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下轄網站發布衛星圖像，稱越南正推進在南海的南沙群島非法填海造島。據報道，越南對實際控制的10個島礁進行了非法填埋，填埋面積超過0.48平方千米（約48公頃）。實際上，越南覬覦的是整個西沙和南沙群島，甚至提出了所謂“歷史證據”……

通往北部灣的海上絲路

公元前111年，漢軍三路起兵，滅亡在秦末戰亂中割據嶺南的南越，然而被納入漢朝統治之初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并不是蠻荒之地。南越國的首都在番禺（今廣州），漢代統治開始后，整個嶺南的經濟和政治重心移向更南方的交趾。當時交趾三郡的人口之多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按照《漢書》的記載，在公元前2世紀，交趾的戶數（9.2萬戶）是廣州所在南海郡的4倍，甚至位于今天越南中北部的九真郡的人口（3.6萬戶）也大約為廣州的兩倍——實際上，當時的交趾人口密度是廣東的9.6倍，比成都還要密集！

支撐這一繁榮景象的基石，一是紅河三角洲的富庶稻米產區，交趾是水稻的最早培植地區之一，很早就掌握了雙季稻的種植技術，東漢楊孚的《異物志》就記載有“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收獲頗豐。另一個原因則是繁忙的對外貿易。“交趾在東漢時為南方對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與敦煌相等，不過一在陸路，一在海路而已”。 東漢的衰落和對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控制的喪失使得南海貿易對中國變得非常關鍵，天竺國就因此改走東南亞沿海到達交趾的海路，“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

不僅南海、東亞諸國來華朝貢經商需途經交趾停泊、上岸；漢商也多由交趾出海采購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帶去交易的是中國盛產的黃金和絲織品，故常有中外商賈云集交趾，“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正因如此，三國時期控制交州（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東吳仰仗這里的海外貿易之利，“以益中國”。當晉朝從蜀地出兵奪取交趾之后，東吳朝野立時驚呼，“交趾淪沒”，“乃國朝之厄會”，不惜動用十萬大軍勞師遠征也要奪回這個海外貿易港口，而東吳的總兵力不過只有23萬人而已。

交趾的繁榮一直持續到隋代。直到8世紀以后，安南（唐代改交州為安南都護府）這個商業中心開始走向衰落。728年，貫通南嶺的大庾嶺通道開通，使得廣東和內陸的聯系較通過靈渠水路連接中原的交趾更為便利，這意味著來自中國腹地更為豐富的商品聚集于廣州而非安南；而造船技術的進步也使得中國海船可以撇開北部灣直趨南海各地。這樣，交趾的海上交通中轉地位也被廣州取代。

等到了9世紀后期，南詔兩次出兵侵占交州，戰亂所及，“交趾湮沒十年……人不聊生”； 交州在海外貿易上的鼎盛時期遂一去而不復返了。這也可以從今天對河內地區“漢墓”的考古發掘中略見一斑——公元1-6世紀的墓葬龐大并裝飾有絢麗的磚；唐代時期其大小和裝飾日益相形失色；而唐朝末年的墓葬更顯小氣，不足為觀。

大航海時代的越南

公元十世紀之后，交州建立起自主的封建王朝（大瞿越國/大越）。歷代封建王朝長期自我封閉，除維持與中國的宗藩關系，不斷派出使節朝貢外，很少主動與海外接觸。而當時地處“大越國”以南的占城則憑借活躍的海上貿易成為中國與阿拉伯、印度等國商品交換的中轉站。黎崱在《安南志略》中就說，“占城國，立國于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積新水，為南方第一碼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大越國侵略占城的也不乏經濟上的原因。“對占城進行征伐的背后，存在著一場爭奪南中國海支配權的斗爭……占城所處的地理位置會阻斷升龍政權到達南洋市場的通道”。

至1693年，命運多舛的占城歷史終于以被北方強鄰鯨吞告終。繼承了占城舊壤的阮主政權（中國和日本稱之為“廣南國”）意識到，廣南背山臨海、地瘠民貧，無法與敵對的鄭氏政權占有的紅河三角洲相媲美，故而海外貿易是“當地經濟生死存亡的決定因素”。

時值日本德川幕府實施朱印船貿易制度，卻囿于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惡劣影響無法與明朝實行通商（明朝嚴禁通“倭”）。地處中南半島的廣南毗鄰中國，無疑具有先天的地理優勢，阮主為了增加稅收、增強國力，以各種名義向日本示好，“（廣南政權建立者）阮潢與（日本江戶幕府建立者）德川家康有頻繁的書信往來”。雙方一拍即合，貿易關系日漸密切，廣南地區隨之成為重要的“朱印船”貿易地。

