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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自然環境如何決定歷朝的定都格局
【編者按】
史念海,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也是古都學的創始人,所著的《中國古都和文化》成為了中國古都學的奠基之作。近日,重慶出版社再版了《中國古都和文化》,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其中一篇,標題為后擬。

《咸淳臨安志》中的《皇城圖》
在形成古都的諸因素中,自然環境應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設置是不能離開自然環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環境,則有關都城的一些設想就無異成為空中樓閣,難得有若何著落。歷來有關選擇都城的議論和策略,也都予以適當的注意,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
都城的自然環境顯示在地勢、山川、土壤、氣候、物產等方面。以前一些有關的論證以為都城的所在宜置于上游之地,這是從控制全國著眼。從這一點來說,關中就是一個適宜于建都的地方。西漢初年,曾經有人對于秦中做過這樣的描述:“地執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卑串敃r的局面來說,也就是以關中為都來統治關東各地。關中和關東比,關中的地勢自然顯得高亢,而關東較為低下,這就自然形成居高臨下的形勢。我國的地勢是西北高而東南低,北京的地形也相當高亢。金時有人說:“燕都地處雄要,北依山崄,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苯鹑说膭萘δ霞坝诨此此阅仙惺撬纬陌鎴D。就以淮北和黃河流域而論,這樣的議論也不能說是過分。后來到明代初期,還有人說:“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不過這樣的形勢畢竟要比關中稍差一點。
除關中和北京而外,中原各地的都城都難以達到這樣的地步。中原各地高程皆較低,是說不上居高臨下的。不過洛陽還是較高于以東各地,尤其是和開封相較,更是如此。宋太祖循后周的故績,以開封為都,但并不以此為滿足,打算遷都洛陽,再由洛陽遷于長安。這正是由于洛陽在開封的上游,而長安又在洛陽的上游。不過從來沒有人說洛陽有建瓴的形勢,因為相差并不很多。
在秦漢時期人的觀感中,江南乃是卑濕的地區,不能和中原相提并論。江南誠然潮濕,這與建都的形勢無關。由于位于長江下游和中游,自然更說不上居高臨下了。若自西方來看,更會成為被臨的地方了。楚國的郢就是具體的說明。郢位于江漢平原,并非過低的地方。當地有巨大的云夢澤,水泊縱橫遼闊,因而顯得有些低下。秦國恐嚇楚國,說是方船積粟,循江而下,楚國就不免亡國之禍。楚國也感到這樣的威脅,不能不滿足秦國的一些苛求。不過,對于郢的地勢有些不同的看法。南宋時,趙鼎就曾經說過,荊襄可以下瞰京洛。荊為荊州,也就是楚國郢都的故地。襄為襄陽,在荊州之北。京洛乃是指開封和洛陽。襄陽對開封來說,還可以說是下瞰,對洛陽就不能這樣說了。荊州還低于襄陽,怎么能和襄陽一樣去下瞰京洛?
論都城的形勢就應涉及都城所在地的山川。古人選擇都城時對于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視的。最早談到這一點的應當是周武王。周武王滅商之后,即著手經營雒邑。雒邑就是后來的洛陽。其時周居豐鎬,雒邑不能作為正式都城,但是居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均,實際上成了周朝的東都。周武王為了營建雒邑,曾經說過:“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比可皆谝了嫌?,岳鄙指近太行山的邑。這是說洛邑南北有山,中間有河,伊、洛之陽還有廣闊的原野,可以從容周旋。
