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天，下午五點，陸續有人走進北京大學靜園三院二樓走廊最右端的會議室，在白色的大長方桌前坐下。

這間屋子的窗戶被分割成一個個方正的景框：初夏翠綠的樹葉、鄰樓深灰色的磚墻、墻上朱紅色的窗欞，在近黃昏的柔和陽光下，漫不經心地透著古典中式建筑的風韻。

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照在這一屋子膚色各異的年輕面孔上。英文的寒暄聲響起，有人拿出電腦，噼里啪啦敲擊起來。

黑色的轉椅左右晃動，《燕京紀事》（Yenching Review）兩周一次的編輯部會議開始。“我們要做一份調查來收集大家的反饋。” 主編愛琳娜（Nastia llyina）環顧一圈說。

《燕京紀事》2016年3月中旬發布了首刊，從目錄看，五十來頁的內容涉及甚廣：西安實地考察，大使系列講座，知名人士來訪，全球青年論壇，七八種課外活動和文化藝術交流，還有學生的課程論文和學術成果……

記錄的正是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的第一屆學生，經歷的第一個學期。

這一學期，這群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精英”們，不只是學到對中國廣泛的、基本的認識，更親身感受燕京學堂及其教師對學生活動、學習的支持。而對于創辦之初就引起爭議的“超國民待遇”指責，歷經一個學期，師生們也有話要說。

來自土耳其的學生詹尤克（Onurcan ülker）認為，相比其他北大研究生的宿舍是四人間，燕京學堂的學生宿舍是雙人或單人間，內部條件也好得多，而且不需要交住宿費，“這確實是不公平的。”

燕京學堂哲學系教師程樂松亦表示，對要不要就給燕京學堂的學生“超國民待遇”，“我和很多北大老師一樣，是持保留意見的。”

“你們覺得合適的方案都可以提”

愛琳娜來自俄羅斯，本科畢業于圣彼得堡國立大學，主修“蒙古和西藏研究”。大三時曾到北京大學交流，回國后又在學校看到了燕京學堂招生宣傳的海報。免費讀研究生的誘惑力頗大，她決定申請。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中國學碩士研究生項目2014年5月推出以來備受關注。項目介紹稱，致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了解中國并致力于溝通中國與世界的人才。

2015年9月首屆入學的96名“中國學”碩士研究生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在內的全球55所大學。其中中國大陸學生24名，國際及港澳臺學生72名。燕京學堂給外籍學生每月發放3500元補貼，一年學制；給國內學生的補貼1750元，兩年學制。

開學之前的暑假，愛琳娜和被錄取的同屆學生在臉書群組交流，有人提出做刊物的想法。話題太多，很快跳了過去，直到第一學期即將結束的12月中旬，愛琳娜又想起這件事。她盤點了自己認為會感興趣的同學，在微信上跟他們聯絡討論，然后把想法發在全體學生的微信群里，詢問是否有人想要加入。

有七個人回應。他們起草了一份提議，交給燕京學堂辦公室。一周后獲得回復。“我清楚地記得他們說可以的那天，12月26號，正好是圣誕節后一天。”愛琳娜笑著說。

她強調雜志的獨立性：“他們（燕京學堂辦公室工作人員）完全不會干涉，但他們非常愿意提供支持。”愛琳娜說，在燕京學堂，大多數活動都由學生自主創辦。

葛阿妮（Ani Grigoryan）深表認同。她是燕京學堂“貪吃舌”（The Greedy Tongues）俱樂部的發起人。來自亞美尼亞的她會說包括中文在內的8種語言。今年2月21日參加“世界母語日”的活動時，她靈光乍現：燕京學堂的學生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有如此多元化的背景，為什么不辦一個各國語言介紹活動呢？

但她擔心這樣的活動除了有語言學背景的自己之外，沒有人會感興趣。葛阿妮給所有同學群發了一封郵件，闡述自己的想法。回應的熱烈程度遠超預期。她算一算，愿意參與的人母語已經覆蓋超過20門語言，甚至有人直接報名來做主講人。

“他們這些學生的背景（辦這個活動）得天獨厚。”燕京學堂辦公室主任姜國華大贊學生的創造力。在他看來，學生有好的想法，學堂只需要提供一間空教室和每期幾百元供參與者茶歇的經費，就能夠辦起一項增進跨文化交流的活動，同時讓北大其他學生更加了解燕京學堂，沒有理由不支持。

