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上個月，科技部、中宣部發布了《中國公民科學素質的基準》，引起了不少爭議。按照一般的理解，《基準》頒布后將主要用于公民科學素質的測量，那么此前我國的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又是如何進行的？哪些國家和地區會進行公民科學素養的測量？

李大光：首先，認為《基準》用于“公民科學素質”測量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但這個錯誤認識不是知識問題導致的，而是由于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廣泛流行造成的。每兩年，中國科協都會發布“中國公眾科學素質調查”結果，這樣一來，《基準》頒布后也就被大多數人誤以為是用于科學素養的測量的，這是目前中國社會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的一個重大誤區。

中國是世界上進行科學素養調查最早的國家之一。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引進了國際上長時間談論后逐步共同認定的科學素養的基本概念、定義、維度和指標。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學術研究的國際合作也并不多。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也譯作科學素質）的概念最早進入中國就是來自美國的調查問卷。那時，為了拿到課題經費，國內學術界饑不擇食地將調查問卷拿來翻譯后進行調查。后來，美國學者喬恩·D·米勒寫了“美國公民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調查報告”，是西方較早的國家范圍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的譯本使得中國學者第一次比較全面地了解了其概念、定義以及形成測試指標的基礎。

追溯歷史，中國的調查應該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基本每兩年進行一次全國調查，除了1996年到2000年由于沒有經費而停止外，一直沒有間斷過。

現在參與數據和調查結果分析的國家和地區還有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和馬來西亞。調查數據的分析還包括公眾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渠道、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程度、公眾的科學技術知識水平和對科學技術相關問題的看法和態度等。

盡管涉及到的國家地區數量上已經達到40多個，但其中大多數國家并不是定期進行調查，而是一般間隔5-6年進行一次，中國是除了美國以外，唯一堅持連續調查的國家。調查數據多數會提供給美國《科學與工程學指標》（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

澎湃新聞：科學素養這個概念是怎樣提出的？提出后帶來了哪些現實影響？

李大光：現代對科學素養概念的討論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引發討論的主要事件是當時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發射成功后，美國國內出現了對于科學技術教育危機、科學技術落后以及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支持程度的擔憂。與此同時，日本等國家戰后的迅速發展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擔憂。美國人由此認為美國的工業地位和經濟大國地位正受到威脅。

美國當時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科學和工程學研究基礎開始出現薄弱化趨勢。1983年，美國總統里根成立的“國家優質教育委員會” 發布了《國家處于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重要報告。這份被認為在美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認為：“我們的國家處于危機之中。我們曾經在經濟、工業、科學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已經被世界上我們的競爭對手超越。”這樣的危機意識催生了對于科學素養的大討論。

對科學素養概念與內涵的討論在20世紀70－80年代到達了“概念漏斗”（conceptual funnel）的中部，出現了分散化趨勢。人們普遍認為，西方國家和一些其他國家對科學素養的關注和研究從80年代初開始從未中斷。在過去的40年時間內，討論科學素養問題的論文和文章數量呈現上升趨勢。1974年到1990年期間，與科學素養有關的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會議論文、項目計劃文章、項目報告和期刊社論等各種文獻就多達300多篇。

1983年，喬恩·米勒在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出版的特刊《代達羅斯》（“Daedalus”）發表的“科學素養：概念及實證回顧”一文影響很大，他認為概念的形成應該符合“當代形勢”，而當代的美國社會是“科學技術社會”。按照這個社會形態的需要，他提出科學素養的三個維度：科學的準則和方法；科學的主要術語和觀點；科學對社會的影響。這篇文章不僅兼顧到了有關科學素養的各種觀點，并對其進行融會貫通，同時提出了科學素養的多維性。米勒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識到科學素養的社會維度和文化維度。他后來對三個維度做了一些修改，并通過開放和定性研究確定了測度方法和題目。他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時至今日仍然得到普遍肯定。目前共有40個國家在本國的調查中采用他提出的維度、指標和測試題目。

1989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提出“2061計劃”（Project 2061, 2061年為哈雷彗星下一次飛臨地球的時間）。這一計劃是美國科學家和教育家對科學正規教育提出的改革建議被政府采納后形成的。其主要報告《為全體美國人的科學》由詹姆士·盧瑟福（James Rutherford）和安德魯·阿爾格倫（Andrew Ahlgren）起草，計劃于1985年到2061年之間的77年，用整個一代人的時間，將美國公眾的科學素質提高到世界最高水平。

這份報告再次強調：“除非公眾對科學、數學和技術具有基本理解，掌握了科學思維習慣，否則公眾終生提高科學技術潛力是不可能的。沒有具備科學素養的公眾，更為美好的未來是沒有指望的。” 并建議使未來的公民通過學校教育對“科學、數學和技術的事業”獲得廣泛而完全的了解。

