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搬到郊外，離廣東人辦的中山學校和愛國學校都太遠了，只好上閩南人辦的晨光小學。后來菲律賓政府1973年開始“菲化”華校，中文只能當外語教 ；接著又開放華人入菲律賓國籍，鼓勵華人落地生根，菲律賓也就沒有我小時候上的那種“華僑”學校了。

當時的華僑學校都實施“雙重學制”。晨光小學上午用中文書，以普通話朗讀，老師用閩南話解釋；下午用英文書，由菲律賓人老師用菲律賓話解釋；政府規定每天須上一堂菲律賓文，中學又學西班牙文。這對有語言天分的學生來說，可學多種語言，但一般學生很吃力，吃不消讀幾年就放棄了，轉入只用英文書的學校。

記得我上課第一天閩南話聽不懂相當惶恐，只聽到老師一再囑咐我們帶“紙”來，回家告訴母親說老師要“紙”，什么紙不知道。母親第二天到學校去問，才弄清不是紙而是錢——閩南話的“錢”和廣東話的“紙”同音。后來我閩南話會講了，每逢母親到學校來就羞愧得不得了，因她的閩南話太不像樣了。

我本人當然覺得廣東話最親切，但止于能道家常，沒法用廣東話進行商務或學術的討論。閩南話是我老師同學們的語言，能用以寒暄，不能談抽象的概念，然而我加減乘除非用閩南話不可，因是閩南話學的。我到臺灣上大學才把普通話學好；半個世紀來在美國居住、讀書、就業，許多情況下用英語才能說得清楚了。菲律賓話小時只跟傭人講，上課也沒好好地學，差不多已忘光；倒是西班牙文學得認真些。

菲律賓華人不但語言很雜，名字也很雜，許多華人的中英文名字完全不符。譬如我阿爺陳炳珍是偷渡到菲律賓的，買了一個菲律賓人的出生證為身份證，所以英文名字是Francisco Liwanag。阿嬤認了黎姓的廣東人做丈夫到菲律賓和他結婚，我父親出生便姓黎，登記為Mariano Sui-ming Chan Lai。他后來逐漸把黎姓丟了，反正西班牙姓名可以很長，父姓不一定擺到最后。到我們那一代，就名正言順姓Chan了。我外曾祖姓郭名康，處理他手續的移民局官員，必定是個懂漢字而會寫西班牙文的閩南人，他的名字拼音為Que Jong。因西班牙文“que”是“什么”的意思，當姓很別扭，郭家就把Quejong當姓。我外公郭浩泰又叫Fermin Quejong,母親郭禮嬋又叫Rita Patricia Quejong。

我出生離西班牙統治時期已快半個世紀，但出生證仍是西班牙文寫的，姓Chan名Susan。Susan是英美名字，然而菲律賓老師們用西班牙讀法，叫我時把重音放在第二個音節上。他們不知道我的中文姓名，也不會明白Tan（陳的閩南音）和Chan是同姓。

晨光小學設在一座很漂亮、有大花園的樓房里，有些老師就住在后樓，還有地方供外地來的學生寄宿，進樓處掛了蔣中正題字的大匾，寫道：“禮義廉恥。”校長是福州人，叫何祖炘，二戰后才到菲律賓去，向華商募捐了錢辦校，讓馬尼拉東郊的華人子弟有機會讀中文書。

我上五年級時班上來了個住校的男生，發生一件我現在想起仍很內疚的事。那年齡女生一般比男生高，但他比我們都高，皮膚黑黑的，一小撮頭發跌到額上，很帥氣。閩南同學把馬尼拉以外的地方一律稱“山頂”，我們笑他為山猴。這山猴不簡單，中英文都好，我自認中文不錯，他一點都不比我差。他喜歡逗我，坐在我旁邊，偶爾拉一拉我束成馬尾巴的頭發，我裝著生氣，其實心里是蠻高興的。然而我們文質彬彬的班導師王先生就是看他不順眼。

有一天王先生上課講一篇比較難懂的國文，愈講愈離題，說什么若一輩子“看菜仔店”（華人在鄉下開的小雜貨店）， 讀這些書有什么用？我意識到右邊的山猴整身綁緊起來，心想也許他家就是開“菜仔店”的，王先生怎可以這樣說話？我左手托住下巴，右手提著一支鉛筆，愈聽愈不耐煩，不妨山猴突然用肘子碰我一下，我鉛筆尖便插到腮上，其實沒事，卻不假思索大聲叫，“老師，你看，他讓我受傷了！”王先生邁步走過來，把與他等高的山猴從椅子拉起，硬把他拖到教室外，門砰地一響，久久不回教室，我們面面相覷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下課后王先生走來對我說，這男生以后不會再打擾我了，學校開除了他，我差點哭了出來。