山川本是可以互相協調的,但各個都城的具體情況未能完全相同,所以這里就分別來論述。一些都城附近有山,有的卻并沒有什么山。開封居沖要之地,條達輻輳,一片平原,不僅沒有大山,就是培的丘阜也難得遇到,這在古都之中是少見的。應該說,相當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關系的,因為山可以作為防守的憑借。上面說到周武王對于雒邑的稱道,是由于雒邑有南、北二山。其實洛陽東邊還有成皋,西邊還有崤澠。如果不是太行山南有那么不甚廣闊的平原,就可以說洛陽在四山之中了。洛陽和長安相較,可能還稍遜一籌,長安被稱為有四塞之固。所謂四塞不是完全因山形成的,但除過東側的黃河,其余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南側的南山,也就是后來的秦嶺,和西側的隴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側雖沒有像秦嶺和隴山這樣的大山,但岐山、九嵕、嵯峨山,自西至東,還能相互呼應,成為一道屏障。
最為特殊的當為南京城。南京作為都城,可以遠溯到六朝。城名迭有變更,城址也多有損益,而明代南京的規模最為閎大。包括前代舊都在內,明城的建置是東盡鐘山之麓,西阻石頭之固。這是說鐘山和石頭山都應該列在城外??墒沁@里所說的僅為明代南京城的內城,它的外郭城卻更為閎大,不只鐘山和石頭山都包括在城內,覆舟山和幕府山也不例外。這些山都曾經和南京城發生過的戰爭有關,是一般較小的培和人工構成的山所難于比擬的。
還有一些都城,建于平原廣闊之地,其附近只有一道高山可以作為屏障,都城就建于近山之處。北京城就是這樣的。北京城外的太行山和軍都山,還有燕山,蜿蜒曲折,互相聯系,宛如一脈相貫,其東南卻是廣大平原,毫無遮掩。十六國時期及北朝的魏齊兩代皆曾以鄴為都城,它的故址就在今河北臨漳縣。這里固然也是一片平原,其西的太行山卻巍峨聳峙,相映成趣。鄴城西北就是戰國時趙國的邯鄲城,相距臨邇,格局也相仿佛。其他如齊國的臨淄和韓國的陽翟,也都可以列到這一類中。
當然還可以再列出一些類別。譬如,南宋都城杭州,城外靈隱、南屏諸山,玲瓏奇特,正可作為游賞的勝地,和上面所說的一些山有明顯的差別。杭州東北的皋亭山和余杭縣獨松嶺,在軍事上有一定的意義,不過都不是什么大山,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都城附近的河流也有一些不同的格局。河流最多的應該數到開封。開封作為都城時,和黃河尚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當時開封的河流都是人工開鑿的運河。這里有汴河和蔡河、五丈河。這就顯示著開封成為這幾條河流交匯的中樞,這幾條河流是從開封輻射出去的水上交通要道。杭州附近的河流也不少。它瀕著錢塘江的北岸,而江南運河和浙東運河在這里隔著錢塘江能夠互相呼應聯系,因而杭州也成為水道交通的樞紐。位于關中的長安,它的格局卻又和開封、杭州不同。長安瀕于渭水,渭水在長安之東又匯合了涇水。長安南倚秦嶺,由秦嶺流下的灞、浐、潏、澇諸水和豐水分別由長安城旁流過。這幾條河水和涇、渭兩水以及久已湮沒的滈水,共稱為長安八水。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運。洛陽的河流不如長安的繁多,卻也有伊、洛、瀍、澗四水。洛水也和渭水一樣能行舟楫。就是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潮白河和溫榆河,還有更小的高梁河。北京于隋唐時為涿郡和幽州。永定河其時稱為桑乾水。當時所修鑿的永濟渠就是溝通了桑乾水,再達到涿郡或幽州城下的。北京于元時為大都,潮白河其時為潞水。當時所修鑿的運河,由直沽(今天津市)向北,即溯潞水而上,再由通州西折而達于大都城下。太行山東的鄴僅瀕于漳水。就是這條漳水,由于能夠灌溉,改造了當地的舄鹵地,使之轉成沃壤,農業也因之而有起色。更由于白溝和利漕渠的開鑿,漳水就可與這些渠道相溝通,太行山東各處的船只,能夠駛抵鄴城之下,鄴也就可以得到繁榮和發展。

漢代長安圖
上面所論述的河流,大都具有灌溉農田和水上交通的作用。如果說到軍事的意義,則應當提到南京城外的長江。南京作為都城,自孫吳至于梁、陳,都是借長江為天險,以防御來自北方的攻擊,這一點下文還要論及。當然,長江除這樣的軍事作用外,交通運輸的便利更為其他一些河流所不及。南京城旁的秦淮河不僅有漕運之利,還更使南京城內的風光愈發顯得綺麗。就是解決都會里一般用水水源問題,也是離不開河流的。齊國自西周始封起就以臨淄為都,其地在今山東淄博市東。城以臨淄為名,自然是靠近淄水。經過考古發掘,臨淄城東正瀕于淄水,其西側又瀕于系水(泥河)。而魯國都城曲阜也正位于洙、泗二水之間。燕國下都在今河北省易縣。下都有東、西二城。二城緊相連接,皆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其東城的南垣更瀕近中易水。春秋時,晉國的都城再經過遷徙,其間曾都于新田。新田在今山西侯馬市,位于汾、澮二水行將匯合處,然更近于汾水。由于近于汾水,其西北隅已為汾水沖蝕殘缺。戰國時,韓、趙、魏三國的新鄭、邯鄲和安邑三處都城也是如此。