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最后幾天，春節臨近，對中國人來說，過去的一年十分糟糕。七七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八一三上海淞滬抗戰，首都南京丟了。抗日抗日，口號喊得驚天動地，大家都沒料到最后會這樣。1月26日，淪陷在北平的周作人寫了兩首打油詩：

廿年慚愧一狐裘，販賣東西店漸收。

早起喝茶看報了，出門趕去吃豬頭。

紅日當窗近午時，肚中虛實自家知。

人生一飽原難事，況有茵陳酒滿卮。

自從進了民國，舊體詩中最有趣的便是打油詩，雖然還罩著古舊長衫，離高貴已經有段距離。譬如胡適先生寫給周作人的《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不敢充油默，都緣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鐘茶”。若沒有抗日這樣的大背景，沒有國難臨頭，打打油還真是挺好玩。然而中華民族已到最危急時刻，再繼續打油就有問題。周作人這兩首打油詩，顯得很不正經，喝喝茶，看看報，吃點豬頭肉，放下閑書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須辭，完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樣子。查當時記錄，周作人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希臘神話考證》。

1月30日是舊歷除夕，周作人在日記中惡狠狠地寫了這么一句：

今晚爆竹聲甚多，確信中國民族之墮落，可謂無心肝也。

不妨想想當時情形，文化人不講起理來，讓人哭笑不得。憑什么你老人家打油喝茶看報吃豬頭肉，卻不讓老百姓過年放爆竹？毫無疑問，國家到這一步，大家心頭不好過，誰會真甘心亡國滅種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事實上此時此刻，很多文化人也沒閑著，留美出身的胡適選擇出任美國大使，在異國他鄉四處演講，直接影響了美國人的對日態度。梁漱溟先生專程去延安，與窯洞里的毛澤東徹夜長談，前后共談了八次，最長的一次通宵達旦。梁希望毛以國家為重，走改良主義道路，毛自然不可能接受，他希望梁讀一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梁漱溟是學哲學出身，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太能讀懂。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反杜林論》一度非常流行，我祖父、我父親都恭恭敬敬地抄過，我母親文化程度不高，竟然也抄寫過這本書。

1938年1月29日，也就是民俗小年夜，毛澤東致電鄧發，請他轉給遠在蘇聯莫斯科的王稼祥，說紅軍大學缺戰略教本，讓王搜集一些這方面書籍，趕快找人翻印。王稼祥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俄出身，屬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駐蘇聯大使。都說留日學生比較容易激動，以比周作人小七歲的郭沫若為例，他們情況類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結果呢，郭沫若拋妻棄子，毅然回國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戰，而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只是在日記中發牢騷，罵別人沒心肝。當時毅然拋妻別子離家出走的，還有留學英國的老舍先生，這位老北平去了武漢，投身到文化人集體抗日的洪流之中。

圖窮匕首見，不到最后關頭，人的真面目看不清楚。自從魯迅逝世，說周作人是文壇領袖并不為過，左翼文壇固然很熱鬧，很受年輕人喜歡，但是內行看門道，真正懂得文章好壞的，顯然更看重周作人的文字。因此淪陷北平的周作人一舉一動，便有了完全不同尋常的意義。為什么他不能像郭沫若或者老舍那樣離開北平呢？張中行先生晚年回憶，說自己當年曾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

那是盛傳他將出山的時候，我不信，卻敵不過一而再，再而三，為防萬一，遵愛人以德的古訓，表示一下我的小憂慮和大希望。記得信里說了這樣的意思，是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沒有明說，心里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的理想的破滅。他沒有回信。

不知道周作人有沒有收到這封信，即使收到，怕也不會太當回事。不回信意料之中，畢竟那時候的張中行還未滿三十歲，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屌絲和粉絲。不過這確實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愿。在1938年的北平，形勢非常險惡，日記中的周作人和現實中的周作人，正激烈斗爭，往后退一步蘇武牧羊，往前走一步李陵投降。讀周作人日記，大有要準備認領蘇武的意思。這一年的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飯店召開“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出席人員不是日本人，就是落水的漢奸，周作人居然長袍馬褂，也躋身于其中，一副灑然自得之態。

