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字英士，1878—1916）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今淡水路）被刺客槍殺。蔣介石冒險到現場痛哭收尸，孫中山得知消息后亦大為悲慟，為其請國葬、寫祭文，稱他“生為人杰，死為鬼雄”。

陳其美是辛亥革命時的滬軍都督，同盟會骨干，曾參與推動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上臺后，他追隨孫中山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是其最主要的助手，曾策劃一系列反袁軍事行動，直至遇難。

由于種種原因，陳其美的身后評價毀譽參半，從“大革命家”、“共和長城”到“流氓政客”、“青幫頭子”褒貶各異，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時至今日，距陳其美遇刺離世已經整整100年，他離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還有多遠？

5月17日，上海中山學社聯合上海市歷史學會、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在上海社科院召開“紀念陳其美學術座談會”，陳其美長孫陳澤祥、陳立夫兒媳林穎曾女士及滬寧兩地20余名學者出席了會議。

陳澤祥出生于1936年，槍殺案發生時他的父親陳惠夫只有2歲。后來陳惠夫由家里最大的堂兄陳果夫撫養，“果夫先生在家中扮演了我祖父的角色，他也帶蔣經國，所以我父親和經國先生是一起長大的。”陳澤祥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

陳澤祥早年對祖父陳其美的零星印象也大都來自陳果夫。“他給我講祖父和祖父的朋友——比如張靜江——的故事。但那只是一些模糊的片段，加上偶爾會看到一些遺物，真正研究先祖父事跡要到5年以前了。”

1960年陳澤祥離開臺灣赴美留學，從事法律行業的他對家族歷史并無系統研究，直到學歷史出身的太太勸他將家族故事寫下來，為散落世界各地的子孫后代留一段記憶。“我翻閱了一些談中國革命的書，發現介紹祖父的內容很少。”為了寫一本關于陳其美的書，每年來中國兩次，拜訪章開沅、張憲文等歷史學者，從《民立報》、《申報》這些報刊及海峽兩岸的檔案中爬梳線索。陳澤祥認為，“了解一個人可以從他的朋友和敵人那里入手。孫中山先生稱陳英士是‘革命首功之人’，袁世凱則愿以70萬大洋收買他，收買不成就欲除之而后快，這可以說明他的影響之大。”

三個槍殺疑案

“對陳其美的評價繞不開民國初年的三個槍殺案，即陶成章案、宋教仁案和陳其美本人被槍殺案，”歷史學者沈祖煒在座談會上說。

1912年1月14日，中華民國開國元勛、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病房遇刺身亡。主持刺殺的蔣介石是時任滬軍都督陳其美手下的團長，因此許多人指陳其美為“幕后黑手”，目的是搶奪浙江都督席位。這一血案標志著光復會與同盟會的決裂，是“辛亥武昌起義后革命隊伍的大分裂”，也一度是關于陳其美功過論斷中“最大的問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遭到槍殺。刺客武士英和買兇者應桂馨（青幫出身、被袁世凱委以江蘇駐滬巡查長之職）的身份很快暴露，然而對于幕后主使，百余年來眾說紛紜，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乃至孫中山、黃興、陳其美都受到過懷疑。

1916年5月18日，熱衷于暗殺活動的陳其美在上海被刺，一時輿論震動，普遍認為是袁世凱指使的報復行為。因此陳其美的死，將他的一生定格在了“反袁”斗爭上。

三個案件中，宋教仁案的爭論尤為激烈。國民黨稱真兇是袁世凱，而案發后流傳的“陳其美主謀說”，被認為是袁世凱、袁克文等人羅織、構陷，企圖顛倒輿論。近一個世紀后，2011年，袁世凱嫡孫袁家誠對媒體稱“孫中山才是‘刺宋’的最大嫌疑人”；2012年，團結出版社出版《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作者張耀杰），又明確指認陳其美為真兇。

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廖大偉在座談會上表示，《誰謀殺了宋教仁》一書指向陳其美的結論缺乏依據、不能成立，但指控袁世凱涉案的“鐵證”亦站不住腳。“宋案的研究到目前為止，‘證有’不行，即難以證明誰是主謀，但我們可以‘證無’，證明誰不是主謀，以及誰在其中扮演怎么樣的角色。”廖大偉說。

幾樁政治命案的“真兇”皆有定論，但“主謀”各有疑義，有些疑團因史料缺失暫時無法解開，也可能永遠成謎。這對后世評價陳其美有什么樣的影響？

禁忌和空白

陳其美在生前死后始終是一個褒貶懸殊的人物。

孫中山高度評價他為“革命首功之人”、“吾黨唯一柱石”；為了紀念他，上海曾有兩條“其美路”（現四平路、四平支路），有“英士路”（今淡水路）、英士紀念塔，浙江有“國立英士大學”；他被稱為“共和長城”和“偉大的革命家”。1949年以后，英士路、其美路更名，英士大學被裁撤廢校，湖州陳英士墓一度被毀，史學論著提到他時則稱其為“流氓集團的大頭子”、“資產階級政客”，甚至“反共老手”。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邵雍在會上回顧了陳其美的研究史。他認為指使蔣介石暗殺陶成章是使陳其美飽受爭議的事件之一。周恩來在1943年8月的內部報告中說：“陳其美、蔣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徑，造成革命黨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現在上海灘上在帝國主義庇護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幫會相結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邵雍表示，這幾乎是中共最早給陳其美“定調”的表述，后來被收錄在公開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中，影響更加廣泛。