國際化和跨文化交流屬性讓燕京學堂的學生活動也能輕松整合高端資源。據其官網介紹，全球青年中國論壇（Yenching Global Symposium, 下文簡稱 YGS）由燕京學堂學生發起，邀請來自全世界的200多名年輕人參與，討論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領域，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影響。首屆論壇的演講嘉賓是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和美國商會會長 Ken Jarrett 等。

“新一屆組委會如何選出？下次活動是否應該向更多地區的高校學生開放參會申請？能否給志愿者頒發相關證明……”在5月9日中午12點的組委會午餐會上，十四位組委會成員一個個問題討論下來，列席的姜國華和燕京學堂副院長John Holden偶爾提建議，大多數時候只表態：“你們自己考慮”，“你們覺得合適的方案都可以提，我們全力支持”，“官方證明沒問題，這個肯定能給你們解決。”

YGS后勤總監史建（James Ashcroft）提起時有點激動：“整個燕京學堂辦公室給予了我們非凡的信任。你知道，我們只是學生。……無論在資金還是責任方面，我們都收獲了巨大的信任，這是我覺得最可貴的。”

中國學生、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陳正勛評價說，相比起其他院系的管理，燕京學堂辦公室的服務屬性更強。“而且基本上你要找哪個老師都能找到，跟他們寫郵件約時間，也都能跟你一對一地聊。” 

唯一讓學生們”水土不服“的是一些行政制度。學期初，燕京學堂的學生們被告知，位于宿舍樓頂層的公共休息室（common room）可以由他們自己來裝修。學生們特別興奮，忙了好一陣，征集意見、設計草圖，連要買的家具都看好了。結果又被告知，相關物品的采買必須走學校統一的采購渠道，原本計劃好的那些東西其實都是買不了的。“自己裝修公共休息室計劃”遂不了了之，算是白忙活一場。

“但這不是燕京學堂的問題。這是系統化問題，可能與更高級別的規定有關，不是燕京學堂可以解決的。”史建說起來時頗為遺憾。

“燕京學子”的身份認同

愛琳娜初辦《燕京紀事》時，所有燕京學堂的學生都遭受到她不同程度的“騷擾”：約稿或是采訪邀請，幾乎沒有人拒絕。最終的刊物中，出現了三十多位燕京學堂學生的名字。

這加強了她對“燕京學子”（Yenching Scholar）身份的認同——受訪的燕京學堂學生很少稱呼自己“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北大學生）。

“任何一位現在的燕京學子，五年十年后都仍然會是我的朋友。我現在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他們從哪里來。我甚至可以告訴你某個人的寵物叫什么！”她大笑起來。

有這種想法的不止愛琳娜一人。中國學生付端凌用“黃埔一期”來類比燕京學堂的第一屆，強調自己的認同感。聊起同學，她滿滿都是驕傲：“Alex是哈佛本科，來之前已經拿過兩個碩士學位，還在業余時間做《紐約時報》的自由撰稿人。Alice從普林斯頓來，在中東做過自由記者，還得過聯合國記者協會頒發的獎項。我寢室旁邊有三個斯坦福學生，其中一個來之前就已經在硅谷創業……”

本科階段，她對自己的生涯預期，是讀一個職業導向的碩士項目，然后找一個對口的工作。在燕京學堂近一年，她開始思考，中國家長、老師對孩子的普遍希望——有穩定的生活和工作，是不是唯一的選擇？

在她的同學中，有人曾在本科期間將《尚書》翻譯成了英文，有人正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全球與區域合作組織進行研究工作，有人趁假期去了巴基斯坦做公益，幫助遭受不幸的婦女兒童。

最近，付端凌開始籌劃和瓦玉花、Cody Abbey 一起，建立一個志愿者組織Yenching Community Action（直譯為“燕京社區行動”），在六月初舉辦一個論壇。

Cody則來自普林斯頓大學。本科時他每學期都修中文課，畢業論文討論的則是中國的高考制度改革。進入燕京學堂是他第七次來中國。最近，除了籌備 Yenching Community Action 之外，Cody 還在忙著制定燕京學堂學生會章程，組織學生會選舉。他希望燕京學堂能夠通過學生會的建立，加入北京大學研究生會，從而使燕京學堂更好地融入北大。

“我的同學們有非凡的主動性，這是他們最打動我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們怎么做到這一切的，但‘有所作為’在他們那里是理所當然的默認選項。我從小到大都非常幸運地生活在聰明有趣的人中間，但我認為這一年真正激勵了我，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你不能故步自封，如果你不積極主動地尋求一些東西，你就永遠不會有所作為。”說這話的時候，23歲的史建坐在我對面，眼里閃著光。

