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失去的世界

最近，兩本講述并頌揚美國日漸衰落的政治霸權的專著在英語世界出版，一本是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的《自由世界：冷戰中的藝術和思想》（The Free World: Art and Thought in the Cold War），另一本是本·羅茲（Ben Rhodes）《墮落之后：在我們創造的世界里成為美國人》（After the Fall: Being American in the World We’ve Made）。兩本書共同揭示了冷戰如何將美國的價值承諾和文化創新嵌入其“品牌”之中，以及冷戰的勝利為什么導致了美國價值的衰退。

《自由世界：冷戰中的藝術和思想》和《墮落之后：在我們創造的世界里成為美國人》書封

9月24日，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執行副總裁倫納德·貝納多（Leonard Benardo）和自由戰略中心主席伊萬·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網站聯合撰文，他們認為，一個不再知道自己代表什么的社會，沒有什么可與世界其他地方分享。

兩位書評人寫道，當冷戰后的世界仍處于嬰兒期，人們對歷史可能的終結有一種明顯的興奮感。但在世界的集體潛意識中，潛伏著一種對未來形勢的持久不確定性。“沒有冷戰”，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飾演的“兔子”哈里·安格斯特羅姆（Harry“Rabbit”Angstrom）想知道，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漫長的黃昏斗爭”即將結束，“做一個美國人有什么意義”。

冷戰不僅為公民和他們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的透鏡，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知識框架和一個易懂的屏幕，人們通過它來理解和重新想象文化。沒有冷戰，人們就會擁抱無限的可能性，不管他們是否樂意。正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經提出的，文化“霸權”——或者其他人可能稱之為“共識”——是政治穩定的先決條件。因此，在冷戰結束后不久，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共識迅速形成，明確地賦予了大多數西方人，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塑造公眾輿論的人，認為已得到證明的自由國際主義制度以特權。

然而，這些抱負——虛假的“歷史終結”——將被證明是短暫的。那些看似霸權的東西，那些開始作為常識占統治地位的東西，最后變成了轉瞬即逝的短暫狂熱。許多國家的自由主義者從被視為進步解決問題的英雄先驅，變成了一群不受信任的精英共犯。西方沒有保持共識，而是把自己扭曲成了一個扭結餅（pretzel）。

美國喧囂

書評所涉兩本著作的作者，一個是哈佛大學的英語教授，一個是奧巴馬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他們都在書中努力理解世界歷史上這一關鍵時刻的意義。梅南精于挖掘那些在冷戰期間支撐和支撐西方的思想。羅茲提供了一部政治成長小說，在書中，他所珍視的許多真理和崇高的期望都受到了質疑——如果不是完全喪失了信譽的話，他的語氣是葬禮式的，而梅南則更像是以共同觀點敘述的福音書（synoptic）。

梅南和羅茲都從根本上重新闡述許多關于二戰后時代已經提出并繼續提出的標準歷史問題，以應對當代現實。在800頁的巨著中，梅南檢視了美國最初是如何成為“自由世界”的中心，以及后來美國人如何不再相信他們的“自由使命”。羅茲在他那本較薄的書中提出了一個補充性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問題:在一個“走向錯誤的世界”中，做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么？

這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作為對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長篇闡釋，梅南的著作在所謂的“內部設計”（interior design）方面令人嘆為觀止。他用看似直截了當實則充滿微妙洞察力的散文，設法重新安排和思考一系列冷戰標志性人物的生活和作品，包括喬治·凱南和喬治·奧威爾，漢娜·阿倫特和讓-保羅·薩特，理查德·賴特和詹姆斯·鮑德溫，以及蘇珊·桑塔格和寶琳·凱爾。梅南幫助解釋了戰后早期——被美國社會民主黨人歐文·豪定義為“順從年代”（age of conformity）——如何成為美國與自由世界和諧的象征。

閱讀梅南，可以發現，美國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地位，是因為美國從來沒有準確地定義過自由。相反，自由的意義被允許不受限制地運行。它包含了風格的多樣性、影響力的豐富和詮釋的多樣性，成為美國經驗的象征，刺激了這個國家的智力增長。

梅南發現，這種經驗很大一部分源于非美國的的文化和文學傳統（從馬提尼克島到馬賽），盡管它們都是為美國觀眾精心改編的。美國文化一直都有混雜和融合的元素，但冷戰讓它們圍繞著一種特殊的美國精神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在冷戰時期，實驗和即興創作的作用就像一條貫穿始終的線。文化借用是美國文化創新者塑造獨特工藝品的知識粘土。

