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圍繞大學招生中的公平問題發生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斗爭，至今硝煙未散，頻頻發生相關的群體抗爭和社會爭議。

2014年，一些亞裔學生起訴哈佛大學，指控其招生中存在對亞裔的歧視。2015年，數十家亞裔組織向美國教育部和司法部提起了有關哈佛大學違反民權的申訴，但因哈佛大學已經被起訴而遭駁回。今年，這些社團改變策略，轉而申訴耶魯、布朗和達特茅斯等未被起訴的常春藤名校。2013-14年，加州亞裔認為州憲法修正案（SCA5）侵犯其高等教育權利，為此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和申訴活動。這些申訴在全美引起了深刻反響。

美國高校招生怎么了？究竟存在什么樣的不公平？眼下，國人高招公平意識空前高漲，了解下美國走過的歷程，也許會對我們追求進步的努力有所裨益。

平等旗幟下的種族優待

說起高等教育公平，人們最先想到的通常是“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主要是指美國聯邦政府在公共部門中為防止“基于膚色、宗教、性別和國籍來源”的歧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積極行動”的實施是為了補償黑人等因歷史歧視而權益受損的族群，并提高大學、醫院和警察等公共部門中的族群代表性，說白了類似于漢語中“優惠”政策。

大學最初并不是主戰場，“積極行動”始自職場爭取權益的斗爭，而且開始針對的是階級而非種族歧視。國會參議員瓦格納于1935年提出《國家勞動關系法案》以保護工人參加工會的權利，禁止歧視與工會有關系的工人，這奠定了權利溢出效應的基石，為日后各種少數群體爭取權利的斗爭提供了一個基礎構架。

將政策重點從反階級歧視轉向反種族歧視，始于羅斯福總統。他的第8802號行政令禁止政府和國防工業中的歧視行為，建立了“公平雇傭委員會”。杜魯門總統頒發了第9808號行政令，建立了總統民權委員會，并將種族平等的領域從雇傭擴展到教育、公共設施使用和個人安全等方面。

經過艾森豪威爾時期的降溫之后，肯尼迪總統重新燃起了“積極行動”的熱情。他的主要遺產是1961年的第10925號行政命令，確立了“積極行動”的概念。約翰遜總統任期是“積極行動”的高潮期，通過了著名的《民權法案》。《民權法案》在國會投票的過程中，其第七款所可能涉及的“配額”問題引起了激烈爭論。國會很多意見認為，消除歧視，yes,但為平等而設定配額，NO!這一爭論非常重要，預示了未來幾十年中一系列最高法院判決中爭論的核心問題。

福特政府以后，人們對“積極行動”的熱情逐漸下降。但是積極行動改變了美國社會，也改變了人們對公正和平等的看法。黑人和其他少數族群獲得了更大的平等權利，他們的歷史歧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償，得以在更有利的基礎上參與競爭。

但是“積極行動”也制造了新的問題。首先，它對黑人的歷史補償逐漸適用于其他族裔，使來自拉美的大量拉丁裔移民也享受到優待，雖然他們歷史上并沒有遭受不公。這不僅導致巨額公共支出，也導致了對白人的逆向歧視。

其次，種族因素在公共政策對話中的霸權地位，客觀上掩蓋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性別的不平等、階級的不平等），甚至于是加劇了這些不平等。比如過于強調種族問題，使沒有族裔優勢的下層人群原有的經濟社會機會進一步壓縮。

最后，“積極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將亞裔，特別是華裔排斥在外——曾經遭遇歷史不公的亞裔人群非但得不到補償，甚至平等競爭的空間也被壓縮。

可以說，“積極行動”在高歌猛進的同時，就已經種下了否定性的種子。隨著問題的發酵，其合理性也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一視同仁”VS“定向優惠”

“積極行動”之后，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學生獲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但也帶來了“逆向歧視”的問題，即白人學生即使考了高分（SAT），也有可能被黑人同學擠掉。