《大阪每日新聞》刊載了消息，并發表了會議參加者照片。好在是戰時，雖然有不太清晰的照片為證，大家聽到的還都是傳聞，有人憤怒譴責，有人將信將疑，也有人為之辯解。周作人心靜如水，頗有些出污泥而不染。在10日晚上，也就是參加座談會的第二天，又毅然至福全館，赴日本友人山寶之招宴。在旁人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周作人則泰然處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沒覺得這些事有什么大不了。熱愛周作人的讀者，最后只能用“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來形容他。與周同歲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自己很想派人去慰問周作人，可是在這特定時刻，“或者于他反有妨礙吧。不過正如我愛日本一樣，周作人之愛支那是當然的事，我的友情不會得使他人對于周作人之愛支那的事引起什么疑惑的”。

瓜田李下，有些嫌疑必須要回避，黃泥巴落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連日本朋友都明白的道理，周作人不會不知道。武者小路實篤還說，“我想聽聽周作人對于誰也不曾表白過的真心話。也想聽支那的人們對于日本第一希望什么。”周作人據此致信武者小路實篤，也是公開發表，作為推心置腹的回應：

現今中日兩民族正在戰斗中。既然別無通路，至于取最后的手段，如再講什么別的話非但無用，亦實太鄙陋矣。如或得晤面，則或當說廢話發牢騷，亦未可知，但現今卻是不想了，讀尊作后甚想奉書，又恐多言，如或使更感到寂寞則亦甚抱歉，故只此不贅，諸希諒查。

周作人這封信，很智慧地玩了一回不說之說的把戲，好像沒說什么，又好像都已經說了。然而有些事并不是周作人覺得怎么樣就怎么樣，你自己以為是一片冰心在玉壺，有信心同流而不合污，人家那邊已經為你坐實漢奸罪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通電全國，嚴厲聲討，請援鳴鼓而攻之，聲明應立即將周作人“驅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武漢的《新華日報》發表題為《文化界驅逐周作人》的短評，指出“周的晚節不忠實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現社會脫離得遠遠的”的必然結果，那些文化界中對所謂“碩子鴻儒”“盲目崇拜”的人，應以此得到一次教訓，“一個人盡管有了‘淵博’的學問，并不就能保障他不會干出罪大惡極的叛國行為來，并不能保障他們不做漢奸”。

由老舍倡議、樓適夷起草、經郁達夫修改的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發表了，這封信寫得很誠懇，其中不乏精彩段落：

我們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并希望先生做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可是，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在，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

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來對中華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于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

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

周作人最后成為漢奸，確實讓人心痛，也就是張中行說的那個“是別人可，他決不可”。偶像就這么被無情地打破了，“一念之差，忠邪千載”。胡適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寄到北平，是一首含蓄的白話詩：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周作人也寫了一首十六行的白話詩回答，聽說胡適即將赴美，所以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話，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

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文化人干的事就是有文化，干什么事都是文化。打啞謎，玩太極，走一步算一步，這些都是周作人的強項。他的最終下水，基本上屬于溫水煮青蛙，一點一點加溫，從無到有，從勉強到嚴重到很嚴重，最后終于無法回頭。似乎游刃有余，很快黔驢技窮。“深得無動于心之妙諦”的周作人，聰明終被聰明耽誤，不該參加的會參加了，不該拿的錢拿了，坦然去赴日本人宴會，最后到偽政府里任職，寫鼓吹東亞共榮的文章。最讓人感到不堪的，他老人家居然沐猴而冠，穿上了日本人的軍服，去檢閱童子軍。