華僑學校那時中文作文仍須用毛筆，我字從來沒練好，墨倒濺得沒有一套校服不是斑斑點點的，畢業前跟同學們一起拿了紀念冊請何校長題字。何校長不拘言笑，我很少和他接觸，他題的字卻讓我非常鼓舞，只記得前半句：“書法如衣冠，衣冠不整，縱使滿腹經論……”首先，他居然注意到我這學生；再來，“滿腹經論”難道也能用以形容像我這樣的女孩嗎？哦，真不能妄自菲薄！

中學我家搬回城里，我就上隔壁的基督教靈惠中學，是來自廈門鼓浪嶼的李錦英創辦的。李錦英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戰后做醫師的丈夫去世后，帶了五個年幼兒女辦起學校來，還說服一群美國傳教士參與。那時候不少中國知識份子因戰亂流落到南洋，樂得有份教職；美國主流社會仍篤信基督教，許多年輕人愿意低薪為教會到亞洲教幾年書；而菲律賓政府對私立學校仍沒什么管制，靈惠中文全用臺灣教科書，英文全用美國教科書；學生若肯用功，實在可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我中學有幸遇到三位良師。一位是南京長大、西南聯大畢業的陳錫榮。她有個女兒在我們班上，高中每年跟我們一起“升級”，教國文和歷史并做了我們三年的班主任。她身體微胖，穿旗袍，開部小轎車，除教書外也用“北原”的筆名寫作；講課不慌不忙，我從她那里嗅到了些五四的氣息。九十年代我與幾位住加州的同學曾和她相聚數次，發現她愈老愈甜美嫵媚了。她有一回跟我們說：“我現在不是怕死，而是怕不死。”后來聽說她腎衰弱，多年臥榻，難過極了，但兒女堅持繼續醫治，很惱悔沒跟她家人傳達這句話。

第二位，Earl Bittenbender，身體魁梧，擅彈手風琴，稱自己為“大鼻子”，本來是賓州汽車修理工人，二戰時成了飛行員，相信是獲政府G. I. Bill免費讀大學的。他曾擊落了兩架日本飛機，向上帝許諾：“如果我得以生還，將要到亞洲做傳教士。”他教的是物理，上課卻先領我們唱些老歌放松放松；任何原理經他一講就很有意思，而且跟日常生活有關，讓學生忘不了。

還有教世界歷史的Roland Kincher，人長得瘦小，有點娘娘腔，并不是個特別討喜的人，然而他在知識領域給我開了個天窗——原來外面的天地那么廣闊！他告訴我們：“你們別瞧十七八世紀歐洲油畫里的貴族穿得那么華麗，可不知道他們幾個月或幾年才洗一次澡，所以要噴香水，擺鮮花。其實世界上真正的貴族只有一種，就是有思想的人組構的族群。”我多年后夢見在街上遇到他，趨前問候，他卻一臉茫然，讓我非常難過。可是2000年靈惠中學建校五十年周年我在北美校友會上又見到他，馬上自我介紹，他說記得我。我把哈佛出版的《洪業傳》寄了一本給他，告訴他上他的課改變了我一生，這些年來仍和他與他妻子互通音訊。

父親童年在香山石岐讀了啟發和廣智兩所學校，后者是基督新教辦的，但他沒信教；他回馬尼拉先是讀愛國學校，為學好英語轉入天主教辦的學校，疼愛他的校長促他入教他便受了洗，母親和他結婚時也受了洗，然而兩人從不去望彌撒。阿嬤后來入了天主教，項鏈上掛了個鑲有鉆石的十字架墜子，還配了一對鉆石耳環，每星期三搭吉普尼車老遠去望彌撒，卻不妨礙她祭拜祖先，也不妨礙她跟朋友結隊到佛堂吃齋問卦。我家一向在放米缸的木柜上設了祖先臺，中間的玻璃相框里有張紅紙黑墨寫著“眾祖先牌位”，左右是阿爺和星叔的半人照，每逢生辰忌日必供上菜肴燒香敬拜。我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相信冤魂會回來報復，也相信祖先會保佑我們。若有人提起他近來連連遭遇不好，別人就會半開玩笑地說：“是不是做了虧心事？”那人說不定就點柱香向祖先認罪，甚至買花果上墳祭拜。