韓國都城新鄭,也就是春秋時鄭國的舊都,新鄭不僅瀕于黃水河,而且洎河還由城的西南隅穿過。邯鄲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今所謂趙王城為當時趙國的宮城遺跡所在地。其東北有一大城圈,亦為趙國都城的一部分。今清河由西北斜流,穿過趙王城,而沁河也由西向東,貫穿于東北大城圈之中。魏國的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其遺址也有青龍河流過。這些河流即令迄今有所變遷,相距當皆非過遠。戰國時楚國的郢都,在今湖北江陵縣北。當地近云夢澤,本為水鄉澤國,其城南垣西段不僅有古河道,古河道上尚有水門,可見與河流關系的密切。
一般說來,都城的壯麗繁榮,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山川的助力,就是那些割據一方的政權,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圍內,選擇它自己的都城,也都著眼于山川形勝的地方。這樣的自然環境是不會為人所忽略的。
在以從事農業經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當的重視。這自然是因為肥沃的土壤更適于農耕。商人曾經頻繁地遷都,遷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細加探求,但盤庚的遷殷顯然是由于新都對于發展農業更為有利。盤庚的時候還不可能過細地區別土壤,但舊都的土壤由于使用較久,肥力漸減,轉為瘠薄,就使它不能再事留戀。盤庚這次遷都就記載在《尚書·盤庚篇》中。古史簡樸,自難備加稱述,不過字里行間還是能略露出一些端倪。漢初定都關中,這是出于婁敬的策略。婁敬從關中的險阻立論,可是他卻著重指出,關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還稱道它是天府。婁敬指出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關中于《尚書·禹貢篇》中為雍州,雍州的土壤為黃壤,于當時全國中最居上等。這就有利于關中農業的發展。向上推求,在早周之時,周人選擇居地,也曾著眼于這一點。正是由于周原的,才使周人能久居于岐山之下。周初封國最多,而齊地有膏壤千里,故臨淄也是海岱之間的一個名都。春秋時,晉國選擇新都,摒去郇瑕氏的故地,而遷居于新田,也是由于這樣的道理。郇瑕氏的故地固然也相當肥沃,可是土薄水淺,不如新田的土厚水深,所以晉國寧以新田為都,不再重視郇瑕氏的故地。
與雍州土壤相對的為揚州。揚州的土壤于《尚書·禹貢篇》列為下下。這是說揚州的土壤于當時的全國是最差的了。其實,那時揚州的土地使用率不大,土壤的肥沃性還未能為世所重視。魏晉以后,北方的人口陸續大量南遷,提高了土地使用率,改變了對于土壤的看法。于是長江下游太湖周圍各處,由于大部分川澤沃衍,都成為肥美的土壤。南京正在它的附近,因此獲得很大的優越條件。杭州更是有名的產糧之地,因而都曾經被選建為都城。
可是有些都城附近就不是如此。春秋戰國時列國諸侯的都城有些就是未能符合這樣的條件的。宋國和趙、中山等國都以土地瘠薄著名,可是睢陽和邯鄲皆為有名于世的都城,其所恃以為基礎的自然不是當地的土壤。但由于土薄民貧,就不能毫無影響。據說邯鄲的“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這樣相習成風,為他國所少有,也不是偶然的。
氣候這一因素和山川、土壤等相較,對于都城的選擇說來,似乎關系較為淡薄。一些有名的都城大致是位于燕山之南和隴坻之東,也就是說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以及其稍南稍北的地區。這些地區南北之間氣候差別不太顯著,所以一般論者也就不多道及??墒沁€有些都城卻在這個地區之外,這就不能說完全沒有差別了。拓跋魏所建的都城本是在盛樂,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北。后來遷徙到平城,則在今山西大同市東。和林格爾縣和大同市分據明代長城的內外,東西相距僅二三百里。在這樣臨邇的距離中,氣候是不會顯出若何差異的,也不會使創建北魏王朝的鮮卑族人感到不適??墒呛髞硇⑽牡圻w都到洛陽,就有人提出反對,不僅形諸言辭,而且見諸行動。這些反對者并以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為代表,顯示聲勢的壯大。最重要的一條反對理由就是因為洛陽暑熱,不如平城的涼爽。固然拓跋恂體貌肥大,不耐高溫,他的行動卻得到相當多的鮮卑族人的支持,這就不是簡單的問題了。
