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混血兒”鄭成功

古代中國南海、東海方面的赴日帆船，借夏季南風北上，往往直指日本四大主島中最接近中國大陸的九州島。而地處九州西北部的平戶，往北經博多、關門海峽、瀨戶內海聯結著日本的商業中心大阪、京都，因此成為商船輻輳之地。名震一時的倭寇頭目王直、明末海盜甲必丹李旦、顏思齊、鄭芝龍等均曾逗留于此，而參與華人海商貿易網絡進入東亞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勢力也紛紛在此設館通商。

明清鼎革之際，鄭成功出生于平戶，其父芝龍曾以此處為一基地馳騁于東/南海域，乃當時華人武裝海商集團之翹楚，其母田川氏即平戶人。今日的平戶偏僻而安靜，人口減少、市面略顯蕭條，只有鄭成功兒誕石、王直六角井、天主教堂、荷蘭商館等遺跡默默訴說著曾為“西日本之商都”的繁囂。2013年，新設立的鄭成功紀念館在川內町開館，館中復原了鄭芝龍一家當時的生活場景；每年7月14日在平戶舉行的鄭成功祭祀活動也吸引了來自臺灣和大陸的游客。此外，以鄭成功為主角的“國性爺合戰”相關劇目作為日本傳統名劇年年上演——在新的時代，與鄭成功有關的歷史遺產仍體現著其跨越國界的特殊價值。

鄭成功一生奉明朝正朔，于東西兩洋籌餉興軍，以閩廣一隅對抗強清，迫走荷蘭人收回臺灣，在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日本等地廣受崇拜。而在過去的三四百年間，日本人對鄭成功形象的塑造與宣揚，與其國情需要息息相關，在此簡單梳理，不揣谫陋，就教大方。

歌頌鄭成功的“日式忠勇”

順治十五年（1658），鄭成功北伐進軍南京之際，曾聯絡日本，在給日本“上將軍”的書簡中稱自己“生于日出，長而云從”，希望通過強調日本出身來獲取日方的支持。但由于當時德川家光政權嚴守“鎖國”政策，鄭氏的求援請求終未得到幕府回應。

此時日本統治中樞對成功的身世未有深入了解，認為海商首領鄭芝龍是在平戶“賣履送歲”，甚至混淆鄭成功與南明魯王一系的鄭彩為同一人。但是，一些日本上層知識分子（如幕府儒官林春勝等人）視清朝為韃靼、夷狄，并認為成功之母田川氏于泉州自盡、成功反清復明態度堅韌均因“母子共存日本武勇之風”，仍對鄭成功給予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自江戶時期起，泉州城破后田川氏寧死不逃，目睹這一幕的清軍言“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的敘述已成定式。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爆發，鄭成功之子鄭經從臺灣發兵大陸加入戰局，吳三桂、鄭經反清檄文亦經華商傳至長崎。林春勝雖還不能預測吳鄭之勝敗，但仍發出“若夫有為夷變于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的慨嘆，對反清一方的勝利給予了極大的期待。不過，三藩和鄭氏等反清勢力內訌不斷，尤其是起初打著復明幌子的吳三桂悍然稱帝之后，得知此一消息的林氏也隨之改變了態度，斷言吳三桂“非忠義而篡奪”，并認為吳、鄭為“蜂蟻之類，不足算也”。鄭氏臺灣降清之后，幕府根據不斷入手的大陸信息，開始理性看待清朝的治世，文書中對康熙的稱謂也由“韃靼康熙王”轉變為“賢君康熙帝”。

在日本民間，江戶時代日本出版文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大量中國舶來的明清鼎革相關書籍得以傳播復刻，由居住長崎的華僑后人收集故老傳說并參考諸書而編纂的《明清斗記》亦版印行世，其中就對“豪杰大丈夫”鄭成功事跡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以《明清斗記》等為基礎，被稱為日本莎士比亞的近松門左衛門創作了他的傳世作品凈琉璃《國性爺合戰》（1715年大阪竹本座初演，標題以“性”代“姓”表明其虛構），主角就是明朝國姓鄭成功。這一場面浩大的劇作風行日本，父在唐土、母在扶桑，和、唐混血兒“國性爺”和藤內（鄭成功）的忠義形象深入人心，當然，在這里“國姓爺”的勇力來自神國日本天照大神之加護，其忠義也源自日本世風之熏陶。

《國性爺合戰》之后，近松門左衛門還創作了《國性爺后日合戰》、《唐船噺今國性爺》等劇本，其內容都突出了鄭成功母子的日式忠勇，強調了神國日本的優越，讓在 “鎖國”狀態下局限島中的人們獲得了某種思想上的解放感與對于海彼清朝的優越感。

在江戶時期，除了從鄭成功母子的忠勇行為引申出日本作為“武忠”之國的優越性外，南明及鄭氏的日本乞師也被認為是“前代未聞，幕府武威遐播，神德光被”的證據——盡管幕府從一開始就壓根沒有打算派出援兵。

