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說到，“有利可圖”的債務行為的比重越來越低。那么，“有利可圖”的債務是誰創造的呢？毫無疑問，主要是銀行。

目前，在我國的社會總融資中，銀行信貸類的比重依然高達七成。而商業銀行多年來屬高盈利行業——2003年其稅后利潤尚不足330億人民幣，到2007年已高達4500億！即便在危機爆發后的頭幾年，銀行業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盈利優勢，截至2014年，商業銀行稅后利潤超過了1.5萬億，2003年-2014年其稅后利潤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42%。

不過，“花無百日紅”。2015年，商業銀行流年不利，稅收利潤增幅銳減至2.4%，盈利增長嘎然而止。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銀行不良資產進入快速暴露的階段。此前，筆者曾對截至2015年底銀行業的潛在不良做過估算，約為6.5萬億；而到2016年一季度末，銀行業不良和關注類貸款合計規模已升至7萬億，短短三個月增加了5000億。相應地，不良與貸款比值也提升至6.7%（季度增量數據年化處理后，相當于一年新增潛在不良約2萬億）。不良資產快速累積，意味著能夠帶來高收益的資產比重下滑，客觀上必然降低銀行業資產的整體回報率。

其次，銀行業資產負債結構的變化，導致銀行負債成本的提高，進而收窄了銀行利差（銀行資產收益率-負債成本）。截止2016年一季度末，銀行業理財資金超過26萬億，占銀行業總負債的16%。一般說來，銀行理財資金成本要高出存款成本2-3個百分點，“存款理財化”無形中提升了銀行整體負債成本和負債資金的管理成本。

我們具體來看一下銀行利差的變化。經過這幾年的多次降息，銀行業貸款加權利率由2013年底的7.2%降至2016年一季度末的5.3%。在這基礎上，加上上述負債成本的提高，銀行業的凈利差也由2013年底的3.1%，降至今年一季度末的2.11%。

一邊是自身資產質量下降，另一邊是凈利差收窄——銀行業的高盈利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苦日子真的來了。值得一提的是，宏觀層對“去杠桿”的態度堅決，實際上也就是否決了商業銀行通過新增資產來緩解前期存量問題的可能。

接下來，我們需要關心的是——銀行業的“苦日子”，對宏觀經濟意味著什么？

一個看得到的直接后果是，融資環境的“緊”。雖說貸款利率不斷下調，但實體經濟要借到錢卻沒那么容易了。微觀個體之間對資金要素的爭奪，將日益激烈。在理想的情況下，競爭中優勝劣汰，以銀行業為首的金融資金實現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進而帶動一大批代表新經濟方向的實體經濟快速成長。而這也正是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之所在。

當然，如果搞得不好，銀行業的“苦”也可能加劇實體經濟的“寒”（實體經濟融資困難，創新、創業淪為空談，等等），甚至是“傷寒癥”。

現在，我們尚不能判斷結局是好是壞，可以斷定的只是，中國經濟要扭轉頹勢，這一關必須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