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接受社會捐贈是其豐富和完善館藏不可或缺的渠道之一。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上海博物館尚未成立之前，就已經有收藏家陸續捐贈文物，其中既有以胡惠春、潘達于、譚敬、沈同樾為代表的收藏家，也有包括鄭振鐸、徐森玉、吳仲超、謝稚柳、陳植等早期文博事業開創者。

澎湃新聞獲悉，“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館受贈文物展”今天（9月27日）起在上海博物館開幕，展覽甄選145件/組館藏珍品，包括鄭振鐸捐贈的漢代人物畫像磚，張珩捐贈的唐永徽六年李世延母馮氏等造像，沈同樾、顧榴等人捐贈的元代華祖立《玄門十子圖卷》，潘達于捐贈的明代馬守真《設色花卉卷》等。

鄭振鐸先生在1956年捐贈的漢代人物畫像磚

展覽現場 過云樓舊藏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在展出現場表示，上海博物館能在短時間內建成，并較快完成了自己的收藏、展覽和研究體系，當時楊寬先生（上海博物館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館長）就指出很大部分“要歸功于收藏家的支援”，這種支援包括了友情轉讓和無償捐贈。

楊志剛說，保護文物，傳承文物，由一人一家的賞鑒，到慨然捐諸公立收藏機構，當文物從私人收藏空間進入到公眾視域，它便由賞玩的功用中升華出來，具備了傳承文明的意義。“希望今后能和更多捐贈者一起，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文物博物館事業發展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展覽現場

開幕式現場

百余件文物精品致敬捐贈者

據介紹，上海博物館自成立以來，接受的捐贈藏品數量、藏品質量、捐贈人數和批次，在國內博物館皆無出其右者。其102萬余件館藏文物中有8.8萬多件來自各界人士捐贈，占館藏文物總量的8.6%，其中珍貴文物3.3萬余件，占館藏珍貴文物總量的23.6%。目前，上海博物館的捐贈者人數超過了800位，集體捐贈超過120家，接受捐贈的文物批次多達一千二百多次。

上海博物館接受文物捐贈主要集中在兩個高峰期，一個是1950年代初以胡惠春、潘達于、譚敬、沈同樾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和徐森玉、吳仲超、謝稚柳、陳植等早期文博事業開創者 ，踴躍向上海市文管會、上海博物館捐贈文物，投身于新中國的文博事業建設；另一個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許多藏家將其多年珍藏，包括落實政策返還的文物精品，慷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極大地豐富了上博館藏。曾在上海生活過的海外華人也紛紛將其珍愛的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清雍正 景德鎮窯仿汝釉弦紋花盆（一對），胡惠春、王華云 1950年捐贈

澎湃新聞記者在現場看到，本次展出的145件/組文物涵蓋青銅、陶瓷、書畫、竹刻、錢幣、雕塑、印章等各個門類。

據上海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館員張東介紹，此次展覽主要遴選了50位上博早期捐贈人，以捐贈人為脈絡，結合他們的收藏品，以此解讀他們的收藏情趣，并呈現上海博物館文物收藏體系逐漸建立的過程。

此次展覽也是初次較大規模呈現當時文化界人士和文博事業開創者所捐贈的文物，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與上博存在關聯。比如展出的首件展品就是鄭振鐸先生在1956年捐贈的漢代人物畫像磚。鄭振鐸曾擔任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對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他將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萬冊古籍全部捐獻給國家。

鄭振鐸

有文博事業的開創者，上海博物館早期的籌劃者徐森玉先生捐贈的箕形虢硯臺、《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和黃士陵《篆書八言聯》，徐森玉先生曾先后四次將其收藏的書畫、古籍、拓片等藏品捐贈給上海文館會和上博。

徐森玉捐贈的《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

徐森玉捐贈的 箕形虢硯臺

展品還包括有馬衡先生1953年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漢代紅絹鳥獸幾何紋彩繡殘片，馬衡先生是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馬衡1953年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漢代紅絹鳥獸幾何紋彩繡殘片

捐贈人王一平曾任上海市委書記，也曾短暫擔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他曾先后4次將其收藏的書畫、瓷器、印章、古籍及工藝品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此次展覽展出他舊藏的文徵明《半塘煙月圖軸》、《徐渭小像軸》、高鳳翰銘玉帶池端硯等。

王一平捐贈《徐渭小像軸》

王一平捐贈高鳳翰銘玉帶池端硯

有知名書畫家、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先生捐贈的王詵水墨本《煙江疊嶂圖》。謝稚柳先生曾任上海文管會副主任，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書畫珍品多數都經其鑒藏，并留下寶貴的手寫鑒定意見。

謝稚柳捐贈 王詵水墨本《煙江疊嶂圖》

還有難得一見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捐贈的青銅爵。馬館長曾立下規矩，文博工作者一律不許搞收藏，他也將自己早期的收藏全部捐贈博物館。

馬承源捐贈的青銅爵

展覽還呈現夏衍、巴金、唐云等人的舊藏。夏衍在1989年首次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納蘭成德《手札》卷，其后又向上博捐贈其收藏的郵票146枚。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的納蘭成德《手札》卷

