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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段時間，所有關注中國經濟的人都好像跑進了撲朔迷離的大霧之中，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經濟政策的走向是變了還是沒有變。

4月中旬，戰略新興板的叫停，是第一個比較讓人意外的信號，就在外界沒有任何預期的情況下，新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刪除了設立戰略新興產業板的內容，這使得一批正手忙腳亂地拆VIE結構的中概股及互聯網公司措手不及；

5月初，有媒體報道稱，證監會正考慮限制中概股借殼回歸，在這一消息的刺激下，中概股及A股殼資源概念股持續暴跌。5月10日，又有消息傳言，證監會叫停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涉及互聯網金融、網絡游戲、影視、VR四個行業，同日股市慘跌，到了周五，證監會發言人又出來否認了相關傳言。

如果說，上述的幾則新聞都只與資本市場有關，那么，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政論《開局首季問大勢》更引發廣泛的猜測，文中提出的諸多觀點掀起軒然大波，有人甚至從字里行間猜想，宏觀經濟政策將出現重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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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中國改革歷程上，宏觀經濟政策只發生過兩次急轉彎式的大突變。

第一次是1978年，從命令型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大轉型，內因是執政路線的徹底改變，外因是石油危機下的全球制造業大轉移；

第二次是1998年，從輕型化產業結構及內需模式向重型化及外向型經濟的大轉型，內因是輕工業的飽和，為能源及重工業的投資和城市化建設創造了條件，外因是東亞經濟危機為“中國制造”打開一個突破口。

放置于長期的觀察視角之下，當今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太可能發生急轉彎式的變化。

第一是沒有這個條件，第二是沒有這個必要。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變革從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共謀協同的結果，中央在信貸和貨幣政策上掌握了絕對的主導權，地方及民間資本在產業創新上擔當主力角色。這種特殊的集權-分權模式，使得任何急轉彎式的變化都不太容易發生。在客觀條件上，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新技術革命都沒有出現發生突變的“時間窗口”。

也就是說，根本沒有另外一條可供中國經濟“急轉彎”的新跑道，不但中國沒有，恐怕美國、歐洲和日本以及所有新興國家也都沒有。所以，當前全球經濟都處在一個通貨緊縮的苦悶期。

在必要性上，“十三五”剛剛開局，規劃出臺不足兩月，一季度的各項經濟數據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差，對于具體的某些政策，爭論分歧自然難免，可是要從頂層設計上推倒重來，卻似乎毫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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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于今日，中國經濟自己與自己比，進入到了6%的新常態，所謂的L型曲線，是一種長期描述，而非中短期現象。與其他國家相比，則在通貨緊縮的共同特征下，具備了供需錯配的新條件。

供需錯配是中國產業經濟的痼疾，卻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新的勢能，因為有錯配，所以才有適配的升級機會。去年底，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針對這一基本態勢的戰略判斷。

不久前，我帶了150位傳統制造業的企業家去參加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在這個全球制造業的舞臺上，我們清晰地看到，信息革命及智能技術對制造業的沖擊已進入到實用領域，中國企業的應用創新空間非常之大，中國企業家成為漢諾威最活躍和最受歡迎的一股勢力。

在最近的一些言論中，有人把供給側改革與創業創新熱浪對立而論，實在是悶在家里幻想出來的“路線斗爭”。在我看來，對實體經濟的轉型與升級，政商兩界、中央地方，均沒有太大的分歧。在整個“十三五”期間，中產消費群體的崛起與落后制造能力的淘汰將構成為最核心的命題，企業的成敗、產業的顛覆乃至城市的興衰，無一不與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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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主旋律之下，最大的分歧其實是對泡沫的理解和治理方式的爭議。

中國經濟無疑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泡沫”，恐怕也是二戰之后最絢麗和轟轟烈烈的泡沫。有兩個景象，在很多人看來是值得擔憂的：

其一，人民幣的泡沫化。從2002年至今，中國的M2（廣義貨幣總量）從不足20萬億猛增到140多萬億，人民幣的發行量已超過美元，而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M2的年均增速仍可能是GDP的一倍左右。

其二，資產價格的泡沫化。中國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雄冠全球，在深滬及新三板上，一家質量稍好的公司的市盈率動輒數十倍乃至百倍，而土地價格更是居高不下，形成了新的預期恐懼。

這一巨量泡沫會不會破滅，何時破滅，以何種方式破滅，人云亦云，今天恐怕沒有答案。相比，另外一個更讓人焦慮的現實問題是，在泡沫的持續生成過程中，它能否成為產業良性轉型的“潤滑劑”，以及哪些利益集團將成為實際受益者。中國經濟的難題是內生性的和長期性的，就中長期挑戰而言，從來不是能否發展，而是如何良性發展，以及如何實現發展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