所謂“朱印船”實際上就是變相的中日貿易，到東南亞貿易的目的之一就是與這里的中國商船進行貿易，購買中國的生絲。1639年，幕府實行全面海禁，廢止了“朱印船”，但荷蘭商人仍然延續了這條中國-廣南-日本貿易路線。每年，來自寧波的船只在憲庯用書籍（這一時期書籍是免稅的）交換黃絲，然后前往長崎換取銅和白銀，返回中國后就開始儲備貨物為次年前往憲庯作準備，由此開始新一輪的三角貿易，如此周而復始。

公元1802年，阮主的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義（1771-1802年），統一越南，建立阮朝，一度繼續沿襲了阮主時期的傳統，允許西方商人在峴港通商；當局也經常派人向來商洋船采買貨物，進行合法貿易，甚至曾經搭乘洋船前往大西洋（指西歐），“像悉殊方風物”，并因便“采買貨項一二以進。”

從貿易貨物的種類來看，越南主要是出口沙糖等土特產，而進口西洋火藥、鳥槍、紙墨、白布、醫藥等。但是，具有濃厚“華夷”觀念的阮朝統治者只把允許外國通商當作“懷柔遠人”、 布施朝廷德威的手段，缺少經濟目的。作為阮朝極盛時期的明命帝（1820-1841年在位）甚至有“若以利言，則國家所乏非財，又何必遠求為哉”的說法，與乾隆拒絕馬嘎爾尼通商的說辭何其相近！而“我越下海通蕃之禁特嚴”，禁止下海貿易的手段也同閉關鎖國的清廷如出一轍。

張冠李戴的“黃沙”

結果，在當時的西方人眼里，越南人根本不是善于航海和從事海外貿易的民族。19世紀前期克勞佛（John Crawfurd）曾說：“安南的對外貿易，全由中國人完成。他們包括商人、水手和航海家。安南本地人很少冒險越出海岸。”就連當代越南史學家陶維英也感嘆，越南船只小，不能遠離海岸，“最大膽的航海者也只是在中部、南部和北部的范圍內，從此一地到彼一地罷了”。甚至曾航行至東南亞的下洲（意為下方之地，泛指檳榔嶼、巴達維亞、馬六甲海峽等地區）、呂宋（今菲律賓）、渤泥（文萊）等地的阮朝官船（仿照當時西方帆船，“式與英夷同”），也只是沿越南和今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近海岸，在較淺水域活動，其航線與海岸的距離一般不超過20-30海里。既無從達到遠離海岸數百海里外的南沙群島，更無在西航活動中出現對其的記載。

這一時期，越南的船只仍然“多循海岸進行”， 越南人“不懂航海技術，不知使用羅盤，出海從未敢越出人眼直接能望到海岸或山峰的范圍之外的海域”。他們的船只，“抗風浪能力差，船板和構件常常不是以釘或榫相連接，而只是捆束在一起，每年要再捆綁一次”，這種以人力劃槳的小船，既無炊具，又無較大的貯存淡水的設備，只有一只水缸供存儲飲水之用，以至“多人飲食，無所從出”，航行不太久就要找個地方補充淡水。

十八世紀時期，越南人黎貴敦在《撫邊雜錄》記載，“廣義平山縣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東北有島嶼焉……島之中有黃沙渚，長約三十余里……前阮氏置黃沙隊七十卒，……資六月糧，駕私小釣船五只，出洋三日三夜，始至此島居駐……捕魚鳥為食。”關于這個“黃沙渚”，清代的《越南地輿圖說》卷首的“越南全圖”就把所謂“黃沙渚”繪在廣義省平山附近新州港的外面——當時越南船只的能力，也只能到達這樣的近海島嶼。

誰知日后越南當局居然指鹿為馬地將這個“黃沙渚”指為中國的西沙群島，還以一張來歷不明（阮朝的官方史書《大南實錄》從未提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現世的所謂十九世紀越南封建王朝時代的古地圖《大南一統全圖》為依據，聲言中國的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 “自古就是越南的領土”。

可笑的是，在這張對中南半島海岸線與中國海南島的形狀、大小、位置都描繪得相當精確的古地圖上，“黃沙”與“長沙”作為距離越南中部海岸不遠的近海沙洲，卻被認作距離越南海岸線有300-400公里之遙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甚至連南越西貢偽政權在其“白皮書”里也被迫承認這兩個群島“沒有畫在正確的位置上”）。而對于這個不合常理的地方，更是早已有論者辛辣地指出，以這樣的邏輯，只要越南人愿意，甚至可以把圖上的“黃沙”解釋成2000公里外的爪哇島。

盡管所謂歷史證據顯得如此蒼白無力，越南仍然頑固堅持其侵略立場。在今天的越南官方地圖上，南沙群島被作為“長沙島縣”劃入了越南慶和省（省會芽莊），而西沙群島也被作為“黃沙島縣”劃入了峴港直轄市，而越南在占據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基礎上劃出的所謂經濟專屬區，更是將中國南海占去了一大半。

參考文獻：

于向東：《西方入侵前夕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務”》，《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李塔娜：《漢代北部灣的交趾》，《海洋史研究》，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