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文明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2016年5月28日至29日，“藍色海洋文明與多元沿海社會”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來自海內外40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70余位專家學者就海洋意識的構建、海洋對地域文明的影響、海洋經濟以及海上交通與商貿往來、國家海洋權益維護等學術問題展開討論。

中國人與海洋打交道的歷史不可謂不早，但長期以來，中國文明與海洋文明似乎并無多少緊密關系。更為人熟知的是，“藍色海洋文明”用以指代發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而中國文明則是發源于黃土地的大河文明，塑造兩個文明的自然環境迥然不同，孕育出的文明自然在經濟、文化、民族特性等方面也不相同。那么，應該如何認識中國的海洋觀？

葛劍雄：中國應確立自己的海洋觀

在28日上午的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劍雄在主題發言中指出，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歷史地理環境、海洋環境確立自己的海洋觀。

葛教授說，我們習慣使用的是西方的海洋觀，但是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西方的海洋觀是以地中海作為樣本的。而地中海只有一個，建立在這之上的海洋觀自然有其特殊性。“地中海基本是一個封閉的內陸海，其內部有大量的半島、島嶼以及海灣。在古代沒有更好的動力和導航的條件下，地中海的航行相對容易、安全。而且，地中海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里是溝通亞歐非的絕好的路徑。這與中國不同。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圍集中了最多的古代文明，群星燦爛，交相輝映，這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海都不具備的。”

在西方的海洋觀中有一種認識：海邊的人心胸開闊、目光遠大。但這種認識是否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是否能夠將其應用于中國歷史的解釋？葛教授認為，這一點顯然值得討論。以中國的渤海灣為例，渤海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比較封閉的，古代這里的交通也很方便，但為什么沒能生成讓人遠航出去探索、追求財富的動力？其中一點就是，渤海周圍沒有相互吸引的文明，日本、朝鮮半島等周邊地區身處華夏文明圈內，受中華文明的影響。

“古代有個成語‘山陬海澨’，山隅和海邊都是荒遠之地。天涯海角，窮途末路。中國古人的這種認識如何理解，為何與西方的情形不同？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特殊的環境，確立自己的海洋觀，而不能完全延續西方的海洋觀。事實上，地中海的海洋觀也不適用于印度洋、太平洋等其他沿海地域。”

另外，如何看待海洋對于中國古代文明的影響，也應該就不同歷史階段具體分析。“當海洋能夠通向其他文明時，對海洋開放是一種進步。但是如果海洋還不能實現與其他文明的溝通，不開放海洋也不是一種落后。比如唐代前期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主要靠陸路聯系，也不能說當時的長安、洛陽就不開放；唐朝后期，阿拉伯的船隊已經到了廣州、泉州、寧波等地，這時候若是封禁海洋，至少在經濟方面是有損失的。”葛教授進一步說道。

魏楚雄：中國的海洋意識為何與西方不同？

來自澳門大學歷史系的魏楚雄教授原本研究中美關系，近年也開始關注海洋文明。他認同葛劍雄教授的看法，認為傳統中國并非只有大陸意識，它有海洋意識，只是這種海洋意識與西方不同。

從歷史上看，中國很早就開始和海洋打交道。三國時期孫權即派人率隊遠航，到達過夷洲（今中國臺灣）、柬埔寨、越南南部、泰國西部、老撾南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地區，并且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經濟利益。作為中國海上貿易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從漢代開始，廣州即與外部世界有廣泛聯系。

魏教授還舉例說，據官方記載從226-589這三百年里，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到達廣州的外使就有101個，他們來自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亞半島、印度、羅馬等15個國家和地區。唐朝不但減免了外商的稅額，設立了專門監管全國夷務的鴻臚寺，還在廣州任命了第一個市舶使。據《新唐史》記載，廣州通往外國的海洋航道達到1.4萬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航海通道，涵蓋了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等90個國家和地區。宋朝則在廣州設立了中國唯一的“市舶司”，而通過市舶司獲取的貿易稅收更是從3-5億銅幣長到20億銅幣，進口物品種類從70-80種增加到大約330種。

明朝政府雖然實行海禁，但廣州的朝貢貿易和民間貿易仍在進行，而且這期間還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及至清代，即使清朝于1757年關閉了在福建廈門、浙江寧波、江蘇松江的三個海關，實行“廣州貿易體制”，但這并未限制中國的對外交往和對外貿易。“16世紀，中國把澳門租界給葡萄牙人，葡萄牙人開辟了四條從廣州出發的全球貿易路線，通過廣州-澳門，可以到達里斯本、長崎、帝汶島以及利馬。1578-1638年，每年有75-150噸蠶絲制品從澳門運往長崎；而1585-1630年間，從長崎流入澳門的白銀總數達一千四百九十萬兩。中山大學范岱克專門研究廣州貿易，他認為，廣州貿易是近代‘全球’經濟崛起的最重要貢獻者之一。”魏教授說，“從這些歷史可以看出，實際上傳統中國有明確的海洋意識和海洋政策，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海洋安全、發展戰略。”

眾所周知的是，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歐洲就開始了殖民擴張的時代。西方海洋意識的核心就是殖民擴張、海洋強國。馬漢的《海權論》就是西方海洋意識的一個典型代表。傳統中國涉足海洋的歷史如此之早、如此之久，為何呈現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海洋意識和策略？魏教授以為，傳統中國的海洋意識之所以與西方不同，是因為傳統中國的內政外交都強調以德理政，以中原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對外部世界沒有強烈的軍事擴張意識，注重經濟、文化手段的同化。即使近代中國開始注重海防，也是受西方軍事侵略的刺激而生的防御意識。

對此，葛劍雄教授進一步補充說，傳統中國的天下觀中始終強調華夷之別，而蠻夷之地并非聲教所及之處，傳統中國甚至不屑于去同化它。“古代中國對外沒有辦過一所孔子學院，它沒有這樣的意識。傳統中國對外是‘開而不放、傳而不播’的，有一些文化傳播，往往是客觀上形成的文化傳播，比如流亡海外的中國人對當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