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微博ID：@水清讀明月）在微博曬出一本書：“#藏書記#《行南文存》兩卷是方行之孫為紀念祖父百年誕辰，祖母王辛南辭世十周年而編印的文集。方行先生曾長期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在圖書館、博物館、美協等領域做出了諸多貢獻。本書所收文章是其一生業績的寫照。方行之女方虹持贈此書時特留館藏一部，有乃父一心為館遺風。此書僅印幾十套，彌足珍貴。”隨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微博ID：@上海陳子善）回應稱：“印得太少了。建議此書公開出版。”

方行在解放前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作為黨的干部，長期主持上海文化工作，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其妻王辛南畢業于滬江大學，早年與方先生一道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在科協工作。《行南文存》，書名取自夫婦二人的名字，是其孫方放為紀念兩位老人而編印的文集。

這樣一套極具私人紀念性質的文集，專業學者為何建議公開出版，此書有何價值？澎湃新聞記者聯系了方放先生和陳子善教授，了解文集背后的故事。

一部為祖父編印的私人文集

方行生于1915年，2015年是其誕辰100周年。為祖父母編印文集的想法，方放早些年就有了，在圖書館、舊書市場上陸續搜集到祖父的一些文章，直到去年，他和太太才抽出大半年的時間編了這套文集，趕在年底前印了出來。“絕大部分是我祖父的文章，第二冊的后面有一些祖母的文章。”方放說。

“我祖父早年從事地下工作，當時就一些同志辦過雜志，所以他用筆名寫過不少文章。編這套文集的時候，祖父后來寫的文章是相對容易找到的，但是解放前的一些文章，有些找到了目錄信息，但是具體的文章一時沒有找到，所以是以附錄的形式編在了最后。有讀者想了解的話，是可以通過目錄再去找的。”

陳子善教授在微博上建議《行南文存》公開出版，認為現在印數太少了。記者問及其原因，以及他與跟方行有怎樣的個人交往時，陳教授表示，二人并無任何交往，“我對方行先生的生平經歷并不是很了解，知道他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并且在博物館、保存文獻資料等方面做了不少的事情。”

“我在微博上看到這本書的目錄，方行先生有一些研究魯迅、李大釗、瞿秋白的文章，這跟我研究現代文學是有交集的，他的文章是經過研究才能寫出來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另外，方行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以前《文匯報》、《解放日報》都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的，他是一個有文化的文化干部。就我所知，解放前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后還能在文化領域有所成就的有兩位，一位是丁景唐先生，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另一位就是方行先生。我覺得這個文集如果能公開出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方行：“懂文化的文化干部”

方放自小長在祖父膝下，受其影響對文史頗有些興趣。祖父在世的時候，方放就曾為他做過一點口述。“我祖父的口述，談得比較多的是他的家庭，還有地下工作那一段。解放后的工作，零零星星地談過幾件事情”，“他主持文化工作時，主要是跟上博、上圖以及文管會聯系較多，這些單位老一輩的人大概比較熟悉他，不過跟他有過交往或者關系不錯的老先生們大多也故去了，比如顧廷龍先生、馬承源先生、朱維錚先生等。有一些五六十歲的先生跟祖父也有過交往，不過他們的輩分低一些，祖父在復旦做過兼職教授，其中有的人上過祖父的課。”

復旦大學宗教系的李天綱教授在復旦讀書時就上過方行的課。后來，他關注上海地方文化保護，對方行在這方面的工作也知道一二。李教授曾透露，上海徐光啟墓的墓碑是蘇步青題寫的，而促成此事的正是方行。“方行先生當年是上海文化局副局長，他傾心傾力于徐光啟墓、徐光啟紀念館的修復、建設工作，是他找到了時任復旦校長的蘇步青先生，請他題寫墓碑。老校長不解：我與徐光啟有什么關系呢，怎么由我來題寫呢？方局長說，您是研究數學的，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您二位是同行呀！”翻看《行南文存》目錄，其中收錄了方行關于徐光啟、《幾何原本》的研究文章。

“祖父在這方面確實做了不少工作。上海植物園那邊的黃道婆紀念館也是祖父促成的。黃道婆紀念館有周谷城先生題寫的橫批‘衣被天下’。祖父做這些事情，一方面是因為他主持這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念茲在茲，他很關心這些事情，而且會找朋友幫忙一起做。”方放介紹說。盡管當年與方行交好的故友很多已經故去了，但其中一些老先生留下了相關記載。

歷史學家湯志鈞，與方行也是朋友，二人在學術上有合作，曾共同整理《王韜日記》。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方行在文化建設和古籍整理方面的建樹。