巴金于1963年捐贈的董其昌《行書詩》冊

巴金于1963年將其收藏的董其昌《行書詩》冊捐贈給上博。書畫家唐云先生捐贈的曼生銘提梁紫砂壺等是研究紫砂茶壺的標準器。

唐云捐贈的曼生銘提梁紫砂壺

唐云捐贈的陳鴻壽銘楊彭年制紫砂壺

此次展覽另一個重要呈現就是早期收藏家代表捐贈的文物，他們很多都是著名的收藏大家，比如暫得樓后人捐贈的景德鎮窯蘋果綠釉印盒（一對）。沈同樾、顧榴、顧佛、顧篤璋、顧篤瑄、顧篤球1951年捐贈的齊侯匜和華祖立《玄門十子圖卷》。

沈同樾、顧榴、顧佛、顧篤璋、顧篤瑄、顧篤球1951年捐贈的齊侯匜。

元 華祖立 《玄門十子圖卷（局部）》，沈同樾、顧榴、顧佛、顧篤璋、顧篤瑄、顧篤球1959年捐贈。

展覽現場 孫煜峰1965年捐贈的文徵明等雜畫卷

 孫煜峰1965年捐贈的北宋 《胞胎經卷》

孫煜峰1965年捐贈的項圣謨《看梅圖卷》

明 《緙絲佛手花鳥圖》，龐維謹、龐增和、龐增祥 1952年捐贈

有龐維謹、龐增和、龐增祥1952年捐贈的《緙絲佛手花鳥圖》，孫煜峰1965年捐贈的項圣謨《看梅圖卷》，樂篤周1980年捐贈的景德鎮窯藍地金銀彩桃果紋瓶，唐祖詁、宋景文1959年捐贈的甲簋，夏弘寧1962年捐贈的李叔同《行書華嚴經句軸》，張永珍2004年捐贈的景德鎮窯粉彩蝠桃紋瓶等。

張永珍2004年捐贈的景德鎮窯粉彩蝠桃紋瓶

上海博物館是如何接受文物捐贈的？

在上海博物館的展廳之中，可以看到不少是以文物捐贈者名字命名的專館，比如暫得樓陶瓷館，兩涂軒書畫館，莊志宸、莊志剛明清家具館，杜維善、譚端言舊藏絲路古幣專室，施嘉幹舊藏錢幣專室等。上世紀90年代，人民廣場新館籌建期間，館內就專門預留了兩面姓名墻，記錄向上海博物館捐獻文物和出資資助新館建設的捐獻者和資助者姓名。

展覽現場

原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說：“上博對待接受捐贈很慎重，對待捐贈品很認真。捐贈品無論出現在什么地方，包括陳列室、舉辦臨時展覽、出國展覽甚至圖書出版都要把捐贈者的姓名標示出來。”上海博物館所有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體現對文物捐贈人的尊重。

“上海博物館結交了很多收藏家朋友，但是我們從來不主動去邀約別人捐文物。博物館的舉辦和經營要獲得收藏家的認可，讓收藏家覺得他的藏品放在博物館里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才會主動地捐贈。”陳克倫說。

上海博物館在接受文物捐贈方面一直做得很規范，國內外的許多收藏家都愿意選擇上海博物館作為自己藏品的最終歸宿，也鮮少出現因為后續權屬不清而引發的法律糾紛。這得益于長期以來上博形成的接受捐贈的一些做法和規范，比如“捐贈者必須是自己真實意愿的表達； 捐贈者必須是捐贈物的所有人；捐贈的文物必須是真實可靠的，我們會對所捐贈的文物進行鑒定；捐贈文物的來源必須是合法的；還有一點很重要，上博是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超出這一范圍的捐贈一般不接受；對于博物館已經有的捐贈也不一定會接受”。

展覽現場

其中比較典型和重要的捐贈事例比如蘇州名門潘世恩、潘祖蔭之后潘達于先生，她先后三次將潘家收藏的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所捐贈文物中包括國之重器大盂鼎、大克鼎、書畫等共計100多件文物。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馮氏等造像，張珩 1950年捐贈

明 馬守真 《設色花卉卷（局部）》，潘達于 1956年捐贈

古錢幣收藏家施嘉幹先生收藏的兩千多枚金銀幣在“文革”中全部被抄家（其本人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結束后，他的夫人和子女集體決定將抄家返還的金銀幣悉數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考慮到施嘉幹先生的錢幣藏品成套、成系列，對于補充博物館的陳列內容很重要，特設了施嘉幹舊藏錢幣專室。

展覽現場

著名青銅器收藏家李蔭軒先生，一直跟上博保持著良好的互動，“文革”中抄家，他的藏品全部被抄走，本人也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結束后返回抄家物資，李夫人給上海博物館寫信，表達李先生的生前遺愿，認為這些文物最好的歸宿是交由國家保管，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其捐贈的150多件青銅器里面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帶銘文的青銅重器。

清雍正 景德鎮窯仿汝釉弦紋花盆（一對），胡惠春、王華云 1950年捐贈

民國年間上海瓷器收藏大家胡惠春，1950年代初將他珍藏的數百件文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對于籌建當時文物基礎極為薄弱的上海博物館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考慮到其捐贈文物的重要性，上海博物館也在新館為他的藏品開設暫得樓陶瓷陳列專館，使其多年收藏終獲歸宿。

上海博物館也十分注重做好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文物捐贈者、收藏家的工作。比如2004年在大盂鼎、大克鼎的捐贈者潘達于老人百歲壽辰之際，上博聯合國家文物局、國博讓大盂鼎和大克鼎共同展出；比如過云樓的書畫捐贈占據上博書畫收藏重要位置，上博先后兩次舉辦過云樓書畫特展等。對于這些重要的文物捐贈者，上海博物館也采取了一貫的幫扶政策。

展覽海報

此次展覽展期持續至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