新興秩序

兩位書評人認為，與蘇聯不同，美國避開了文化生產的既定模式。當藝術被政治化以服務于意識形態的目的時，公共事業振興署時期的軟宣傳鼓動（soft agitprop）變得非常不合時宜，并在上世紀50年代的紅色恐慌中都遭到了嚴重打擊。在美國，“黨派路線”本身就是多元主義：藝術家、活動家、哲學家和新聞記者制定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思想觀念。這種表達的“競爭”將賦予自由世界以權力，并使之合法化。

梅南的知識視野之旅并不回避偏愛。比如，他認為真實是一種標志性的美德，因此對掩飾了自己的生活和過去的鮑德溫看法相對較差。相較于鮑德溫變色龍般的個性，梅南更喜歡賴特更持久的承諾（盡管后者有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賴特曾寫過《黑男孩》、《土生子》和其他許多作品。在梅南看來，賴特比鮑德溫更忠于自己。

梅南試圖對觀念史學家以賽亞·伯林進行同樣的聲譽改造。對1945年11月伯林和俄羅斯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之間的會面進行冗長、古怪和不必要的剖析，并沒有給他的故事增添任何內容。相反，它的多余削弱了梅南的事業。

總而言之，梅南的敘述雖然遙遠，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穿透性。在他的文化戲劇中，只有少數幾個配角讓他著迷。奇怪的是，他被那些展現出喧囂、表演技巧和進取心的人所吸引——也就是說，那些知道如何像美國人那樣推銷自己和他們的智力產品的人。因此，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和實驗型作曲家約翰·凱奇作為梅南的“自由世界”文化人物脫穎而出。

在梅南關于藝術和知識自由的故事中，爵士樂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相當令人吃驚。梅南關于美國人不愿支配形式或內容的論點，還能在哪里可以得到更大的驗證？美國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冷戰期間利用爵士樂大使作為文化棍棒，這個熟悉的故事無需贅述。爵士樂的即興風格對多種文化流派和美國人的新自我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忽略了這一點，則是一個明顯的缺陷。

對美國例外論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后，梅南得出結論，正是冷戰的特殊性質塑造了美國在20世紀下半葉的自我認知。與蘇聯共產主義的對抗和競爭在不知不覺中出乎意料地幫助了美國文化的解放。為了贏得這場戰斗，美國人被迫不要像瓦茨拉夫·哈維爾曾經勸告東歐持不同政見者那樣生活在現實中，而是生活在與蘇聯體制相反的環境中。

盡管雙方都充滿了虛偽，但梅南表明，生活在對比中具有“打開美國人的思想”的效果。它也加強了走向自由的動力。由于蘇聯關閉了邊境，行動自由進一步成為美國的內在價值。由于蘇聯將藝術實驗定為犯罪行為，美國人學會了將其合法化。

美國版“金字塔”近日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曝光。“金字塔”是美國軍方在冷戰期間用以擊落蘇聯洲際彈道導彈（ICBM）的防御設施的一部分。

歷史終結之后

兩位書評人評述，羅茲的書與梅南的杰作形成了奇特的對比。羅茲引人入勝的《墮落之后》采訪了不同階層的人，同時悄悄為一個簡單而根本的問題尋找答案：世界各地尋求自由的人是如何從依賴美國變成害怕美國的?

2017年1月離開白宮時，羅茲發現自己被雙重放逐——遠離了機構權力，也遠離了他年輕時的理想主義世界，后者已經讓位于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美國。作為后奧巴馬時代的回憶錄，這本書充滿了作者內部流亡者們的反思。

作為一名作家，羅茲與梅南相差甚遠。梅南對過去的主要文化和知識分子進行了精心校對的解釋性分析。通過有條不紊的疊瓦（imbrication）方式，他旨在展示美國如何確保自己作為自由世界霸主的優勢。相反，羅茲會去尋找那些他當政時未能遇到的人:“持不同政見者、活動人士、反對派——任何從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權力的人。”

此外，梅南匯編的是推動美國前進的“最優秀、最聰明的人”的選擇，而羅茲的關注是那些在其他國家走向非自由主義時被驅逐的人。梅南描述了自由世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而羅茲則研究了其他世界是如何被相反的思想所感染，以及為什么自由世界有時會被拒絕。

按照慣例，當美國官員與持不同政見者（或當今公民社會的任何人士）會面時，其原因是表現出道德上的團結，提供金錢上的支持，或從活動家對自由的的勇氣和承諾中汲取靈感。羅茲在這個新的威權群島上的游歷，最有趣的是，他在追求別的東西。他的書記錄了他的個人使命，即理解他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生活，想象在一個被威權民粹主義玷污的世界里自由主義的未來。不出所料，羅茲認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的批評者，以及像阿列克謝·納瓦爾尼這樣無比勇敢的抵抗者。

