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張泰榮苦嘆著：“人生道上的一切辛味，實在嘗得夠了……大地的一切一切，全旁落在惡魔的權威之下，信目所瞻，僅是黑暗，黝悽，陰慘……”此是自體經歷了炎涼的心曲，也是目睹了世間慘劇的悲憫。于是，他要“把自己的血，變為開放著的殷紅新艷的鮮花”，或因之萌生了教養奉化孤兒的愿望，

在莊崧甫、孫表卿等前輩鄉賢的支持下，張泰榮奔走呼告，勸捐籌款，歷一年籌辦，創設奉化孤兒院。歷七年經營，院務、診療、制度、規章俱臻成熟，并增設竹、藤器、縫紉、印刷工場作為院生實習勤工之所。1929年回奉省親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慨允孤兒院名譽院長。設工場即為宋美齡提議，故運作很得地方助力，漸及擴充院舍，經費略有余，即加收女孤，到了1933年孤兒院還“置田地、買巨牛”以建設農圃場。

“帝鄉”盛名，地利人和，孤兒院的事業蒸蒸日上，在院孤兒也近百人。與事者也褒獎以“粲然大備，成績卓著”，然而作為慈善機構，此項事業一路生發，無時不需要外界人力、物力幫助和扶植，即便自有產業，也難以為繼。在1934年的《奉化孤兒院第三期報告》中所知：“每年收入約八千左右，支出則九千余元，收支兩兌，尚差數千元”，如謀以“擴充則更形艱難矣”，故“經濟竭蹶彰彰而明”，身為奉化人的王正廷（字儒堂，耶魯博士，同盟會員）自慚“頻年在外，鮮居鄉閭，襄助院務甚微”，惟念“同人苦心孤詣，締造經營”，號召旅外浙江同鄉“樂輸為助”。

奉化人在民國一代，固然乘時趁勢，而其地方風氣也得益于清末也因一批納新而不棄舊的民元勛臣，而孤兒院發起者并兼院長的莊景仲（崧甫）在清末時是學堂舍監，名重鄉里的士紳，在清末時因支持學生拆庵擴充龍津新學堂為故家百姓拆房驅逐，不得不逃難至寧波，在同鄉并同志的孫振麒（表卿）幫助下，在甬設立“新學會社”出版新藝書籍（農書為主），銷路不佳，孫卻更注資分設“新學會社”于出版中心的上海，莊崧甫從此常駐，時值辛亥前夕，新學會社成為浙籍革命黨聚議之所，如陳其美、周淡游等，都是其間常客。莊崧甫亦因此認識了孫中山，并加入同盟會，后竟成為革命元老而榮歸故里，并出任奉化議會會長，仍葆其務實樸質之精神，主張農本、啟蒙與不擾民。議會提案多是設立女校、取締私塾；禁煙禁賭、設義冢、禁婚嫁奢靡這類親民議案；后來抗戰期間，對躲避戰火的孤兒院建茅屋還是磚房也是體貼入微地設法、指點。

鼎革之后，新學會社又成為浙籍尤其是奉化籍政商界人士在上海的活動中心，也是浙籍在滬謀生者告幫之所，故雖無同鄉會之名而具其實。魯迅最初的幾本小書也曾請新學會社代為分銷。新學會社也代理奉化同鄉在滬諸事務，1922年尚在小學執教的張泰榮，在上海得到親戚匯款，即由“新學社介入”。后來奉化孤兒院發起固然在奉化，但募捐、匯款、收款，新學會社一直發揮著基地和樞紐工作，張泰榮在孤兒院創立后到上海，幾乎每次都在新學會社落腳，后來旅居即使在他處，仍會前往新學會社拜望莊崧甫、孫表卿以匯報商量孤兒院募捐、管理等事宜。