一失足，千古恨，文化終于不能再遮羞。關于周作人的下水，有過各種分析各種解釋，無論周作人自己，還是那些喜歡他文字的好心人，說來說去，都難免避重就輕，都說服不了別人。譬如編造“地下黨”身份，譬如保護了北京大學的校產，玩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把戲，用時髦的網絡語言就是千方百計為他“洗地”。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墨悲絲染，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再潔白的蠶絲，顏色變了就是變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因此“染不可不慎也”。

1942年12月，小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戰爭爆發。大漢奸周佛海在日記中哀嘆，覺得此戰一開，惹怒了強大的美國佬，日本帝國恐怕難逃失敗厄運。重慶的國民政府喜出望外，窗戶紙捅開了，中美兩國終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聯手。中日雖然開打很多年，直到這個時間點，我們的國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戰。作為一名職業軍人，黃埔一期生的宋希濂接受記者采訪，明確表示他看到了勝利的希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作人，這位被大家認為充滿了智慧的長者，根本不懂什么叫國際政治，看這段時期的日記，不是他請日本人吃茶聊天，便是赴日本人的宴會喝酒，似乎活得非常瀟灑。在北平的文化人，遇上日本人找麻煩，第一個本能反應，是趕快去找“周啟明”，也就是說趕快找周作人。為什么呢？因為周是可以在日本人那里說上話的。

12月26日，周作人在偽中央電臺作廣播演講，講題為《日美英戰爭的意義與青年的責任》。一二三四說了很多，每一條都很丟臉，每一句話都可以作為罪證。動不動就是要為東亞民族解放而戰，“我們身為東亞民族的人，應當在此時特別緊密聯絡，團結一致，以對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這是東亞民族最緊要的時期，我們切切不可以忽略”。責任也好，意義也罷，無論怎么振振有詞，都是大東亞共榮圈那一套胡說八道，出自能寫一手錦繡文章的周作人之口，真讓人情何以堪。好在當時媒體并不發達，沒多少人聽廣播，講話稿發表了，也沒什么人愿意閱讀。人在做天在看，那年頭做漢奸也不容易，要不停地開會，趕場子發言表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兩個月，周作人忙得不亦樂乎，一個會接著一個會開，宴會吃了一頓又一頓。日本人很在乎宣傳，而且顯然是被暫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

不難想象抗戰勝利，周作人應該會有的狼狽。此一時彼一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南京和上海開始了對漢奸的大規模檢舉，緊接著北平也著手清算。周作人曾有過去延安的打算，知道國民政府肯定饒不了他，但是真去投奔共產黨，人家也未必會歡迎。結果呢，認賭服輸，以漢奸罪被逮，判處十年徒刑，關進了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我祖父說起周作人，總是覺得很惋惜，認為他“思想明澈，識見通達，實為少數佳士，即使做奸，情有可原”。現實總是殘酷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周作人這樣那樣，偏偏他就是這樣那樣了。許廣平先生在周作人被抓的那幾天，曾在上海對祖父談起過周作人，說周做漢奸后的“種種表現，皆貪吝卑劣，且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擋箭牌，以為啟明先生尚為漢奸，他何責焉”。祖父將這段話記錄在了日記上，說自己“聞而悵然”，心里很不痛快。

周作人比祖父大了將近十歲，他弟弟周建人也比祖父大，祖父敬佩周作人的文章，與周建人私交更好，他們在商務印書館共事多年。“文革”后期，我作為一名中學生，曾經見過周建人，他是人大副委員長，出門可以坐紅旗牌轎車，在當時代表著非常高的國家領導人待遇。有一天過來跟祖父聊天，紅旗轎車就停在胡同里，不知什么原因，汽車拋錨了，然后又來了一輛，小胡同里一下子停了兩輛紅旗，很是扎眼，許多孩子遠遠地在觀看。與魯迅和周作人相比，這位作為三弟的周建人學問如何，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他當過浙江省省長，還當過共產黨的好幾屆中央委員，后來又是民進的最高領導。