新中國成立后，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關于陳其美的研究，偶爾提及也僅冠以負面評價。其中多少受到了些“盟弟”蔣介石、侄兒陳果夫、陳立夫的“牽連”。直到1980年代，隨著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熱潮興起，陳其美傳記等研究成果才相繼出現，開始對他給予較為正面的論述。

1986年是陳其美遇難70周年，這一年發表的論文如《略論陳其美與孫中山》（作者：趙矢元）、《關于陳其美評價的幾個問題》（作者：趙宗頗）通過追述陳其美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的過程，肯定其歷史地位，并提出“否定陳其美就是否定孫中山”。

1987年李宗一等人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肯定了陳其美在長江下游的討袁活動，并且認為陳其美是因此被袁世凱派人刺死。“這是相對客觀的評價，”邵雍說。

史學界于1986年和1999年兩次在浙江湖州舉行陳其美學術研討會，認為陳其美“始終追隨孫中山，無論在推翻帝制、創建共和還是二次革命、討袁護國中，都建樹了卓越的功績，”但也指出陳“錯誤和弱點顯著”，總體認為陳英士“功大于過”，“為民主共和而生，為民主共和而死，是一位善始善終的革命家。”

盡管如此，參與座談的多名學者指出，目前學界對于陳其美的研究之薄弱，與其歷史貢獻及地位很不相稱，離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還有相當距離。“過去陳其美的研究因為種種禁忌和‘帽子’而稀缺，史料也少，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一個推進研究的契機，”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謙平說。

“蓋棺難論定”

陳其美是辛亥革命中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近來學界對其革命事業和功績基本持肯定態度，但仍有一些爭議，如指責他利用會黨、崇尚暗殺等“積極手段”，質疑他在上海光復過程中的貢獻、出任滬軍都督的正當性，以及他與孫中山、黃興的關系等等。

從支持孫中山的角度而言，復旦大學教授戴鞍鋼指出，陳其美無疑是孫最堅定的追隨者，助建中華革命黨，在“二次革命”失敗后、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時，取代黃興成為孫中山反袁斗爭的重要助手，籌集巨款全力支持，“任事勇銳，百折不回”。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愈挫愈奮的愛國者，也是壯志未酬的先驅者。

南京大學教授張憲文表示，陳其美是愛國主義者，是民族民主革命家，陳家兩代人對民族民主革命做出的貢獻應該被認可。“陳其美曾多次在江浙滬、北京、天津、山西乃至東北聯絡會黨、組織起義，是革命實踐家；他在上海組織滬軍都督府，通過這一機構在政治、社會運動各方面發揮作用。陳其美在孫中山的影響和帶動下做出過貢獻。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我們對包括陳其美在內的革命者有過不恰當的評價，研究也很不夠。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推動對陳家兩代人的研究。”張憲文說。

與爭議問題相關的是，如何認識那個年代的革命手段和革命形態？上海圖書館研究人員沙青青認為，應立足于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待政治暗殺這種極端手段，“這是自晚清以來一種普遍的現象乃至風氣，從歐洲到日本的革命也有過類似的情況”。

邵雍教授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幫會》一文中曾談到幫會與革命黨糾纏不清的關系，指出幫會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動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難控制的社會勢力”，任何革命黨及其領導人沒有極大的革命膽略、不花極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團結它、改造它，要取得較為長久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革命黨與幫會打交道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誰影響誰、誰改造誰的現實問題……代表當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革命黨究竟應該如何同幫會打交道，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時期在上海沒有解決好，在全國其他地方也沒有解決好。”

“盡管我們對陳其美仍然無法‘蓋棺論定’”，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周育民表示，“人物評價的起伏變化本身也是歷史的組成部分，這也是歷史的魅力。”

而即便伴隨著種種謎團與爭議，“陳其美對民族民主革命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今人也應對他保持敬意。”沈祖煒說。

學者呼吁在上海恢復紀念場所

上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指出，陳其美在短短十年間（1906—1916）迅速崛起，從一介布衣到叱咤風云的滬軍都督，與他身處上海這座城市也有莫大的關系：“陳其美領導武裝起義，利用上海言論自由的特點，在起義前廣造輿論，后來上海縣城一代起義非常順利；他還利用上海財源豐富的特點，為革命提供巨大的經濟支撐。他的過人才能也與城市對他的塑造密不可分。”

“陳其美于1911年11月7日出任滬軍都督執掌上海，次年7月31日辭去該職，盡管只有短短8個月時間，但對上海的城市建設頗有影響。”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說。

蘇智良認為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時期對上海城市建設的影響體現在五個方面：開風氣之先，倡導掃除舊風俗（如廢除清王朝跪拜禮，提倡男女同校）；其次整頓幫會、維持治安；三是推動上海城市建設，拆除上海城墻，方便進出城人員流動，在一定意義上奠定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格局；四是獎勵工商，嚴厲查禁假鈔、整頓金融秩序、上海工商發展迎來高潮；第五是推動上海城市文化建設。“這一時期上海文化全面發展，教育方面有女子法政學校、女子工業大學校、上海圖畫美術學院等院校興起，出版業有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華書局，報刊言論開自由之風氣，早期話劇展現革命的面貌。”蘇智良認為，“辛亥以后上海文化的全面發展，對后來的新文化運動乃至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有奠基作用。整體而言，辛亥后短短兩年奠定了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基礎。”

“我們在今天緬懷陳英士，有一點愧對他和辛亥先賢：我們對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夠。陳英士故居被拆除，英士紀念塔、英士紀念堂也早就不見蹤影。應該呼吁在淡水路或相關遺址建立碑牌或塑像，是緬懷一個人，也是緬懷一個時代。”蘇智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