張泰榮是孤兒院捐務組負責人，孤兒院捐款有四種：一常年捐，大約170余人，數額從一年數百到十幾元不等，建院十多年，大多年年不輟；一基金捐，截止1934年，招募二萬八千余元；一為普通捐，積銀五千四百余元以及十三余畝的田產捐助；一臨時捐，分為慶奠、物品、圖書等三種，所謂慶奠臨時捐，如上海聞人杜月笙因杜祠落成，捐款一千元，寧波仁濟醫院成立，捐款一千元；而普通鄉民日常多捐助蔬菜、糧食等。臨時捐的數額，多達上千，微僅面粉一袋、針線若干，均有詳細記賬。宋美齡捐款兩千，特旨設藤工場；而兩任縣長也分別捐過100元。這兩項一是“第一夫人”捐助巨款，一是父母官撙節嘉勉，故張泰榮及孤兒院都很重視，格外單列。在1934年的孤兒院報告冊上可以看出，捐款從建院之初的二十余本捐冊已經增加到一百多本，從原先主要局限在奉化、寧波擴展到象山、定海、鎮海、上海、南京、北平，甚至星家坡。各項類捐款已經形成常例，金源固定且穩步增加。

從張泰榮日記中可知，孤兒院善款盡量采取了多頭存貯與投資，對此莊崧甫特為有過指示，而張泰榮也與同事多有商榷，旨在金融危機或銀號倒閉時盡量減少損失。所以善款存貯分散于寧波各銀號，也間有投資國債或不動產、田產。善款籌措之初，端賴莊、孫等人在浙江政商精英中的影響力。孤兒院開院初（1928年），莊崧甫曾專為籌措孤兒院善款，在上海大東酒店廣招奉化及浙江政商旅滬精英，出席者如司徒克秋、鄔志豪、江良通、江良達、竺通甫、何紹庭、何紹裕、何鹿山、何耿星、王士佳、余華龍、汪成謨、汪寶棠等，大體與奉化旅滬同鄉會相侔；1933年，又帶領浙籍政商在上海與吳鐵城、潘公展等聚會，席間發言也屢屢號召捐募善款。在上海，浙籍政商界人士大多際遇較佳，也熱心桑梓，依靠他們的資本，確實為孤兒院募款打開了局面，而這些善款關系的擴大以及日常維護、收捐，主要依靠張泰榮的熱情、堅韌和責任感。張1933年、1936年的日記都有在滬奉化等浙籍人士在上海居住點的詳細記錄。他幾乎每年都到上海數次，每每盤桓一周以上，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奔走募捐和收繳捐款。曾經在短短十天內，走訪拜晤了褚慧僧、朱守梅、鄔志豪、王儒堂、何耿星、周和卿、王廉方、司徒克秋、周德初、袁恒通、顧鼎梅、周荊庭、王士佳、王和興、江仲權、汪寶棠、毛文亨、江良通、江輔臣、蔣良達、卓葆棠、宋簡香、毛濂卿、王儒懷、陳基明、汪壽田、朱煥章等，將近六十人。其中慷慨者固有之，而“唯唯”者亦復不少。

為著孤兒院畢業生的就業，張泰榮也屢屢赴上海聯絡求告于熱水瓶廠、鉛筆廠、金筆廠、鐵路工廠、航空學校等，而孤兒院的畢業生也多在鄔志豪的絲綢廠、周荊庭的華孚金筆廠（1966年易名英雄金筆廠）等同鄉實業中謀職營生。

鼎力支持張泰榮募款事業的奉化同鄉中，周荊庭尤可一提。周先是在漢口經營文具業，因憤慨于自來水筆全需進口，1927年輾轉到上海與同鄉竺芝珊（蔣介石妹夫）、沈百年創建華孚筆業（即后來英雄金筆廠前身），1937年華孚金筆廠已經擁資20余萬，員工200多人。周荊庭與張泰榮年紀相近，相識甚早。周在創業之初，張泰榮每每砥礪不已。后來張每為孤兒院募捐，周荊庭一直也是支持不遺余力，不但捐款，也盡量招收孤兒院畢業生入廠務工。兩人一為民族實業，，一為桑梓孤幼，都善用同鄉袍澤。