陳正勛和史建住同一層樓，關系不錯。YGS開始籌備不久，大冬天，他倆約過另外兩個外國學生，去小西門外吃烤翅。“他們最愛麻辣燙和串兒了，又好吃又方便。”陳正勛臉上浮起一副 “我懂的”的笑容。

我問他，吃著烤串聊著天，都聊了些啥？他想想，“好像是討論政府債務是否過大的問題。”

“即使以后回不了中國，心里也永遠有中國”

中國學碩士項目下設六個方向：政治與國際關系，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哲學與宗教，文學與文化，歷史與考古。

哲學系程樂松老師用“不怯”來形容燕京學堂的這些學生：“敢說，隨時打斷你，不明白立刻就出聲問。” 他為燕京學堂開設選修課“道教：身體、不死與神秘主義”，選修學生十來個，其中八九位是外國學生，都對中國的宗教充滿好奇。印象深刻的是，布置的閱讀材料學生都會非常認真讀，然后上課來跟他討論。

孫美雅（Maya Cypris）最喜歡金李老師開設的“中國企業與資本市場”。她來自以色列，畢業于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本科專業是東亞研究與企業管理。這原本是她最擔心的一門選修課，看題目就覺得枯燥，后來卻發現課程互動很多，特別有趣。

“他喜歡挖個陷阱，讓你往前走。等你走過去，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陳正勛笑著描述。經管方向的課程大多是案例，從前只聽講，他覺得一切都順理成章。金李老師的課卻時常只給個案例開頭，然后就是整堂課的問答環節。被置于企業決策者面臨的處境，全是問題又沒有答案的時候，他開始學著分析、權衡、做出選擇，然后與實際對比，討論利弊。

金李老師則同樣毫不吝嗇地給了學生好評：“他們的表現讓我非常驚喜，思維活躍程度遠高于平均水準的光華管理學院學生，可以和我教過的牛津和哈佛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學生相比。”

也不是所有課都如此反應良好。學生們普遍的抱怨是課程規模太大，來自歐美國家習慣了小班教學的學生尤其不滿，因為人數太多的課程無法充分討論，往往到最后就是老師講，學生聽。

各方向的學生均需從七門核心課中選取四門：中國學導論，中華文明的形成，中華文明的發展，中國的倫理與價值，變革中的中國，中國社會，中國藝術史。

平均下來，每門核心課應具備五六十人的容量。陸揚開設的核心課程“中華文明的發展”，最初就有六十多人選修。他嚇了一跳，隨即要求燕京學堂將學生分為兩個班，分上下午上課，工作量可以按一門課計算，相當于“義務加班”。如此，一堂課三十多個人，總算好了一些。

陸揚坦承，盡管燕京學堂試圖向北大其他學生開放課程的旁聽，但至少他自己的核心課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再容納其他學生。而且按照目前北大師資來看，能開出的核心課就這么幾門。但他也相信情況會得到改善：“畢竟這才第一年，未來應該會逐漸好起來。”

本科就讀于倫敦大學學院的史建也說：“能從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國當然很好，這很有趣。但我覺得這個項目還很年輕，要使它真正擁有好的學術水平，大概還需要很久。這不是一種指責，只是說，所有事情在最開始的時候，都不是那么完善的。”

選修課的老師相對輕松。社會學院教授邱澤奇一早做了準備，他開設的課程“社會分層與流動”一開始就是十人的專題小組規模。實際選課時，仍然有三五十人報名，但最終學堂還是支持了他的設計，實際上課的有11名同學。

由于不是必修課，學生們很少遵循“淡化專業、體現交叉特性”的原則，大多是按照自己的方向進行選修，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邱澤奇老師驚訝于他們的專業水平：“我課上有一名學生，讀過好多經典著作，像《資本論》和葛蘭西（的著作）他都讀完了！”

這名學生叫詹尤克（Onurcan ülker），來自土耳其，父母都是共產黨人，家中有許多政治理論的書籍。他從高中開始閱讀，對中國的興趣也始于此。大學時，他選擇了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作為專業。

邱澤奇老師的課是他最喜歡的一門，因為有足夠的深度。至于其他的課程，他直言不諱：“在學術水平上，燕京學堂比我的預期要低很多。”但他同時表示理解，認為項目還很新，以后應該會越來越好。

在他眼中，燕京學堂并不是一個培養學術專家的地方，其價值更多在于提供廣泛了解中國和發掘興趣的機會。“跨學科的課程設置幫我發現了政治領域以外的興趣，例如考古學和藝術。”

