸演變成了為德國對外擴張撰寫背書的進攻戰。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西部研究”

打響“西部研究”第一槍的是以波恩大學（波恩是萊茵河中段最重要的港口和商業城市之一）為中心，成立于1920年的“萊茵蘭歷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波恩研究所”）。該研究所不僅創辦學術雜志，組織相關學術論文和專著的寫作和出版，還發行了專門針對中學教育和普通民眾的《萊茵蘭史》與《萊茵蘭歷史便攜地圖冊》。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便是為“萊茵河畔的戰斗”提供學術給養。

繼波恩之后，名稱和形式各異的歷史、地理和民俗研究機構紛紛在弗萊堡、法蘭克福、海德堡、科隆等西部城市建立。除去這些地方性研究力量，兩個成立于東部城市萊比錫的跨地區研究組織——“民族與文化地區研究基金會”（1923年，以下簡稱“萊比錫基金會”）和“德意志民族研究會”（1931年，以下簡稱“萊比錫研究會”）則體現了某種縱覽全局的考量。在兩個組織的牽線搭橋下，來自德國各地的“西部研究”學者定期選擇某個西部城市聚集一堂，以若干主題為中心“共商學術和國家大是”，與會人員在緊張忙碌的會議之后還會集體搭車深入“故土”親身游覽和考察一番。

回顧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西部研究”，首先組織性嚴密，從屬的眾多研究機構和基金會高度依賴于德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以“萊比錫研究會”為例，該組織一半的資金直接來自當時的德國外交和內政部。其次，研究動機具有高度的現實性，用“萊比錫基金會”負責人威廉·佛茨（Wilhelm Volz）的話便是“我們希望在客觀和嚴格的學術標準下進行研究，然而必須立足于祖國的生存這個大問題之上”。最后，直到1933年納粹上臺之前，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Rasse）被普遍認為是一個“不夠成熟和應盡量避免提及的概念”，因為其缺少足夠的學術依據。施泰因巴赫在研究德國西部地方方言時便認為，在母語區域和血緣共同體之間畫等號的做法只是一種浪漫主義式的幻想。然而諸如“德意志性”、“民族”（Volk）、“民族地域”（Volksboden）、“民族類型”（Volksart）這些與“種族”概念有著密切關聯的術語卻越來越多地被相關學者們用于學術實踐之中，為日后納粹時期種族史研究的濫觴埋下了禍根。

納粹時期：從“收回故土”到“對外進攻”

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西部研究”尚能保持相當的學術嚴謹性，并且迫于當時德國的國家實力和政策而在邊界和領土問題上較為收斂的話，那么其在1933年納粹政權上臺后便逐漸“鋒芒畢露”，在二戰爆發后甚至明火執仗地為德國擴張版圖、搶奪他國家領土提供學理上的論證。納粹鼓吹的“種族”概念一躍成為了真理的標準，學術徹底淪為政治的仆從。

雖然法國在希特勒眼中一直是“危險的敵人”，但根據其“生存空間”理論，德國的領土需求主要指向東部而非西部。于是，針對法國、比利時、荷蘭的“西部研究”在納粹黨的高級干部眼中就遠遠比不上針對波蘭和蘇聯的“東部研究”。然而參與“西部研究”的學者們并沒有因此而氣餒，他們繼續著書立說，以求在學術和政治上為自己正名。

根據《凡爾賽和約》，緊鄰西部邊境的“薩爾地區”由“國聯”托管的條款于1935年正式到期，屆時將舉行全民公投以決定該地的歸屬權。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西部研究”的學者們意識到自己大展身手的時刻終于來了。

其實早在1926年，當時位于柏林的“普魯士文化部”和“德國科學特別情況協會”便牽頭成立了總部位于薩爾地區首府薩爾布呂肯的“薩爾研究協會”，以對抗之前由法國主導的薩爾地方史研究。為了改變之前零敲碎打，各自為戰的狀況，“薩爾研究協會”于1929年開始在德國內政部和文化部的支持下集協會內外之力，編寫同時面向學術研究和大眾教育的《薩爾地圖集》，并趕在全民公投前一年（1934年）將《地圖集》正式出版發行。

通過四十余幅地圖、二十余張照片以及一百多頁的文字材料，薩爾地區的自然地理狀況，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人口數量及其分布的變化以及宗教與文化的沿革都被有機地整合在了“既是薩爾的，又是德意志全體的”這條宏觀主線上，從而一方面讓《地圖集》走進薩爾本地民眾，著力表現了他們“美麗而富饒的家鄉”，另一方面將薩爾地區置于整個德意志的視角中，建立起二者之間“天然”的、難以隔斷的聯系。例如，通過對比《凡爾賽和約》前后薩爾的原煤和鐵礦石供應地區的變化，讀者便不難得出薩爾同德國其他地區古已有之的經濟聯系被《凡爾賽和約》人為地割斷了，而恰恰是法國通過《和約》霸占了薩爾。作為德國“薩爾宣傳戰”的重要組成部分，《薩爾地圖集》在出版市場上可謂洛陽紙貴，頭版發行的一萬冊很快便銷售一空。