相應的課程改革將科學課程設計為12門：1、科學的本質；2、數學的本質；3、技術的本質；4、自然環境；5、生存環境；6、人類機體；7、人類社會；8、被改造的世界；9、數學世界；10、歷史視角；11、通用概念；12、思維習慣。

為了有效地實現美國科學技術教育改革方案，美國科促會還組織科學家和教育家共同制定了《科學素養基準》，以幫助教育家和科學教師們設計K-12（從幼兒園學前教育到12年級）的科學教育課程。這份《基準》清晰地闡述了科學重要觀點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在各個不同的教育階段不同的完成目標，以促進全體公民的科學素養。

澎湃新聞：現代公民應該具備的科學素養包括哪些內容，有哪些主要的理論支持？各國采用的標準是否有所不同？

李大光：在科學素養概念形成的過程中，由于其角度的不同，概念和內容差異在最初時很大。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進行解釋，還有一些人則是根據對具有科學素養的人的特征進行解釋。

拜拉（Pella）在1996年根據15年來關于科學素養的定義進行了歸納，總結出7個方面的內容：1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應該理解科學的本質；2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能夠精確地將適當的科學概念、原則用于解決問題，能夠將原理和理論應用到自己生活的各個領域；3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能夠運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做出決策并不斷加深對自然的理解；4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能夠運用科學價值觀看待自己遇到的問題；5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能夠理解和欣賞科學技術事業、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以及與社會的關系；6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通過科學教育獲得對自然更豐富的、更心滿意足的、更激動人心的認識，并將此教育持續不斷地貫穿一生；7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具備科學技術的多種應用能力。

罕里克森（Henriksen）和福羅依蘭（Froyland）認為各國社會語境的不同造成對于科學素養的理解存在差異，將各國的主要看法歸納為四個方面的觀點：1、實用的觀點：人們需要對科學技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適應在科學技術起重要作用的社會中的日常生活；2、民主的觀點：這個觀點同時也指公眾的權利和義務。在民主社會中，公眾有權利參加公共政策和科學技術決策過程，因此公眾需要對科學技術達到某種程度的理解并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以便能夠了解各種科學技術議題，并能夠參與討論和決策過程；3、文化的觀點：科學是人類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并對我們的世界觀具有深刻的影響，因此只有對科學技術達到基本的了解程度才能對文化有所了解。除此而外，了解我們這個世界中的各種客觀事物和自然現象對每個人都是一種愉悅和好奇心的滿足。4、經濟的觀點：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具備科學素養的勞動力對于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上文提到的米勒教授認為，科學素養是多維的概念。界定科學素養的概念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而是一種評價。科學素養應該被看作是社會公民和消費者所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對于科學技術的理解。科學素養的概念并不是指公眾對科學已經達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種基本程度。他認為，科學素養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理解基本的科學技術術語和概念、理解對現實的設計進行科學檢驗的過程和方法以及理解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

歐盟（早期稱為“歐共體”）國家科學素養調查的領導人杜蘭特（John Durant）認為對科學的理解是“兩維結構”（two-dimensional structure），但是事實上他在調查中采用的測試題與米勒的題目幾乎是一樣的。杜蘭特認為科學素養的具備與否并不在于科學知識的多寡，而在于對科學的運作過程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的理解。受到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科學社會學的影響，他把科學家與科學機構的職能看作公眾應該理解的重要方面。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印度，在科學傳播的研究和實踐方面一直發展很快。印度政府和學術界對科學素養的看法與美國和歐洲的看法都不相同。印度政府國家科學技術傳播委員會支持的基層志愿科普組織“Vikas Bharati”由學者和科普積極分子組成，這個組織撰寫了一份關于提高印度公眾科學素養的報告：《全民基礎科學》。這份報告沒有使用“科學素養”一詞。印度學者認為，科學素養是對科學家或學者提出的要求，而對普通公眾的要求必須與科學家和學者區分開：一個普通公民了解一種自然現象時，他只需要知道對他有用的部分，而不是像學者一樣用科學的原理進行解釋。不過在 2000年，英國學者馬丁.鮑威爾（Martin Bauer）在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和態度調查”時與印度合作，采用了國際通用的指標與調查問題，從此，印度的數據也進入國際比較研究。

澎湃新聞：關于公民科學素養歷來有哪些爭議？

李大光：米勒關于公眾科學素養的三維模式提出后很快引起爭議。其中，爭議比較小的是第一維科學知識（由科學術語和科學基本觀點構成）。這也是目前國際比較僅有這個領域的數據的主要原因。

