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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鳥朝鳳》里的嗩吶,為什么沒落了?
鄉土文化被商業大潮侵蝕,民族音樂不及西洋音樂,文藝電影不敵商業電影,電影《百鳥朝鳳》上映以來,與現實形成了巧妙的對照與互文。
種種爭論聲中,嗩吶這一民族樂器也重歸大眾視野。就像影片顯示的,從1980年代初極被推崇,到1990年代中期幾乎無人問津,嗩吶是怎么沒落的?
嗩吶演奏家劉英被作曲家朱踐耳譽為“中國現代嗩吶第一人”,他也是《百鳥朝鳳》最具代表性的演奏家之一。
對《百鳥朝鳳》上映的始末,以及方勵的下跪,劉英身為業內人士,既感動,又痛心,“對傳統文化,我們這一代人是有感情的,但年輕人很多不知道。現在充斥在我們周圍的都是外來文化,娛樂和快餐文化當道,我們還有沒有自己的東西?”
1953年,北京第一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上,來自山東的任同祥以一曲《百鳥朝鳳》驚艷業界。
同年,任同祥代表中國赴羅馬尼亞參加“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民間器樂比賽中以精湛技藝上演《百鳥朝鳳》,獲得銀獎。據說,在場觀眾與評委都忘了“不準鼓掌”的規定,情不自禁鼓起掌來。
任同祥很快便從山東民間鼓樂班的樂手,晉升為上海歌劇院演奏員,兼上海音樂學院嗩吶教師,結束了二十余年鼓樂班的流浪生活。
劉英7歲學嗩吶。1978年,他從安徽考入上音附中,便是跟著任同祥求學。
劉英說,《百鳥朝鳳》原是流行于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的民間樂曲,原名“十樣景”。
除了鳥鳴,此曲原來還模仿過豬、馬、羊、雞、鴨等家畜的鳴叫,更接地氣,農民也更聽得懂。因為雞鴨的叫聲不登大雅之堂,曲子里漸漸刪掉了家畜,引入了更多的鳥鳴。熟悉此曲的人,可聽出布谷鳥、畫眉、鸚鵡、燕子、知了的叫聲。
嗩吶在中國派別眾多,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各有派別,《百鳥朝鳳》同樣有很多個版本,而任同祥編曲的這版,是國內公認最好、傳播率最高的一個。
身為任同祥的學生,劉英也是當代演奏《百鳥朝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2013年,他在臺灣竹塹國樂節演了一曲《百鳥朝鳳》,成就了一個標桿式的經典版本,后來者競相模仿。
《百鳥朝鳳》是嗩吶曲目里,技巧最全面的一首。隨著時代發展,它本身也在不斷自我豐富。有一次到國外演出,劉英學會了企鵝的叫法,也把它加了進去。
但在電影《百鳥朝鳳》里,這首從一開始便被層層鋪墊的“神曲”,并沒有讓多少人感到驚艷。嗩吶高超的技巧和水準,在片中亦沒有得到應有的呈現。
上海民族樂團青年嗩吶演奏家胡晨韻前兩天去看了電影。他說,電影中的《百鳥朝鳳》,和舞臺上的《百鳥朝鳳》,完全是兩回事。
胡晨韻曾先后受教于任同祥、劉英,《百鳥朝鳳》也是他最常演的曲目,“電影里的《百鳥朝鳳》采用了民間婚喪嫁娶非常傳統的一些素材,但它的旋律和舞臺上的《百鳥朝鳳》,不是一回事。”
在電影里,《百鳥朝鳳》只有德高望重的逝者才配享用,曲調更為沉郁,而舞臺上的《百鳥朝鳳》,藏不住的是歡悅的情緒。胡晨韻認為,電影是因為情節設置的需要,才進行了必要的藝術加工。

從極盛到沒落
嗩吶并不是中國首創的民族樂器。公元3世紀,嗩吶由波斯、阿拉伯一帶傳入中國,再從新疆傳到內地。
在笛子、管子、笙、塤、簫、葫蘆絲等一眾民族吹管樂器中,嗩吶是最難學的一門,沒有五到十年的童子功,很難吹出像樣的曲子。而要從“匠人”晉升為“大家”,演奏者還要廣收民間音樂與地方戲曲之長。
明朝時期,嗩吶極度興盛,清朝遇低谷,解放初期至1960年代,嗩吶又開始抬頭,誕生了一大批佳作。
在當時,無論是長城內外,還是邊疆沿海,民間的婚喪嫁娶、節日廟會、迎神祭祀,總少不了嗩吶的身影。在河北吹歌會、山東鼓吹樂、潮州鑼鼓樂、廣東音樂,以及各類戲曲音樂里,嗩吶也常擔主奏樂器之責。
一般,一個吹歌班的規模是十至十五人,除了嗩吶,還有笛子、管子、笙、打擊等民樂器。
劉英的祖輩就在安徽民間做過吹歌班。他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嗩吶最鼎盛的時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受流行音樂沖擊,民間婚喪嫁娶漸漸不太請吹歌班子了,“年輕人喜歡趕時髦,就弄一些流行音樂,放錄音啦,弄一些舞蹈隊,請一些模特助興。”
掙錢少,又辛苦,嗩吶樂手們紛紛改行。
作為農業文明和鄉土文化的產物,嗩吶歷來服務的是農業社會的傳統禮教。隨著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進駛,西方文化涌入,不再有用、不再被需要的嗩吶,免不了沒落。
對此,常年下鄉采風的劉英有最深切的體會。
“現在農村里的吹歌班子都由一些上了年紀的老藝人撐著,年輕人根本沒有從事這個行業的意識。”劉英慨嘆后繼乏人,“年輕人學了也沒用啊。他們也要到城里謀生活,掙錢養家糊口。”
除了時代發展的影響,嗩吶的傳承方式本身也有限制,埋下了失傳的隱患。
在民間,一代代藝人都是靠手把手的口傳心授,將嗩吶這一“口技絕活”傳承到了今天。嗩吶就是祖輩世代相傳下來的信物和見證。

