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0日，美國財長宣布，20美元紙幣的正面將印上美國著名廢奴主義者哈麗特·塔布曼的頭像，美國的20美元紙幣換頭像風波算是塵埃落定。在美國政治正確的語境下，女性或少數族裔頭像登上美鈔大概有某種必然之勢。不過，令人驚訝的是，美國財政部長杰克·盧起初打算撤下的并非20美元紙幣上的杰克遜，而是10美元上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須知漢密爾頓乃美國第一任財長，是杰克·盧的老前輩，又被譽為“華爾街之父”，如果他被踢下美元，而熱衷于廢除銀行的杰克遜反而呆在紙幣上，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杰克·盧的真實想法，外人難以探知，然而，在美國的眾多“國父”中，漢密爾頓長期受冷落，倒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即使到今天，漢密爾頓的某些思想，還是與主流經濟學格格不入，這或許是現任財長希望第一任財長徹底淡出公眾視野的真實原因吧。

漢密爾頓：不受歡迎的美國第一任財長

漢密爾頓參與締造了紐約市的第一家銀行——紐約銀行。銀行在當時的美國是新鮮事物，但漢密爾頓對此事興趣高漲，他認為銀行將有助于振興紐約市的商業。1784年，漢密爾頓被選為紐約銀行的董事，他獨自為這家新機構起草了章程，而這份章程后來被許多銀行作為模板，由此奠定了美國銀行業最初的制度——僅此而論，漢密爾頓要被踢下美元簡直是匪夷所思。

然而，在漢密爾頓的時代，許多美國人認為銀行是一個黑暗、神秘的行當，平民主義者對此尤其反感。有些人譴責紐約銀行是英國資本主義的提線木偶，農村居民對此偏見尤深。包括杰斐遜在內的許多南方人看來，紐約市是一個由銀行家和商人控制的親英派堡壘，他們稱其為“漢密爾頓城邦”，將其等同于“邪惡的倫敦”。諷刺的是，杰克·盧所不想撤下的杰克遜正是一位對現代金融抱有偏見的美國人。美國資本主義的成長，遠比很多人想象得艱難。

除此之外，在其它許多觀點上，漢密爾頓也與當時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及一般民眾不搭調。作為聯邦黨人的主將，漢密爾頓參與美國立憲的故事，不必在此詳述，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些與眾不同的想法。

漢密爾頓厭惡政治煽動家，認為他們是在利用民眾的無知來鼓吹民權。他警告說：“危險的野心大多隱藏在熱心于民權的虛偽外表之下，而非主張建立穩固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中。”事實上，他日后最大的政敵杰斐遜，正是最熱心于民權的政客。然而，令一些美國人不安的是，漢密爾頓的主張看起來像是鼓吹君主制。在公開的會議上，漢密爾頓擔心：“將權力給多數人，他們會壓迫少數人；將權力給少數人，他們又會壓迫多數人。”這種擔憂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漢密爾頓使用了“君主”一詞來比喻不受階層沖突和地區利益影響的公正的政治仲裁者：“這個約束力量就是君主……政府里應該有一個能夠抵制民眾偏見的人。”更可怕的是，漢密爾頓似乎流露出了對昔日母國的熱情贊美，根據麥迪遜的記錄，漢密爾頓“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國的政體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懷疑比其遜色的體制是否適用于美國”。對于新近從英國獨立的美國人來說，大概沒有什么話語會比這種對前母國的贊美更加刺痛神經了。于是，關于漢密爾頓乃君主制擁護者的說法也就不脛而走——盡管事實上他只是強調穩定的政府與高效的行政權——這極大地影響了他在一個共和國里的當世名聲與歷史形象。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態度，是審視漢密爾頓政治觀念的試金石。面對革命恐怖的升級，漢密爾頓難掩失望。“爭取自由本身是一種高尚和光榮的事業”，他指出，“當這種事業以寬容、公正和仁慈為前提時，它理應博得崇尚人性者的尊重。如果這種事業被罪惡和暴戾玷污，它將失去人們的敬意。”漢密爾頓認為革命不應該在一夜之間把過去的一切全都推翻，也不應該否定法律、秩序和傳統。這種保守主義氣質與英國人接近。

不過，正如銀行一樣，漢密爾頓所鼓吹的不少事情，在當時的美國雖被視為異類，卻成為今日美國的立國之本。這些異端事物包括工業、債券、常備軍、海軍以及美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存在。的確，今人或許很難想象，美國人一度并不想組建強大的軍隊。但漢密爾頓認為：“戰爭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是一門要用意志、恒心、時間和實踐才能掌握并完善的學問。”這是對民兵神話的否定。針對不少人認為廣闊的海洋可以隔絕來自歐洲的威脅，漢密爾頓指出：“航海技術日益成熟……使相距遙遠的國家成為近鄰。”而全力組建海軍也是為了發展貿易。不管怎樣，這些思想，在獨立之初的美國，不合時宜，不受歡迎。但是，憑借與華盛頓的政治聯盟，漢密爾頓成為了美國的第一任財長，也為美國的財政體制奠定了基石。

漢密爾頓為何主張貿易保護

與政治理念同樣不合時宜的是，漢密爾頓關于工業發展的思想，而且，這一點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更加突出。在一般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漢密爾頓被視為“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代表，而這個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學說格格不入。