《國性爺》系列劇目的成功，在日本也引發了長時間的鄭成功熱，水戶藩藩主德川齊修就是鄭成功的粉絲。他甚至命彰考館總裁川口長孺綜合中日記載編著《臺灣鄭氏紀事》一書。就本書來看，其中也有以鄭成功為日人（成功亦猶吾民也），且標榜其忠烈“亦非我神州風氣之所使然”的明確目的。在江戶幕府末期尊皇攘夷思想的策源地水戶，鄭成功作為明朝忠臣持續抵抗夷狄清朝的事跡，可以說是在日本國粹主義的觀點下被重新發掘整理。

總體來看，雖然鄭成功生于日本，但直至起兵抗清乞師日本之時，幕府上層對其身份經歷都無深入了解，然而這并未影響日人對其抵抗韃靼清朝的正義性之認同。而“國性爺”劇目的流行更固化了鄭成功武勇忠義的形象，這一形象也被與日本民族的優越意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以“鄭成功抗清”動員“日清之戰”

在1872年將琉球王國變為琉球藩后，日本的目光開始瞄向臺灣。1874年5月，谷干城等率兵從長崎侵入臺灣，史稱牡丹社事件。同年12月，染崎延房編《臺灣外記——一名國性爺》刊印，書中即提到出兵臺灣背景下了解臺灣歷史的必要性，突出強調了 “日本魂”的體現者鄭成功開創臺灣事業之事跡。

這一時期，繼承江戶時代的、通過鄭成功來體現日本民族優越性的模式仍然存續，當然評價對象在武勇之外加上了日皇“萬世一系”的敘述。但同時，在臺灣出兵以至甲午戰后割讓臺灣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鄭成功作為“日本人”從荷蘭手中奪取臺灣，并在臺灣建立統治機構的敘述不斷被重復強調。

另外，日人還有著德川家光在明清鼎革之際未能應鄭氏請求出兵大陸的惋惜心態。小倉秀貫于1891在《徳川家光支那侵略の企図》一文中就寫道：

家光企此鴻圖，蓋因明清征戰勝敗未決，寄望突出奇兵以收漁翁之利，既聞福州敗績，終至斷念，嗟乎惜哉！其時百戰諫磨之士尚存，徒為髀肉復生之嘆，以家光英邁，決行此舉，則不啻于世界史冊永留赫赫雄名，或一變鎖國之策，同各國駢馳競爭，于東洋現出一大強國，亦未可知也。

小倉的說法影響極大，以后相關敘述多本此說。但是，近年東京大學小宮木代良教授詳細分析了德川家光政權應對日本乞師的過程，論證了德川家光一開始就無意應南明、鄭氏請求出兵大陸的事實。他還明確指出，認為家光企圖尋機進軍大陸的說法是“近代日本對外膨脹思想的反映”。

與此相對，鄭成功占據臺灣，卻有讓日人深感慶幸的一面。1894年出版的春陽堂《古今名譽實錄》為彰顯古今偉人事跡之作，其中對鄭成功的評價為：

臺灣島豈止富于山海之利，形勢誠東洋無雙，泰西諸國一旦傲然占據此處，則日本支那命運皆歸其掌中，縱有大政治家大豪杰出世亦無從施策。若成功未將荷蘭征服，復收臺灣為我東洋手中，則皇國清國之形勢必際遇非常之危險，東洋之人，敢忘成功遺績。

此處將本屬中國的臺灣泛化為屬于東洋，經此轉化，成功即從中華民族英雄轉為東洋中日之英雄。但這里除了慶幸列強勢力未能占據臺灣，是以中日沒有面臨更近距離的壓迫外，還有日本得以避免從歐洲強國手中奪取臺灣，而可從更弱的中國手中賺取之慶幸。

甲午戰前，清日對立。依田學海《國性爺討清記》（六合館弦卷書店1894年）就在其前言中云：“此書登載國姓爺以日本人之氣象與滿清戰斗之大略，要攻取臺灣，攻取臺灣慰藉國姓在天之靈。”鄭成功的抗清形象，作為動員日本人與清朝作戰的資源，于此得以強調。

不僅僅是臺灣，該書結尾部分更進一步發揮：殺盡清人，恢復唐虞殷周以來歷代衣冠之舊俗，在此之后令其歸我日本所有，則不亦快乎。這里通過鄭成功舊事，將清朝比為應該盡滅的夷狄，最后更要以日本統領衣冠中國，鄭成功事跡幾乎完全被當做日本侵華之歷史淵源。

另外，我們還能看到，日人對于鄭成功反清色彩的強調也影響到了清末留日中國革命派人士，宋教仁就曾認真研讀過川口長孺的《臺灣鄭氏紀事》，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等革命派書刊也對漢民族的英雄鄭成功給予熱情謳歌。