我受了老師們的熏陶受洗成基督徒，從此不肯燒香拜祖，也不肯跟阿嬤去望彌撒，讓阿嬤很失望。《圣經》有兩句話深深感動我。《馬太福音》里耶穌說：“人若賺了全世界，賠上自己，有什么益處？”另一句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父啊，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后頭這一句很合我的胃口，因我覺得人性本不惡，往往因理解不足做了壞事而不自知。

我現在很少上教堂，覺得信仰好不好，主要看能不能令人心里覺得充實，進而與人為善。人的感受和科學的考察是兩回事，比如嚴格地說，我們看東西是眼球受到光的刺激，把音訊傳到腦神經；我們把這些刺激賦予各種意義，卻不能說不可成立。根據科學，地球只不過是千萬天體中的一個，而人類依附在地球上的時間非常短暫，人的一生更是一瞬即過，這是我們凡人皆難以想通而真正面對的。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也好，前世緣定也好，神的主宰也好，歷史巨輪的轉動也好，都是人類以有限的理解力試圖了解宇宙與人生的思想架構。我認為信仰是我們整日天熙熙攘攘，你爭我奪之際，難得靜下來對自己能力有限的坦承，對宇宙敬畏的表現。

中學老師最常出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志愿”。我悵惘得很，能做什么呢？我愛看書，愛寫作，然而在馬尼拉寫寫東西只能當消遣，其實我想做個新聞記者，能采訪國際新聞更好，但當時新聞記者都是男人，而出國對我這樣的女孩來說簡直是做夢。我們那年代都知道家里只希望我們找個好人家，才算有歸宿；婚后也許可能有一番作為，全看婆家了。我能叛逆終身不嫁嗎？也許我可以教書，或做個圖書館員。從事這些行業能讓我獨立嗎？萬一我失業怎么辦？病了怎么辦？老了怎么辦？

我做了一個噩夢：頭發一大把一大把地脫落下來，我忍淚傷心地握著跌在手里的頭發，瞥見父親以冷峻的目光看著我。

我讀高中時，李校長招募了一批到臺灣讀大學畢業回菲律賓的年輕教師，給學校帶來一股新氣象。其中有位戴老師，向我們傾吐他在臺灣大學單戀一位學姐，令他傷心欲絕；他又批評李校長頑固落后，背后稱她為“老處女”，我們又驚又喜，驚的是他膽大包天，喜的是他居然把我們當同輩。在這同時，一位表姐常把她看完的《現代文學》雜志傳給我，這雜志是白先勇和臺灣大學外文系的同學合編的，專介紹一些新潮流作品，我對臺灣更加向往了。有一天表姐告訴我她聽說臺灣師范大學不但學宿費全免，還給學生發零用錢，條件只是畢業后要教三年書。我簡直不能相信：飛出這令我窒息的保守家庭、出國、經濟獨立，不正是我夢寐所求的嗎？便和表姐相約投考師范大學。

菲律賓學制中學只有四年，我中文讀完高一，英文已經中學畢業了。父親說我半天沒事，應該學做秘書，東方大學有秘書系，兩年可得肄業證書。于是我報了名第一次和菲律賓人一同上課，發現打字、速記、會計、辦公室管理等相當好玩，心想這也可能是個出路。

那年頭不像今日人人用電腦連帶會打字，打字被視為女人的專業。我因會打字很容易找事：在臺灣念書時找到暑期工，退學后在臺北聯合國辦事處任職，回馬尼拉幾個月等美國簽證，居然被一位美國制片家Paul Mason聘為秘書。他受馬可仕總統之托，拍攝一部關于馬可仕日據時代打游擊的英雄片——這片子后來沒有上映，因馬可仕夫人發現扮演女主角的小明星是總統情婦，打破了醋瓶子。我二妹可遭殃了，她本來學會計學得很好，父親說你大姐讀了秘書系找事容易，不如轉到秘書系。二妹最乖，很不甘愿地聽話轉系了。其實她頭腦特別清楚精細，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會計師，真是大材小用，糟蹋了。

新加坡1998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菲律賓大華商：領導層的更換》（Chinese Big Business in the Philippines：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hange，Times Academic Press)，主要探討菲律賓華僑總商會與當地政府以及中國國民黨歷年來的糾結，然而對華人學校的演變也有十分詳細的論述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