關于這一點,電影《百鳥朝鳳》也有過印證。焦三爺就曾明確表示,一代徒弟里他只傳一個,最終,他送走了更有天賦但心性不定的藍玉,留下了淳樸忠厚的游天鳴做接班人。對那些世傳的嗩吶,他也極為寶貝。
和電影里的焦家班、游家班一樣,過去的吹歌班都是由某個姓氏的班主帶頭討生活,有些絕技只傳內不傳外,只能師傅傳給徒弟,父親傳給兒子。
“過去的門戶之見比較深,有些人很怕把技術教給別人,自己就沒飯吃了。”采風時,劉英也會碰到只字不提的民間藝人,“他們的觀念非常保守,非常陳舊。你請他吃飯、喝酒,都不會給你透露半個字。”
現在不一樣了。“有些老藝人想教,想把絕活傳下去,但找不到合適的年輕人來學。”老藝人們老到掉牙,已經吹不動嗩吶,因為所受教育不多,他們只能把知識記在腦子里,不會筆錄,更不會錄音保存。
他們一走,也就把那些看不見的口腔絕活帶走了,“我們只是聽當地人講他怎么吹,只能學一點皮毛。”
這種沒落,也體現在民樂團的消失上。
劉英記得,1980年代的上海有過十個民樂團,諸如上海民族樂團、上海電影樂團、上海文廣民族樂團、上海歌劇院民樂隊,樂團改革合并后,人們現今最常聽到的,只有上海民族樂團。
從附中、本科到研究生,上海音樂學院均設有嗩吶專業。招生時,學校也會遇到大年或小年,但每屆本科總能招兩三個學生,每屆研究生也能有一到兩個。
民樂團越來越少,民樂系學生的就業也成了問題。
“學生到少年宮當音樂老師都是很奢侈的單位,很多研究生畢業找不到工作,找到民樂團就說編制已經滿了。”這不單單是嗩吶這個專業面臨的問題,“整個民樂都是這樣。”
劉英觀察,自“新民樂”盛行以來,有些民樂團對演員的形象也提出了要求。譬如,男演員身高要達170厘米,長相也要上鏡。雖然不對外公開標準,但在內部招收時,外貌條件確實是一道無形的關卡。

從民間走向舞臺
不少人將電影《百鳥朝鳳》視為民族民間音樂、民俗文化的一首挽歌。
相較老師劉英的痛惜,胡晨韻面對嗩吶在當代的傳承問題,沒那么傷感,反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希望。
上海民族樂團現有一支8人的嗩吶編制,胡晨韻1999年從上音畢業后便進了民樂團。
“事務的興衰有其客觀規律。這不是嗩吶演奏者能決定的,而是社會變革決定的。”
嗩吶在民間的沒落,在胡晨韻看來是聽眾的耳朵和需求產生了變化,“以前嗩吶吹奏的曲目,大都和民間戲曲有關。嗩吶吹的就是當地戲曲,人們對此也最有共鳴。那時農村也沒有電視廣播網絡,戲曲對他們來說就是流行音樂。”
因為地方戲曲不一樣,嗩吶在不同省份才衍生了不同風格的曲目,產生了不同派別。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人們打開了視野,可以聽到更豐富的音樂,回過來再聽嗩吶,就會覺得它有局限性。”這也給演奏者提出了要求,“我們要變化,要去嘗試新東西。”
胡晨韻直言,或許對民間的吹打藝人來說,嗩吶藝術沒落了,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嗩吶演奏者們改在舞臺演出,觀眾也改在劇場里聽嗩吶。嗩吶從民間地方走向專業舞臺,在他看來,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民樂沒有多少老本可以吃,這些年,嗩吶的曲目量也有了極大豐富。
在團里的前十二年,不管是胡晨韻本人在國內外演出,還是民樂團的節目單上,《百鳥朝鳳》都是演出量最高的曲目。
近些年,《百鳥朝鳳》演的漸漸少了,民樂團委約創作的嗩吶新曲越來越多。這些新曲大都采用西方十二音體系創作,專業性和可聽性更強,嗩吶以獨奏或協奏曲登臺的機會更多了。
胡晨韻也和不少國際級的交響樂團合演過嗩吶。他們這一代年輕人也在追求不同,想著盡量把嗩吶變得好聽,而不只是模仿。
“任老師把嗩吶從民間帶到了舞臺,劉老師是學院派,又把這個專業往更加專業化、國際化的軌道提升。我們則是在現當代舞臺,甚至世界的舞臺,繼續著這種提升和發展。”他說,“有些傳統看似在消亡,但或許它在變革,換了一種新面貌在與時俱進。”
(實習生清涵、高陽對本文也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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