一般說來,各地都有當地所出的物產,都城附近也是一樣的。都城附近各有其山川,又有較為肥沃的土壤,氣候都顯得溫和,故物產亦較為豐富。遠在春秋戰國之時,楚國的郢都就有云夢之饒,而齊國的臨淄由于帶山披海,膏壤千里,除桑麻之外,更多文彩、布帛、魚、鹽。關中也是九州膏腴地,號稱陸海,不僅有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等異類之物,又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洛陽在這一方面,就不若關中富庶。兩漢魏晉多以賦名家的文人學士,如班固和張衡就皆撰有《兩都賦》。由于東漢都于洛陽,故于東都稱道備至,賦中所說的物產就不如西京繁多。不僅不如關中,甚至還不如后來的鄴都。左思所撰的《魏都賦》,就不厭其詳地舉出鄴的附近產梨、栗、酎酒和筍、棗、粱、稻,還有錦繡、羅綺、綿纊、縑總。這里面除農產品外,主要是絲織品,顯然可見,鄴也和臨淄一樣,都是絲織業的中心。開封于戰國時為梁國國都。司馬遷論述梁國,說是無山川之饒,這也就是說,當地沒有豐富的物產。后來由于絲織業的發展,和戰國時已有不同。唐時的汴州所產的絹,于全國中列為第二等,與鄭、曹、懷諸州相當。鄭州今為河南鄭州市,曹州在今山東菏澤縣,懷州今為河南沁陽縣,皆在開封的周圍。當時一等絹的產地為宋、亳兩州,分別為今河南商丘縣和安徽亳縣,皆距開封不遠。直到北宋時,此風猶未稍息。而汴州的織錦最負盛名,開封的官綾院就有綾機四百張,僅此一項,就可略見一斑。北京于戰國時為燕國的薊。燕國雖亦養蠶,卻不是有名的絲織品的產地。燕國主要的物產乃是魚、鹽、棗、栗。后來到明清時期,北京又成為都城,這些物產還為世所重。北京近渤海,自富于魚鹽。而栗的盛名迄今猶未稍泯。前引左思的《魏都賦》,曾提到那里的栗,其實那里的栗產于固安。固安在今易縣東南,距北京更近,故亦當為北京的特產。唐時幽州即以栗為貢品,而幽州之栗就產于故安,遼及元時亦皆特置栗園,可見其重視的程度。
至于長江以南,則和黃河流域又異其趣。左思于撰《魏都賦》之外,復撰有《蜀都賦》和《吳都賦》,即所謂《三都賦》。賦中備舉蜀、吳兩都的物產,種類繁多,雖如草木蟲魚纖細之物,亦皆羅列不遺。較之魏國的鄴都,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所列的過于纖細,于都城的發展演變并非皆有關系。沈約撰《宋書》,于《孔季恭等傳》后曾論述江南為國的盛況,文中指出:“荊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再加上膏腴土地的農業,顯得地沃物阜。當時的都城就在建康,也就是現在的南京,這正說明南京物產的富饒。沈約在這里還特別提到荊州。荊州的江陵本是楚國的郢都,五代時南平也在當地建都,沈約的話正好也對江陵做了說明。劉宋時揚部的東南可以包括錢塘,也就是后來的杭州。沈約所說的物產,自然也有杭州的部分。杭州后來到五代時為吳越的都城,宋室南渡也以此為都。吳自牧的《夢粱錄》曾有專篇論述杭州的物產,舉凡谷、絲、枲、貨、菜、果、竹、木、花、藥、禽、獸、蟲、魚之屬,皆按品羅列。品種雖多,而谷與絲最為重要。南宋亡后,馬可·波羅曾到過杭州,于杭州的絲綢最為稱道,并說:“全境產絲甚饒?!瘪R可·波羅還指出杭州的課稅,以鹽、糖兩項為最多。鹽、糖皆不見于吳自牧所列舉的諸種物產之中,可能以非杭州附近所產而不加鑿及。
綜上所述,自然環境作為形成都城的一個因素,是有其重要的意義的。每一個王朝或政權在選擇都城的所在地時,是不能不考慮到這方面的因素的。自然環境所包含的項目不止一種,本文所列的就有地勢、山川、土壤、氣候、物產幾種。一些王朝或政權在選擇都城時考慮到自然環境,但不一定就能把自然環境這一因素中包含的各個項目都考慮周到。不論其考慮與否,這個因素所包含的各項,在都城的演變過程中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和相應的影響。宋朝南遷時,戎馬倥傯,追兵在后,當時只要求得稍為安全之地,于愿已足。杭州遠在長江之南,距金兵稍遠,正符合當時要求。南宋的年祀雖因此而獲得延長,后來元兵南渡長江,杭州竟無險可守。北魏由平城遷都洛陽,可謂深謀遠慮,可是因為洛陽較平城暑熱,竟肇致拓跋恂和一部分鮮卑人的叛逃。這雖不會影響到北魏遷都的大計,但由這樣的小小插曲,已經可以顯出自然環境這樣的因素的重要作用。

《中國古都和文化》,史念海/著,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202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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