1933年，路易十四時期法國軍隊修建的“皇家山”碉堡（位于鄰近薩爾地區的摩日爾河（Mosel）沿岸高地上，1687年開始修建，1689年被廢棄）遺址被當時德國的“帝國義工”清理和挖掘了出來。一批薩爾地方史學者很快便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將此碉堡視作路易十四時期法國侵略薩爾的罪證，并進一步揭露了法國自13世紀以來便一直奉行的吞并薩爾的政策。而這些文章的現實目的則是將《凡爾賽和約》論證成法國再次吞并薩爾，進而威脅整個德國萊茵地區的侵略前奏。

最終，正是憑借著此類有效的文化策略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方面的積極運作，薩爾地區在1935年3月1日舉行的全民公投中如愿歸屬于德國，參與“西部研究”的學者們初嘗勝利的果實。

1940年5月10日，德軍踏過邊境，正式展開針對法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西線作戰，并在短短6周時間內便徹底擊敗了英法聯軍，迫使法國簽訂投降協議。當時已是“波恩研究所”所長的施泰因巴赫在慶祝對法國戰爭勝利的演講中便歡呼“萊茵的戰斗終于結束了”，并將這場“開啟歐洲新秩序”的空前勝利歸功于偉大的“元首”。老一代歷史學家的代表，一向對希特勒政權持謹慎態度的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甚至也對此表示了由衷的歡迎。而“西部研究”的學者們則終于有機會跟隨德軍坦克的車轍馳騁于國境之外了。

從“西部研究”到“西部吞并”

講到二戰時期的“西部研究”，就必須提到歷史學家弗朗茨·佩特里（Franz Petri）。佩特里在1925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便一直在“波恩研究所”任職，并于1937年正式加入納粹黨。在“入黨”前一年向科隆大學提交的教職論文《瓦隆和法國北部地區的日耳曼民族遺產》中，佩特里在施泰因巴赫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根據地名學和考古遺址斷定，歷史上日耳曼人曾在今天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地區進行過大規模殖民活動，并將下塞納河至盧瓦爾河最北端的奧爾良一線規定為北方種族（日耳曼語族）和南方種族（羅曼語族）的分界線。到此為止，佩特里已經徹底將語言區域和以血緣為標志的種族共同體畫上了等號（這恰恰是施泰因巴赫當初所明確反對的）。而當他繼續主張現實中的德國邊界應當同歷史上的日耳曼種族共同體的范圍相一致時，德國對法國北部、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領土侵占便具有了某種歷史合法性。

1940年，佩特里以德軍在比利時占領當局文化負責人的身份來到布魯塞爾，開始在精神和文化上推行“比利時的日耳曼化”。為此，他直接將以施泰因巴赫為首的一批“西部研究”的骨干成員調至比利時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并多次親自發表學術演講，宣揚比利時境內人種與日耳曼人種的一體性：比利時境內講荷蘭語的佛蘭芒人在歷史上乃是純種的日耳曼人，而講法語的瓦隆人雖然只有一半的日耳曼血統，但仍然可以被歸化，因而比利時就是一個“非自然的、人造的”國家，其根本不具備獨立存在的合法性。當地黨衛軍甚至還為此人種學說專門做過生物學上的種族鑒定。尤其讓佩特里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在比利時的工作得到了偉大“元首”的賞識，因為希特勒表示他在將佩特里的著作反復閱讀后，對作者的學術水準產生了由衷的欽佩。

“西部研究”直接被運用于德國對外擴張的另一個例子是德國官方對所謂“法國東北線”的劃定。該線由法國東北的索姆河河口向東南延伸至汝拉省（Jura），被納粹政權視為戰爭“總勝利”（Endsieg）后德國的新邊界，也是其未來重新劃分歐洲大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后解密的黨衛軍內部檔案顯示，該線劃定的一個重要學術依據便是施泰因巴赫、佩特里等人的相關研究成果。“西部研究”就此成了“西部吞并”。

隨著1945年德國的再次戰敗投降，肇始于上一場世界大戰之后的“西部研究”運動無可奈何地失敗了，昔日“對西方復仇”的喜悅轉眼被此刻“德意志浩劫”的痛苦所取代。要對德國史學上的這一頁進行全面評價是復雜而困難的，但可以蓋棺定論的是，用今天的學術眼光來看，“西部研究”，特別是其后期的方法和結論，只能算是一種特定時代學術畸形發展的產物。

施泰因巴赫和佩特里所大量運用的地名學理論在今天的語言學學者看來只不過是一種“業余的、漏洞百出的類比性語源學方法”，而這些作品所基于的那些看似豐富而縝密的材料也存在著根本性的“硬傷”。“西部研究”中那些有關日耳曼民族的論斷大多可以看成是十九世紀種種德意志民族神話的最新翻版，后世學者已將其逐一解構。然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還要數在納粹統治期間成為法定真理、并造成災難性后果的那一套有關“民族、血緣、種族、空間”的概念話語，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正像德國學者彼得·許特勒（Peter Sch?ttler）所言，當這些相關學者為了種種目的而主動接受并篤信了這些概念話語之后，不擇手段地虛構事實，將歷史變成神話似乎就成為了他們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