以鄭成功故事宣揚殖民臺灣

甲午戰后，割讓臺灣。1895年10月丸山正彥出版《臺灣開創鄭成功》（嵩山房）一書。序言中，丸山由平戶鄭成功紀念碑石（1848年建）談及鄭氏的日本出身，繼而褒揚其抗清、開臺之功績，以鄭成功為日本精神之代表。接著又談及日本占領臺灣事云：“將軍遺恨透于骨髓，雖死不能釋然之清朝，今不能抗我仁義之師，以媾和修好之結局，略整善鄰舊交，將軍終焉之地臺灣，歸于其生國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匪徒鎮定之期漸近，將軍之靈魂定亦喜悅翱翔于長空國土，仰我天皇高遠之威光深厚之仁慈。”以鄭成功故事為占臺正當性之宣傳。其在敘述鄭氏請援事時，還批評幕府逸失出兵大陸之機，對乞師的拒絕曖昧無理，沒有體現出“像男兒一般堂堂正正的日本”。

同年11月1日臺南民政廳設立當日，日本侵臺南進軍司令官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更親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謁。在其后發布的告示中高島強調成功“母子忠烈義勇，無一不出日本國風之余”，并命令“全島土民深思教化之處由，其能表敬，毋敢或妄瀆”。

1915年，中村久四郎就鄭氏乞師寫道：“然當亡國危機，古來妄自尊大之支那人對平生視為東海一小國之吾邦，亦忍嫌忘怨，乃至卑辭厚禮，其都督將軍稱臣請兵乞資，其心亦深可憐矣。而當時我國情竟不能斷行出援出資，千里遠來之使臣皆空手而還，瀝血披衷之書亦未奏效，實為明人所悲。遙想當時明國君臣苦心，予亦心動感傷，暗自涌淚。更以本邦政治家對大陸政策之眼光視之，遺憾嘆息之情亦深。”此時正當日英聯合軍攻占時為德國殖民地的青島之后，中村所發議論自與此時代背景深切相關。

1929年稻垣孫兵衛在臺北出版《鄭成功》（臺灣經世新報社）一書，該書是應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要求而作，田之前特別指示稻垣要著意向臺灣本島人宣傳鄭成功乞師日本之歷史。書中論及鄭成功及施瑯的功績有如下描述：

（臺灣）自鄭成功后始為一獨立之國，若天假鄭成功十年二十年，即菲律賓不能收其領下，但定會支配東洋海權，取得相當成績。惜臺灣領有翌年即成為白玉樓中之人。后為群小爭權之場所并舉國歸于支那。但是，其時如果支那仍從往日放棄此地之策，則肯定為紅夷荷蘭或西班牙乃至佛朗機撿取。如此要想再收入日本手中即不容易。因此，鄭氏之后臺灣為支那領有，可看做在我邦鎖國之時替我暫時保管，二百年之后復歸還于我，而施瑯反對放棄臺灣，即認為是為了我帝國亦不為不可 。

稻垣從日本的角度出發呼應了前述春陽堂對鄭成功從荷蘭手中奪取臺灣的評價。中國之臺灣變為東洋之臺灣，再變為鄭成功從西夷手中奪取后交給清朝保管、繼而送歸日本的臺灣。通過鄭成功歷史功績的牽線，日本臺灣當局也在強調著其殖民臺灣的“歷史合理性”。

1942年7月7日為“支那事變五周年”，石原道博在這一天為其著書《鄭成功》（三省堂）寫了序言。這本書里石原將鄭成功之舉動與日本侵華戰爭相聯系進行了如下表述：

倭寇之活躍從北部朝鮮沿海開始，經遼東、山東，次第南下江浙、閩粵，其中當然也攻略南京，進出臺灣、海南島，直指南海各地，此可以比擬鄭氏之沿海經略、南京圍攻以及東西南洋之商販貿易，乃至驅逐荷蘭人的臺灣攻略、懾服西班牙人的呂宋詔諭。而此次支那事變以來大東亞戰爭進展諸事之一斑，亦可看到與其一脈相通之處。

在這種極為勉強的附會中，倭寇之跳梁、鄭成功之抗清都好似為日本侵華戰爭作了歷史的演習。而在石原1945年出版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師的研究》（富山房）中，在論述鄭氏、南明乞師時不斷強調的“古代支那與我國唇齒輔車”之關系，也明顯是為 “東亞共榮圈日滿支一體”的政策進行歷史背書。

歷史上，日人遠洋航海并不活躍，1630年代后期“鎖國”令發后“朱印船”即遭廢禁，僅有少數遇風漂流人員具有海外經歷，因此體現日人與域外關系的歷史資源極為有限。在此情形下，有著日本血統、且為海商集團首領，還自立門戶與強清周旋的鄭成功事跡，成了日本對外擴張時能夠加以利用的稀有資源。江戶時代日人主要以鄭成功為媒介來進行自他對比，體現日本優越性；而明治以后的對外擴張時期，鄭成功與清朝的戰爭，鄭成功的日本乞師、臺灣占據，鄭成功與西洋列強的對抗等，都被利用為鼓動大陸侵略、宣傳日方開戰“正當性”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