我小時候不止一次聽父親說起周作人，他當然也是無意中聽大人說的，意思無非周作人這家伙向來言行不一，說是一套，做又是一套，說他過日子太講究，什么都很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文章雖然寫得很漂亮，可文章漂亮又有什么用呢，還不是當了漢奸。抗戰八年，正是父親接受中小學教育的年頭，他隨著祖父逃難到四川做難民，受周圍環境影響，對叛國投敵的漢奸深惡痛絕，有一種天生的仇恨。周作人被判徒刑，完全是情理之中，很顯然，對漢奸，僅僅只有一個道德審判還不夠，該法辦還是得法辦。南京夏天很熱，老虎橋監獄通風條件非常差，黃裳先生曾有文章記錄當時的情景，看見周作人光著上身，笨拙的身體在席子上爬，完全一副斯文掃地模樣，旁邊還放著個裝花露水的小瓶子，顯然是用來驅蚊止癢的。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都知道，魯迅與周作人兄弟絕對不能繞開。可以喜歡或者不喜歡他們，但是你必須要有足夠的了解，必須認真地去讀他們的作品。否則就會有太多人云亦云，就會有太多誤讀，而人云亦云和誤讀的重要原因，可能還是因為周氏兄弟文字太多，真要耐心讀完并不容易。好文章要慢慢品，與許多研究現代文學的朋友聊天，都會有一種差不多的觀感，剛開始，你會覺得魯迅文章好看，像投槍像匕首，看了覺得過癮，到后來，便會覺得周作人文章更有味道，更好看更耐讀。說起周作人的下水，每一代人看法不一樣，出發點不同，結果也就不同。祖父那一代讀書人，崇尚他的學問，總體來說是敬重和惋惜。父親那一代，印象中的周作人，也就是一個落水的大漢奸賣國賊，肯定好不了，他的結局是罪有應得。

我們這代人對周作人的觀點，相對復雜一點，既沒有祖父他們那代人的敬重和惋惜，也沒有父輩那代人的輕蔑。我們小時候，漢奸當然不是什么好東西，是壞人，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壞人，所以他們都差不多，都一丘之貉。還有“地富反壞右”。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好人和壞人，壞人太多，天下烏鴉一般黑，像周作人這樣的便基本上被淹沒了。如果不是攻讀現代文學專業，不是為了一個碩士學位，我很可能根本不會去接觸周作人的作品。問題在于，改革開放以后，右派平反了，地主富農摘帽了，反革命變成一個十分模糊的詞，國民黨反動派也不是過去那個概念，唯一不太可能更正的是漢奸罪名。

自古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老百姓心目中，文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漢奸和男盜女娼一樣，永世都不可能翻身。周作人的不幸是遭遇到了北平淪陷這樣的亂世，他沒有挺身而出，恰恰相反，半推半就地挺身而入，從出世的風流儒雅，變成入世的自甘墮落。周作人之幸運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很快垮臺，改朝換代讓他成為真正的隱士，事實上，他只坐了短短三年牢，在解放軍還沒過江前就被釋放。此后的十八年，除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人在劫難逃，他的生活也談不上太糟糕。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他照樣寫文章，數量很多，質量也不錯，真不能寫就翻譯，用各種各樣的筆名發表，每個月有四百大洋仍然入不敷出。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周作人落水本應成為文化人心中永恒的痛楚，毫無疑問，沒有人會原諒他做了漢奸這個事實，然而也未必會有多少人太當真。過去一百年，中國文化人一方面不斷地扮演崇高，說不完的大話，另一方面又有著太多無恥，太多讓人難堪，因此，周作人的故事讓人痛心，也容易讓人聊以自慰。它給了我們一個可以鄙視他人的制高點，給了我們一個五十步譏笑一百步的機會，仿佛舊時指責鄰人偷盜女子失節，人們與生俱來的道德優越感，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油然而生。崇高感的誕生，并不是因為自己真的有多崇高，而是我們覺得別人還不夠崇高。口號越喊越響，節操卻一次次落地，正因為如此，也就有了后來歷次政治運動中文化人的尷尬，有了上綱上線，有了檢舉揭發批判，有了互相構陷落井下石。