漢密爾頓在經濟學方面可謂自學成才，他受重商主義者馬拉奇·波斯特爾思韋特的影響極大。重商主義本來就是一種旨在鼓勵本國出口制成品而限制他國制成品進口的思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其出發點就在于批判重商主義，并由此引發自由貿易學說。在漢密爾頓的時代，重商主義思想尚未過其流行期，自由市場學說也遠未如今日這般成為經濟學的主流，漢密爾頓接受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極為正常之事。但除了書本學習外，革命斗爭的殘酷現實也使漢密爾頓更傾向于擁抱重商主義。

在獨立戰爭時期，大陸軍缺衣少穿、缺槍少彈，這種窘境，在漢密爾頓看來，源于英國對大多數制造業進行殖民壟斷，而對外國制造商的依賴會在戰時掐斷美國的脖子。不僅是漢密爾頓，華盛頓也曾告誡國會：“人民獲得自由后，應當興建保證其獨立的必需品工廠，特別是生產軍用物資的工廠。”革命時代的記憶使漢密爾頓不大可能接受自由貿易理論，因為根據亞當·斯密的這一學說，制造業不發達的國家沒有必要強行發展制造業，直接從國外比如英國進口就行。但“美國在戰爭后期的尷尬情形，如喪失供給能力”，這讓漢密爾頓感觸尤其深刻。這樣一來，漢密爾頓很自然會接受重商主義那一套大力發展本國制造業的理論。實際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明確表示“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并稱贊旨在培育本國造船業與航運業的《航海法令》是英國最明智的法律。所以，漢密爾頓的思想，并沒有今天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么異端。

然而，在一個銀行不被信任的新造之邦，制造業也不合一群莊園主精英和農場主的胃口。杰斐遜對于美國的設想，就是一個農業國，這也使他和漢密爾頓之間的對立加劇。1791年12月5日，漢密爾頓向國會提交了《關于制造業的報告》，這份文件被視為美國國家主義的先聲——當然，并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喜歡這種思想。

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漢密爾頓力陳制造業的優越性，他寫道：“由于人在制造業中進行勞動時，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藝術才能達到完美境界，因而與勞動對象單一、操作上更簡單、只是將自然和人結合起來的農業勞動相比，這種勞動在價值上也許更具有生產性；此外，在制造業生產過程中，隨著對自然界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還可以使用輔助的機器設備，應用機器力開展生產。”這與杰斐遜等人的觀點針鋒相對，他們認為農業“最有利可圖”。實際上，當時的世界正站在工業革命的門檻上，但這場革命是如此沉寂，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場發生在身邊的革命會成為整個人類歷史的分水嶺。漢密爾頓也沒有那么遠的遠見，但他對于制造業的鼓吹，至少可以令他的國家不至于抓不住歷史的機遇。然而，他的同胞們，對于在美國發展制造業是缺乏信心的。畢竟，與英國相比，美國的工業基礎太薄弱，用“幼稚”一詞來形容倒是恰當。美國究竟能憑借什么來與英國一較工業之短長呢？非常之人漢密爾頓想到了非常之道——事實上不過是重商主義的老智慧——貿易保護！

至此，就不難理解今日的經濟學家會有多么厭惡漢密爾頓了。高關稅、禁令、補貼，所有這些違背WTO精神與規則的手段，都成為漢密爾頓在《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揮舞的武器。然而，漢密爾頓毫不猶豫地為這些手段辯護。當時的漢密爾頓也面臨著和今天類似的指責，人們譴責他的這套做法只是犧牲消費者的利益而滿足本國某些利益集團的貪欲，而他也很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但同時指出：“犧牲了大眾利益而使某些特定階級受益……這種損失都是我們暫時不得已而只能接受的花費，當本國的幼稚制造業蓬勃發展起來后，我們看到的將是資源增加、工業振興、財富增長和國家獨立性增強，人們也將能購買到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這些將足以彌補眼前損失而有余。”就如同毫不猶豫地稱贊英國政體一樣，這種坦率，大概只會更增加世人對他的惡感。

但是，今天的美國畢竟沒有淪為一個靠出賣天然資源和農產品過活的國家，盡管她和她的大多數拉美鄰居一樣是有這種潛質的。漢密爾頓的報告沒有來得及施行。然而，1816年，他的終身政敵杰斐遜曾在一封信中寫道：“目前的重大問題是，我們是自己制造生活舒適品還是屈從于外國的意愿而忍痛割愛？因此，反對國內制造業的人就必然會贊成使我們降格以求，或依賴外國，或獸皮遮身像野獸一樣穴居草窩。我不是這樣的人；經驗使我懂得制造業現在既是捍衛獨立的需要，也是舒適生活的需要；如果那些用我的言論反駁我現在觀點的人愿和我一起行動，只要有同等的國產紡織品就不買外國的，而且不計較價格差別，那么，即便是我們不能很快滿足國內需求，不能從揮舞的手中奪回痛苦的武器，那也不是我們的過錯。”如同聯邦制度、銀行體系和建立常備軍一樣，漢密爾頓又一次贏了。

不過，在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自由貿易原則是絕對的基石，漢密爾頓以及由他衍生而來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不過是注腳中的反面案例。不知杰克·盧是否因此緣故而要將美國資本主義的奠基人漢密爾頓從美元上撤下來？畢竟，現任財長一定接受的是當代經濟學的教育。

參考文獻：

羅恩·徹諾：《漢密爾頓：美國金融之父》，中譯本，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

漢密爾頓：《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崔學鋒譯，《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2014年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