第一個挑戰高等教育中的“積極行動”的案例，是1974年的“德夫尼斯案”。當事人大學快畢業了官司還沒打完，最高法院認為訴訟雙方已經沒有“實際爭議”，裁定不予判決。但是，大法官布倫南在少數意見中尖銳指出，“這個問題還將回到聯邦法院和最高法院”。

他的擔憂很快被證實。不久，分數突出的白人學生巴基以同樣原因在加州最高法院起訴了加州大學。1978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學院錄取巴基。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將種族因素作為若干因素之一進行考慮并不違憲，但采取“配額”則屬違憲（還記得前邊提到的《民權法案》第七款的爭議吧）。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和1964年民權法案關于配額的規定，都決定了醫學院不應采取硬性配額。

然而，這個被《華爾街日報》稱為“大家都贏”的判決，僅僅解決了這一個具體案例，并沒有觸及“積極行動”之下的深層矛盾。最高法院 “和事佬”式的判決，注定了此類案件還會再三上演。

不出幾年，密歇根大學就遭到兩起白人學生的起訴。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判決中認為，“積極行動”合憲，但同時表示——“積極行動”不應是永恒的，因為對歷史不公的補償是有限度的，基于種族的“積極行動”在25年之后將失去必要性。也就是說，美國最終要回到“無視膚色、一視同仁”的制度上來。

然而，沖擊仍在繼續：2008年，白人女生費舍爾等因類似原因狀告德克薩斯州立大學。2013年，最高法院再做“和事佬”，沒有判決案件本身，而是將案件發回重審。2014年7月15日，上訴法庭做出支持大學的判決，又挺了一次“積極行動”。費舍爾繼續上訴，去年12月，最高法院開始第二次審理。不巧，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忽然去世，最高法院少了傾向于取消“積極行動”的一票。如果今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獲勝，又將任命自由派大法官，那么費舍爾勝訴希望更加緲茫。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告狀的多是白人，但亞裔同樣是“積極行動”的受害者——甚至于，白人僅僅是享受不到優惠，而亞裔卻是受到了雙重的“正向歧視”。隨著維權意識的增強，美國華裔開始對大學招生中的不平等發提出抗議，遂有了文章開頭提到的系列申訴。

回歸“一視同仁”的坎坷之途

回歸“一視同仁”之途，首先在州的層面展開，其中最激進的是加州——1996年，通過的著名的“209法案”，加州成為美國首個禁止公立大學在錄取標準中考慮種族因素的州。此后，全美多個州立法反對“積極行動”——華盛頓州（1998）、密歇根州（2006）、內布拉斯加州（2008）、亞利桑那州（2010），新罕布什爾州（2012）、俄克拉荷馬州（2012）。

然而，就在各州跟隨加州的腳步嘗試回歸“一視同仁”的形式公平時，加州卻發生了對這種“反動”的“反動”——2013年底，加州參議院一位拉丁裔參議員提出了一項州憲法修正案（SCA-5），要求修改“209法案”，將種族等因素重新引入到加州公立大學系統的錄取標準之中。

究其原因，無非是加州的亞裔、特別是華人孩子太好學上進，成了進入大學的主力軍；而大量拉丁裔移民的孩子在公立大學里的比例不斷下降。所以，拉丁裔要求恢復“積極行動”，使自己獲得優待。如果該議案成為法律，亞裔學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大為減少。

這一回，華人群體不愿再當“受氣包”，舉行了空前規模的抗議維權運動。去年3月，加州眾議院將法案打回參議院，華人算是取得了一次難得的階段性勝利。

永遠的弱勢群體？

但是，包括華人在內的亞裔群體還遠遠沒有獲得公平。在黑人被歧視的年代，亞裔地位更差；黑人翻身了，帶上拉丁裔和印第安人，卻甩下了亞裔；白人反對“逆向歧視”時，反的只是自己不受優待，卻毫不反對亞裔遭受“正向歧視”。事實上，即使在回歸了“一視同仁”的招生體制下，亞裔仍然受到歧視。