據湯先生的回憶文章，二人相識于上海解放前夕，方行在地下工作的間隙，就在搜集和整理譚嗣同的資料，五六十年代，他也一直關注此事，并幫助、鼓勵湯先生做此方面的研究。六十年代中期，方行有意整理出版《譚嗣同全集》。然而，不久“文革”就爆發了。“‘文革’發生，方行被關押，書籍被抄去，我和他失去了聯系。1974年的一個星期天，他突然來到我的寓所，見他有些不良于行，用一根拐棍支撐著。除了暢談彼此的遭遇外，他說抄去的書籍還有待查詢、整理，但《譚嗣同全集》的增訂本一定要編好。”（《方行與〈譚嗣同全集〉及其他》，文章收入《湯志鈞史學論文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四人幫”粉碎后，方行官復原職，《譚嗣同全集》整理工作加緊進行，湯志鈞參與校訂，最終在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上、下兩冊本的《譚嗣同全集》。

除此之外，湯先生指出，《中國近代期刊編目匯錄》也是在方行的策劃下完成的。“上海圖書館擁有原合眾圖書館、報刊圖書館（原鴻英圖書館）以及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報刊。在方行、顧（廷龍）老的策劃下，從1959年起組織人力，先將上海所藏錄出篇目，再到全國各主要圖書館調查補充。自1857年的《六合叢談》到1918年的報刊編目，約一千二百萬字。第一集《匯錄》（1857年至1899年）于1956年出版，第二、三集《匯錄》也陸續付排，打出校樣。1919年至1949年以前的期刊篇目，也抄齊卡片，開展接續工作。不幸的是。裝成三十八個大箱的一百多萬張卡片在‘文革’中被毀，成為無可挽回的損失，但方行同志的策劃，還是值得一提的。1918年前的《中國近代期刊編目匯錄》已成為眾所稱譽的工具書，很多近代人物結集,就是在《匯錄》的啟示下陸續編成的。”

“祖父和顧廷龍先生關系很好，他們在一起做成了很多事兒。他們積極地保護、保存那些文獻、文物，一方面他做文化局副局長，主管的就是社會文化這塊，后來兼任文管會的主任，這是職責所在；另一方面是他們對于老祖宗留下的那些東西非常看重，有熱情、有使命感做這個事情。以往，我們認為在革命年代，在過去幾十年文化不是那么受重視，容易被人忽視。但事實上，是有那么一些人他們一直在用心做這些事情，并且有所成就。”方放的這段話，在湯先生的回憶中也得到了印證。

湯志鈞在回憶文章中說，“他還不止一次地約我和顧老到上海書店查尋明清乃至近代的函札，不讓珍貴文獻流失。”說到上海圖書館所藏家譜“甲天下”，方行和顧廷龍更是功不可沒。作為文化部門領導，“方行同志辦事嚴謹，為人厚道，對文物、圖書的收購，敢擔風險。上海圖書館大力收購家譜、族譜，就是他和顧老主持的，為此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上述幾件事情，在方行自己的口述中并未詳細提及，他提到的相關事情有兩件：一是搜集、出版《譚嗣同真跡》，一是翻印《蘿軒變古箋譜》。兩件事情做得都不容易。前者譚嗣同的書信、手稿等是方行從抗戰時期就開始搜集的，東南西北，利用各種途徑，一直做到解放后。后者，《蘿軒變古箋譜》是一本很珍貴的箋譜，據方行口述，是上博花大代價用十幾幅明清書畫跟浙江方面交換來此書的孤本。這個過程已是不易，方行想要翻印《蘿軒變古箋譜》的想法，因“文革”爆發而“流產”，可幸的是，書一直藏在上博，方行對此事也是心心念念，后來找到老師傅來制作，終于在紀念上博建館三十五周年時，完成了《蘿軒變古箋譜》的翻印，而且翻印得很精美。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老教授郭紹虞先生為翻印《蘿軒變古箋譜》作序：“學有二：有個人專攻之學，有社會通力之學。治專攻之學易，治通力之學難。專攻之學重在個人之鉆研，凡好學深思者類能為之。通力之學則非通才達識關心社會文化者不能知之。知且不易，況期其能結合社會力量，鍥而不舍以治之乎？”方行先生正是知之、治之、成之者。

正如黃顯功在微博中所述的，《行南文存》所收文章是方行一生業績的寫照，書中有其個人回憶文章、口述，還有研究文章。從這本書中不單單可以看到一位“懂文化的文化干部”是什么樣的，也可以看到這樣一位文化干部是如何長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