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晉濤】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能源安全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1984年畢業于吉林工業大學管理工程系，獲工學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于北京林業大學林業經濟研究生班，1988年獲農學碩士學位（林業經濟）。1994年赴美留學，先后獲得佛吉尼亞理工大學經濟學碩士（1996）和林學博士（自然資源經濟學，1999）學位。先后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環境管理系教授、系主任。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了2016年一季度GDP核算結果，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7%，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經濟新常態下地方政府應該如何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轉型發展是不是真的很難？具體有哪些好的途徑？

伴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些地方解決環境問題的責任和動力會減弱？

經濟下行不應該是地方政府在環保方面不作為的借口。當務之急是要制定好的政策，推動發展和保護雙贏。

中國環境報：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了2016年一季度GDP核算結果，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7%。您對這個數據怎么看？會給環境保護帶來哪些影響？

徐晉濤：環保部門對經濟的高增長歷來比較擔心，因為高增長一般會帶來高污染，特別是經濟增長速度超過8%時，污染物排放量會急劇上升。從當前情況可以看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受到較大沖擊的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對于環境保護來說，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不一定是壞事，可以留給地方更大的空間去調結構，是推動綠色發展的一個機遇。

中國環境報：從結構調整的角度來說，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給轉型發展帶來機遇。但從實際來看，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些地方解決環境問題的責任和動力會減弱，甚至有些地方把經濟放緩歸因于環境保護。對此，您怎么理解？

徐晉濤：環境污染存在外部性的問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短期內經濟是高增長還是低增長，并不一定受到環境保護的影響，沒有直接的關系。經濟下行不應該是地方政府在環保方面不作為的借口。當務之急是要制定好的政策，推動發展和保護雙贏。

現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思路，其實就是要下更大的決心，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在清潔產業上，而不是高污染、高耗能產業上。地方政府行為一定會受到國家杠桿的影響，這對地方發展來說是有利的。

中國環境報：我們常常提到要推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究竟怎樣才算“協調”？

徐晉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要有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上實現經濟社會利益最大化。嚴重污染不但帶來環境成本，而且影響社會福利，就需要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慢，但是社會整體福利是在增長的。這就是我所認為的協調。

對于沒有突出優勢的地方來說，轉型是不是很有難度?

好的政策會帶來行為的改變，也不會產生特別高的社會成本。

中國環境報：當然,把資源、資金投入綠色產業是好的選擇，可能很多地方都想這么做。但每個地方的條件不一樣，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稟賦、有能力去發展三產，發展高科技產業。比如,北京具有首都優勢，深圳具有地理和區位優勢，對于沒有突出優勢的地方來說，轉型之路在哪里？對于河北等重工業大省來說，綠色轉型是不是積重難返，很有難度？

徐晉濤：我不認為這非常難。如果可以采取好的政策，是可以做到的。一般來說，好的政策會帶來行為的改變，也不會產生特別高的社會成本。經濟學界一直主張國家采用經濟政策或者市場手段來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就是因為這樣做的成本相對較低。之所以過去一些人一提到環境保護，就認為會影響經濟發展，是因為一些地方環保工作主要思路是單純依靠重拳出擊、關停并轉，這對一些地方來說打擊是比較大的，因為有的縣的財政收入就是靠少數幾個企業在支撐，所以地方政府推動環境保護的積極性不高。如果采用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改變所有企業的行為，可能不會特別影響到地方財政收入，為什么不試一試呢？現在正是采取經濟政策解決環境問題的好時機。

中國環境報：通過經濟政策解決環境問題其實也是環保部門一直在探索的，但是中國當前的發展具有自身的特點，人口多、經濟體量大、污染嚴重等情況同時存在，經濟政策在這種背景下是否能在短期內收到良好的成效？

徐晉濤：環境質量的改善關鍵在于改善企業的行為。怎樣改變企業的行為？就是讓企業知道，采用更為清潔的技術、盡量減少污染，同樣可以取得效益。采取經濟政策，一定可以改變企業的行為，推動環境質量改善。

如何推動地方政府履行環保責任？

采取環境稅等經濟政策，增強地方政府環境保護動力。

中國環境報：您曾經提到，國外地方政府推進環境保護的意愿非常強烈，會主動制定比國家更嚴格的地方標準，但我國一些地方政府會包庇污染企業。當然其實也有一些地方開始有這樣的意識，比如深圳率先提出PM2.5要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但可能有些地方政府還做不到。如何推動地方政府履行環保責任？

徐晉濤：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環境保護影響非常大。比如一些地方房地產發展過熱，就會帶動相關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發展?，F在一些地方出現產能過剩等問題，都是這種發展模式帶來的結果。一些地方政府從包庇污染企業，到主動解決環境問題、推進環境保護，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環境報：現在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約束地方政府行為，包括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這些制度都在督促地方政府履行環保責任。

徐晉濤：只要存在GDP考核，地方政府就會存在發展經濟的愿望。希望這些制度的出臺，可以推動地方政府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能夠加強環境保護，使GDP更加綠色。

中國環境報：環境稅收其實很早就被業界所呼吁，目前這一政策的出臺也加快了進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剛剛公布了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將于6月審議環境保護稅法。您對此有何看法？

徐晉濤：環境稅的推出，一方面，可以改變企業的環境行為，解決環境污染外部性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增強其推動環境保護的動力。財政收入增加了，縣長、縣委書記沒有理由不重視環境保護，對企業的監督、考核一定會加強。

拿資源稅來做類比。過去一些地方重要的自然資源都被央企拿走了，對地方經濟發展沒有起到作用。而資源稅是地稅，可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開征環境稅，如果定位地稅，能夠起到推動地方政府積極落實中央制定的環境政策目標，最終切實帶來環境的改善。

我國目前個人和企業稅負在國際上是偏高的，所以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減稅。在經濟下行時加入環境稅具有多種好處。財稅改革是要政府減去不好的稅、增加好的稅。比如要減少那些帶來要素市場扭曲的稅，而環境稅克服的就是市場扭曲，可以實現發展和保護雙贏，是好稅，是應該增加的?，F在財政專家講要推動綜合性財稅體制改革，進行結構性增稅、結構性減稅，就是這個意思，我們要利用好這一契機，用經濟政策解決環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