中國文化人的最大不幸，不僅僅是遭遇亂世，生命受到威脅，更多是在不知不覺之中，一步步放棄了抵抗。明末清初的時候，面對清廷威逼和誘惑，顧炎武有一句十分體現文人之雄壯的話，“刀繩俱在，無速我死”，意思是說，你再逼我，我就死給你看。人皆有怕死的一面，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死也就沒什么太可怕。侯方域沒人逼他，并沒有刀架在脖子上，大清只用一個恢復科舉，就將他給降伏了。因此《桃花扇》的故事精髓，在于國難當頭，是與非的判斷上，一個妓女很可能比一個文化人更有骨氣，更明白道理。做人應該有底線，然而人生之困惑，往往是我們并不知道底線在哪，經常會書讀得越多，越糊涂。

事實上，有意無意地，周作人一直在悄悄為自己辯護，他可以認錯，可以認罪，是不是真在懺悔，只有他心里才明白。巴金先生說起“文革”，認為最大的悲哀是很多人并沒有罪，卻真心地覺得自己有罪。認罪不認罪，懺悔不懺悔，是一個不太容易說清楚的話題。抗戰勝利后那幾個月，各路漢奸仿佛熱鍋上螞蟻。1945年11月16日，十分平靜的周作人寫了一篇《兩個鬼的文章》，振振有詞，痛斥中國士大夫的言行不一致，說他們所做的事，無非是“做八股、吸鴉片、玩小腳、爭權奪利，卻是滿口的禮教氣節，如大花臉說白，不再怕臉紅，振古如斯，于今為烈”。

在這篇文章中，周作人說自己很幸運，終于可以不再與虛偽的士大夫為伍，“吾輩真以擺脫士籍，降于墮貧為榮幸矣。我又深自欣幸的是凡所言必由衷，非是自己真實相信以為當然的事理不敢說，而且說了的話也有些努力實行，這個我自己覺得是值得自夸的”。周作人說所有這一切其實“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學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甚么奇事，然而在現今卻不得不當作奇事說，這樣算來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憐的了”。聽其言觀其行，真不敢相信此時的他竟然還能這么說，還能有這樣的自信，寫完文章二十天后，12月6日，周作人便以漢奸罪被逮，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監獄。

周作人說自己文章中向來有兩個鬼，一個是流氓，一個是紳士，話說得有些繞，拐彎抹角，不熟悉他文風的人，很可能不明白要表達什么。三言兩語也解釋不清楚，說白了，就是好文章要包含兩種氣息，在看似講道理的文章中要有流氓氣，在看似搗蛋罵娘的文章中要有紳士氣。一味講道理難免“頭巾氣”，一味風花雪月難免輕浮，在寫作技巧方面，對文章之道的精通，周作人絕對是高手和達人。你可以不喜歡他的為人，然而不妨礙欣賞他的文風，學習他的文字。只是欠了賬都得還錢，功不唐捐，在現實生活里，在有意無意中，無論是耍流氓，還是裝紳士，一定要慎之又慎，認真再認真。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讀周作人文字，還是那種感慨，總會有一種心痛，惋惜他的落水，更痛心他被人鄙視，讓人看輕。那些人格上還不如他，那些遠比他更不光彩的行為，在政治正確的旗號下，大話空話言不由衷，溜須拍馬隨大流，爭名奪利，動輒上綱上線，檢舉揭發批判告密，各種無恥和不堪，都可以肆無忌憚，都可以堂而皇之。龍游淺水也罷，虎落平陽也罷，現實就是現實，事實不容改變，禍因惡積罪有應得，周作人顯然不足以成為知識分子的表率，他從神壇上跌落，名譽一落千丈，斯文從此掃地，因為他的存在，因為有他這塊擋箭牌，中國文化人的整體道德水平，似乎都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