1930年代的前半段時間，江浙一帶局勢平穩，故張泰榮的募捐事業也相對順遂，如實業銀行，如上海王和興、和笙昆仲、如竺梅先等又均有大宗捐款，而其他各種例捐常捐更是難計其數。孤兒院的征收花銷，可想其賬目及相關文件何其浩繁，僅以1933年為例，張泰榮收發各類信件就達上千封，主要是關于募捐和收捐事務。日記中常見其終日整理函牘、清理捐務、催捐勸款（而孤兒院在張泰榮主管的近三十年里，賬目始終明明白白，毫厘必清）。亦可見張泰榮的奉公自愛，以及不畏煩難，不嫌瑣碎地勸募善款，管理經營。

1938年初，張泰榮應時任奉化參議會議長胡次乾邀請，“擔任抗日自衛委員會財務組事體”，張“以為救國工作，誼在必諾”。從此日記中又頻繁出現張為抗委會的各種事務奔波忙碌。院務與抗會財務都不輕松，“不勝暇給”，皆需“花費許多心血”，更需有堅韌的定力，張泰榮事事躬親，也不勝其煩，常嘆“案牘勞形，窮年兀兀，苦不可言”，可嘆息甫止，1938年年底奉化水災慘重，“省府賑濟會”與國際紅十字會到縣賑災，張泰榮又一連十數日，接待向導，履看考察各處災情，并接手分配“一萬七千余賑災款項”，發放各“應領村落”，事畢又“覆省府文，審核帳款”，而院務會務積牘又已“煩不勝理”。

發大愿易，而一生踐行而不改初衷則難。莊崧甫、孫表卿等身居高位且常駐上海、寧波，是故孤兒院的賬目管理乃至日常院務的實際領導人就是張泰榮。在為孤兒院募捐善款的事業中，張泰榮自己也得到了社會的承認與精神世界的圓滿。浙省教育廳長、奉化縣長履新，孤兒院必然是其考察首站；周荊庭、王和興、鄔志豪等同鄉巨賈捐贈巨款而不稍疑；莊崧甫、孫表卿這兩位浙江民國元老更是在孤兒院事業的穩定發展中對張泰榮的人品與能力深為信賴。

張泰榮日記不啻為張泰榮一生之“功過格”，如1938年4月18日，張泰榮在日記里寫道：“予月領薪俸居全院之最高，一切享受俱屬高乘，若再不覺悟，一為往日悠游卒歲，良心固已泯滅，更將何以對社會人士與報答孫、莊二丈厚意乎。”這段話在張泰榮日記里并不算特出，絕無粉飾的自我剖析是為了砥礪鞭策自己“須更以刻苦之精神……立定腳跟，勇猛精進”，他也每每因為想到一條為孤兒院籌措善款的方法或者因暢想孤兒院的改進發展而“頗覺津津有味”或“殊覺有味”。歸震川有云：“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如莊崧甫、孫表卿等固然是奉化乃至浙江比較典型的士人代表，而張泰榮雖絕無勝朝功名，在新民之國也只是學徒出身，但他以一腔熱忱服務桑梓黎民，以仆仆風塵與碌碌有為造福社會、成就自己。他的摯友曾為贈詩，贊其“男兒莫待庸庸老，一事功成即丈夫”，確實是張泰榮一生事業與精神的知己語。

由此想起，霍布斯曾說“擁有朋友是權勢”，“在平時或戰時做事精明謹慎的聲譽是權勢，因為我們愿意把自己的管理托付給謹慎的人，而不愿托付給別人”。從這一意義上講，張泰榮不單局于奉化一隅，甚至在浙江都因為他的熱情、堅韌和清白而擁有了權勢。在此“權勢人物”一詞在鄙民齒間已近乎寇仇的濁世中，我們展讀這位昔日的“權勢人物”的日記，感受著他在生活瑣細與事業奔忙中的種種體悟，會升起對世界的善意、激起人性的信念、興起對未來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