美國學者的多項研究，都證明了這種種族性歧視的存在：在高中成績同等的情況下，白人學生被錄取的幾率高出亞裔學生三倍，亞裔在任何一個SAT分數段的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同等背景條件下，亞裔進一流名校的分數線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

除了上述這種基于膚色的系統性歧視外，私立大學的其他一些招生“貓膩”也不利于亞裔等弱勢群體。哈佛、耶魯、斯坦福等私立名校都有各種形式的“特招”政策，學者戈登（Daniel Golden）的研究認為這種“特招”生的比例為15-20%。

首先，是校友優惠（legacy），父母畢業于一家大學的學生被該校錄取的比例要高很多。斯坦福校友子女被錄取的比例為非校友家庭的兩倍多。哈佛大學教授赫維茨（Michael Hurwitz）的研究也發現，校友子女的錄取率比一般人高得多。

學者卡倫伯格（Richard Kahlenberg）對此持嚴厲批評態度，因為名校校友的子女本身已經擁有了優越條件，再給以優惠待遇，會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在談及“費舍爾案”的裁決時，卡倫伯格說，如果“積極行動”違憲，那么校友優惠政策也應該取消，因為不能只取消黑人等有色人種的特權，而保留白人精英群體的特權。

其次，是捐款者優惠，只要家長向大學捐了足夠的錢，學生錄取名校的概率就會大很多。據摩爾（Justine Moore）的文章報料，獲得斯坦福大學優待考慮的捐款門檻是50萬美元，他還舉了一個真實案例：一位在高中79名同學中排名40位的女生，因其父曾向斯坦福大學捐款7500萬美元，以遠低于平均成績的SAT，成為該班9名申請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中唯一被錄取者。

最后，還有教師和名人優惠。大學老師的子女最容易被錄取，政治家及各路名人后代也有可觀優待。據摩爾的調查，斯坦福一位院長的侄子竟然也被錄取，雖然高中成績只能算中等。

這種制度和社會背景下，亞裔該追求什么樣的公平呢？如果堅持大學自由招生，那么在美國的現有程序之下，亞裔肯定倒霉。如果追求補償正義，那么亞裔本應得到更多優待，可是由于亞裔人少、溫順、政治影響力小，仍然分不到一勺羹。

看起來，似乎一視同仁的“分數為王”最適合亞裔，事實上亞裔學生在分數上的優勢確實帶來了亞裔學生比例的大幅上升。但是人家大學有一個萬能借口——“多樣性”，連最高法院都認可了大學可以制定增加“校園文化多樣性”的政策，在錄取中隨機應變。美國的華人朋友曾經向筆者吐槽：在中國高考至少知道拼的是什么，在美國卻只能拼盡全力打一場不知道戰場在哪里的“全面戰爭”。甚至有華人建議，不要給孩子起能看出種族身份的名字，以免申請時被“潛規則”，可是姓氏怎么辦？

美國人為“高招”公平而斗爭的歷史顯示，起決定作用的往往不只是抽象的公平原則。人數、力量、嗓門和動員能力的大小，常常決定了社會不同群體間的博弈結果。而斗爭妥協的最后產物，不管你滿意不滿意，就是美國社會所能接受的“公平”底線。

這種“公平”實現模式的啟示是：不同利益群體通過行政、司法或社會抗爭等渠道來維權，有助于釋放社會壓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進步。但僅靠這種方式并不一定保證結果的公平，有時還會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各個群體為自己的利益而抗爭是天經地義，但畢竟社會是一個共同體，必需要在小的公平和大公平之間找到平衡點。而且，一旦群體抗爭走過了頭，就會使政府決策和社會政策陷入不作為、改不動的僵局，最終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