第二維是對科學方法的理解程度。參與討論的各國學者認為，科學方法受到各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的傳統文化和地方知識的影響，對于科學探究的途徑也不盡相同，并不能僅僅用西方主流觀點替代世界各種文化中可能有價值的認識世界的方式。

最有爭議的是第三維，即科學對社會的影響。這個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認識的誤區。且不說這個維度的設計角度所代表的意義，國內對米勒提出的“科學與社會的影響”的理解本身就存在錯誤。這個錯誤的認識與中西方文化和語言有關，其原文為“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Impact”在中文中只能翻譯為“影響”，因此這個維度一般會被理解為科學技術對社會的正面或負面作用，但在設計者的原意中，公眾對科學技術真偽信息的識別能力也是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的一個重要維度。不過，很多國家學者認為這種識別能力與對科學技術的理解沒有必然聯系，尤其是在基督教文化國家。也有人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百科全書的學者，尤其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科幻故事中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但是，明天也許就會成為事實，而且是科學技術研究得出的事實。

由于以上這些爭議，目前依科學素養的三維指標設計的調查數據進行綜合計算，最后獲得總體數據只有美國和中國。

澎湃新聞：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怎樣才能科學地測量公民科學素養？

李大光：一個國家要想制定一個適合自己國家的促進科學素養的標準和測度方法，至少要經歷這樣幾個階段：1、長時間的學術界的討論，形成學術共識；2、在共識的基礎上設計理論；3、在理論的基礎上設計《基準》；4、為完成《基準》而設計長期和短期的執行計劃。

設計科學素養調查維度和指標時，必須考慮國情。這一點十分重要。米勒在設計自己的維度和指標時，認為美國是“以技術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采用的是2061計劃中科學技術教育改革后的重要知識概念，然后用社會學使用的“項目反應理論”設計出適合西方國家教育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問卷。我國走的路子是先測試，但“拿來主義”造成了研究基礎和理論的缺失。這也是我們目前將理論研究與測試混為一談的原因。

澎湃新聞：我國公民的科學素養與其他國家相比是一個怎樣的水平？有哪些特點和不足？

李大光：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進行的調查由于經費和經驗受到限制，調查結果的可信度值得質疑。盡管在長達10年的時間內，中國公眾的科學素養調查結果一直在1-3%徘徊，但并不一定是準確的數據。社會學調查，尤其是國家范圍的大型調查，沒有充足的經費，沒有全面而真實的人口統計數據做抽樣依據，不是由獨立調查機構進行調查以達到最小的系統誤差，要得到可信數據是很困難的。

澎湃新聞：如果說公民科學素養的測量是為科學普及服務的，那么我國現在的科學普及狀況如何？除了義務教育以外，還有哪些科普方式？

李大光：首先，“公民科學素養的測量是為科學普及服務的”這個觀點不一定對，這是中國式的認識。從100多年前，當時留學回國的中國學者將科學技術的概念全面完整地引進中國后，就提出了科學技術“普及”的概念。 “普及科學”的說法最早是蔡元培在1928年《大學公報》的“發刊詞”上提出的：“一曰實行科學的研究與普及科學的方法。”

但在那個時代，中國公民教育程度很低，根本就談不上科學素養。現在，100多年過去了，中國不僅成為了世界經濟大國，也是科學技術創新的大國。科學技術事件層出不窮，但其理解程度受到政策、媒體傳播意識和理念以及文化差異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很多時候并不理想，反而不利于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和態度。如果我們的觀念仍然停留在自上而下灌輸的“普及”層面，恐怕難以適應今天的社會發展趨勢。

現在正處于每年一度的“科技活動周”，全國上下一片熱烈的“普及”浪潮，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在科學普及方面，中國目前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科學家的缺席。

由于現行的科學家成就評估體系中沒有科普成就這個部分，科學家的積極性沒有被調動起來，這樣就形成了“科學家的科學”與“公眾的科學”之間的鴻溝，導致前者的科學研究結果和在科學研究中形成的科學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沒有進入“公眾的科學”中。這樣一來，變成了做科普的人做自己的“科學普及”，而真正做科學的人的科學并沒有進入“普及”。中國現在號稱有幾十萬科普人員，但大多數是行政干部，多數身兼多職，科學家極少。

其次，媒體與科學家分離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僅有的愿意做科普的科學家們與媒體之間沒有職能和意愿上的聯系，使得作為社會專職傳播機構的媒體無法將最新的科學知識“普及”給公眾。另外，志愿者和NGO組織的缺失導致科學技術傳播的滲透化、長期化、可接觸化的機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