這與孫美雅的想法不謀而合。她提到燕京學堂必修課程的另一部分：實地調研。其中探訪百度總部、去平谷“新農村”和農民們聊天，都讓她印象深刻。孫美雅是管理方向，對去百度這種大企業很有興趣。她還去參觀了制造提琴的手工工廠，吃了傳統的中國菜，"很多很多菜，上了一道又來一道，每當我們以為這是最后一道的時候，又來一盤，都吃不完。"

作為對“中國學卻用全英文授課”質疑的回應，燕京學堂在春季開設了四門中文選修課。Cody選修了其中一門：“儒家思想經典選讀”。文言文的閱讀難度，使得這門課一共只有4名學生選修。

Cody 對課程深度很滿意。但相比較而言，他還是更愿意從非學術的角度來評價燕京學堂：“這要看碩士項目的目標是什么，如果是在一年之內培養對中國各個問題的專家，那我覺得可能有點太理想化了。但如果說是培養學生對中國廣泛的、基本的認識，那我覺得燕京學堂還是比較成功。很多學生沒有變成專家，但即使以后他們不回中國，在他們心里也永遠有中國。”

“要不要給燕京學堂超國民待遇，我持保留意見”

許多人都發展了一些與中國有關的小愛好。

盡管熱愛瑜伽和羽毛球運動，但愛琳娜開玩笑說“發胖這件事無藥可救” ，因為太熱愛夜宵，“沒有比麻辣燙和煎餅更好的了！”

孫美雅則喜歡吃餃子，她幾乎每天都去藝園附近的食堂吃一頓餃子。她也想要運動。跟著學校社團去學了兩次太極，心里很崩潰：“它看起來很慢。我以為它會是那種很舒緩的運動。結果練完第二天全身肌肉都疼。”沒堅持下來，只好改去跟著愛琳娜練瑜伽。

英國青年史建，喝茶也喝酒。相比起倫敦高額的酒價，他愛極了中國啤酒的親民。來燕京學堂，他組織的第二個活動就是每周一次的“智力競賽之夜”（pub quiz，一種通常在酒吧舉行的智力問答游戲）。此外，他也組了一個小茶社，每周五早上，在靜園三院二樓的陽臺，都能看到他與朋友相約品茶的身影。

不同于其他接受采訪的學生，詹尤克是唯一說自己在燕京學堂以外的朋友，可能比學堂內還多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北京大學餐廳員工和保安人員。上學期，他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成員們一起和“校內的工人階級”聊天、學跳舞、踢足球，還給他們免費教英語。

提起他們，詹尤克頗抱不平：“餐廳員工的工資太少了。我們在這里學習每個月還有3500元人民幣的補貼，他們每天工作那么久，工資卻可能只有兩千多元，甚至更低。”

來燕京學堂之前，他就已經決定未來要讀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除了讀書和與工人的接觸之外，他也喜歡和各種各樣的人搭訕、聊天，這是他深入了解中國、收集研究材料的重要環節。“我中文水平不高，所以我的（中國）女朋友常常被迫給我做翻譯。”詹尤克不好意思地笑笑。

聊得多了，對于燕京學堂學生所享受的待遇，他也比一般學生更加敏感：“我知道其他北大研究生的宿舍是四人間，我們是雙人或單人間，內部條件也好得多，而且不需要交住宿費。我絕對沒有批評的意思，只是坦誠地說，我能夠意識到，這確實是不公平的。”

在哲學系教師程樂松看來：“從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辦燕京學堂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但要不要因此就給燕京學堂的學生‘超國民待遇’，我和很多北大老師一樣，是持保留意見的。”

新學期，詹尤克組織了一個社會歷史閱讀小組，和一些燕京學堂以及北大其他學生一起，閱讀討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著作。

畢業之后的事，大多數學生已經有了下一步的規劃。除了堅定讀博士的詹尤克之外，愛琳娜想做記者；葛阿妮考慮回亞美尼亞，去外交部工作；孫美雅想要創業，去開一家為中國、以色列和美國企業做貿易橋梁的公司；史建早在來之前就與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德勤簽了三年的合約，即將回倫敦開始工作；至于Cody，雖然還沒想好具體做什么，但總之一定與中國有關。

采訪的最后，我問他們：你覺得自己和其他非燕京學堂的學生有什么不一樣嗎？由于英文的“你”和“你們”不分，最初的答案，往往是“我們的背景更多元”或者“我們更加跨學科”。而當精確到“你”的時候，卻幾乎所有人都說：沒什么不一樣。

教師陸揚卻說：“燕京學堂的學生很不一樣。他們很有想法，而且不會去等待一個機會的到來，他會去抓住這個機會。你很難預計這樣的學生，未來會在什么地方超出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