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日）上午，由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浙江省公安廳等單位指導的“互聯網安全與治理論壇”在杭州淳安縣千島湖開幕。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作為演講嘉賓參加。在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沈逸是參會代表之一，并作發言。

“在習總書記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大戰略框架中，互聯網要成為黨和政府與群眾溝通交流的新平臺，成為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渠道。不過，‘魏則西事件’、‘雷洋案’反映了有些部門與群眾在網絡平臺上缺乏‘社會共識’，這不僅耗費了大量社會資源，也對政府公信力帶來了挑戰?！鄙蛞菰诮邮芘炫刃侣劊╳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

“習總書記的'4.19'重要講話，主要回應了中國需要怎樣一個互聯網安全和信息化大戰略的問題?！鄙蛞菡J為，我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事業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的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力無法和現在相提并論，面臨的網絡安全挑戰和問題相對較少，能夠動用的手段和資源有限，就像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每次只能動一條腿。網絡安全，還是信息化？先動哪條腿往往會成為困擾。

他表示，近年中國逐漸站到了國際舞臺的中央，無論是經濟體量，還是可調配資源都大幅提升，面臨的挑戰和問題越來越復雜。如果以前是走路，那么現在就是起飛——“兩條腿”升級為“兩個翅膀”。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兩個翅膀”必須一起動。這時，國際社會對中國有期待，中國再不能悶頭搞發展，因為每一項發展策略和政策取向，都會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要建設網絡良好生態，在網上網下形成同心圓，就必須充分發揮互聯網凝聚社會共識的功能。這個社會共識，是民眾對社會發展方向、國家治理方式等的默認契約。但從最近一些公共事件的發展過程看，多方的社會共識并未達成一致，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沈逸稱。

他以“雷洋案”為例分析，事發后各種追問和譴責四起，包括質疑公安民警的執法意圖、去追究雷洋是否進行了嫖娼行為，更有甚者將雷洋的死說成是陰謀論，將其與“常州毒地”事件相關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5年美國巴爾的摩發生的一起警察槍殺一名黑人事件中，全美的媒體、公民和政府的關注點高度統一，其焦點為“是否存在種族歧視和暴力執法”，沒有任何人去討論被槍殺黑人的平等問題，因為在他們的“社會共識”中，其他的事與槍殺毫無關系。

沈逸表示，在“雷洋案”中，各種“聲源”的出發點不同、不夠純粹：有人是為倒逼真相，有人是為發泄不滿，還有人是想借此提升關注度和聲望，由此影響了社會共識的統一度。此外，值得警惕的是，一系列公共事件背后，往往存在以散播各種混淆視聽信息牟利的職業策劃人和幕后推手，其中包括網絡水軍、造謠者，原本平常的事件一下變得“捕風捉影”，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公眾與政府間的不信任。因此，通過互聯網來凝聚共識，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

當然，發生負面的網絡輿情事件，板子不能全打在網民身上，有時也和政府回應不及時，應對不正確有關。

沈逸仍以“雷洋案”為例稱，他覺得公安在對外溝通中，應該在反應的時間、表達的方式和證據的完備性上進一步提升能力，從而避免形成誤解或誤判。好在隨著檢察院的介入、各種證據的出現，各方對事件的態度會慢慢達成一種社會共識。

沈逸認為，這其實是社會共識的一種自我修復，也是公眾滿足知情權的訴求。只有政府、企業和社會三方努力，才能真正凝聚共識。

“我們也應該看到各方對這種社會共識修復所做的努力。近年，當公共事件引發網絡輿情時，政府的應對態度已經有了積極轉變。比如政府的反應速度明顯加快，處理輿情事件的方式也不再搞‘運動式治理’。特別是在‘魏則西事件’處理上，衛計委、網信辦的調查結果中，提到通過出臺和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這讓我看到政府主動修復社會共識上的希望?！鄙蛞菡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