對于剛離開白宮的人來說，羅茲表現出了與他的臣民（subjects）之間令人驚訝的共鳴。他由衷地欽佩這些局外人，而且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將他們當作一旦威權主義崩潰就伺機而動的自由派救星。他曾經有過的天真爛漫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羅茲悲哀地意識到，可能有一天，自己也會淪落到當今處于非自由主義統治國家的異見人士相似的境地。這種感性影響了他以悲愴為基調的敘事。

如果羅茲對遙遠的、令人沮喪的地方持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抗議者，比對美國自由派人群表現得更為親近，那么原因似乎是他和他們一樣對后冷戰時代感到憤怒，以及他們對建制派自由主義的怨恨，后者將自由主義視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納瓦爾尼對他在上世紀90年代支持鮑里斯·葉利欽的自我厭惡，與羅茲自己的憤怒產生共鳴，因為他相信美國政府在伊拉克戰爭前夕撒了謊。

羅茲的著作最切中要害的地方在于，他總結了蔑視特朗普的后9·11自由主義世代的經歷，同時避免了對美國在后冷戰時期的必勝信念有任何懷舊之情。羅茲這一代人既對美國有害的兩極分化感到憤怒，又被后9·11的團結所背叛，后者導致了沙文主義和一些決策，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價值造成了致命性的破壞。

事實上，特朗普一入主白宮，奧巴馬革命的歷史光環就被抹去了。美國首位黑人總統開始走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老路，后者是在1917年推翻了俄羅斯沙皇獨裁統治的俄羅斯領導人，卻在幾個月后看到自己的事業被布爾什維克推翻。

意識形態與虛無

梅南的著作以沉思越南戰爭帶來的文化氛圍變化作結，當時一些美國自由的倡導者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聯系被曝光。突然之間，文化創造力的爆發被框定為一場以傷害敵人為唯一目的的情報行動。

在這種背景下，梅南的文化偶像拼圖中明顯缺失了一個人物，那就是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鑒于迪克1962年的小說《高堡奇人》可以說標志著美國人不再相信美國是一個“自由世界”的時刻，這種缺席在不經意間具有了象征意義。

迪克將自由重新定義為一種共同的偏執狂，這一點比梅南筆下的任何角色都更有力。在撰寫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在二戰中戰勝美國的另類歷史時，他意識到，人們永遠無法知道，如果壞人贏了，他們會變成什么樣子。

我們現在的行動說明了我們過去的勝利嗎？如果“勝利的”西方所宣稱的自由僅僅是一個黑暗現實的門面呢？如果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真的贏得了戰爭，那么假裝西方取得了勝利，假裝美國人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里，可能符合他們的利益。自由將不再是一個超然的目標，而僅僅是敵人控制你的總體計劃的一部分。

迪克是在傳遞一種左派的懷疑，即美國并不比蘇聯更自由。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的進步人士越來越確信，冷戰正在使美國變得不民主。

迪克沒有出現在梅南的書中，這表明羅茲探索的世界和梅南敘述的世界之間存在著鴻溝。在今天羅茲的世界里，自由的敵人不想打敗它，也不想利用它作為一種控制手段；相反，他們想讓人們相信自由不存在，而且從來沒有。“全世界都是一樣的規則，”新威權主義者堅持說。他們不像過去的共產主義者那樣承諾光明的未來，而是傳達這樣的信息：可能并沒有其他世界。

但梅南的世界也可以指導羅茲擊退新的威權主義。他對歷史的敘述表明，大國沖突的回歸，不會重新確立美國作為自由國度的身份。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的繪畫和詩歌風格很重要，因為蘇聯曾試圖在藝術上超越西方。他們聲稱創造了一個“新人”，試圖超越正常的社會學。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段時間里，布爾什維克革命吸引了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的想象力。

整個20世紀，冷戰雙方都相信思想的力量。如今，當人工智能而非藝術自由成為新權力競爭的中心時，情況是否依然如此？

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呢？“兔子”安格斯特羅姆的疑問——“有什么意義?”——在這兩本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書中，依然沒有答案。

比弗談熱那亞反全球化抗議20周年

“9.11”事件20周年到來之際，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加上阿富汗局勢的動蕩和美軍撤退，反思20年前到底發生了什么、政治局勢和社會思想如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也成了不少媒體和學者關注的焦點。意大利左翼理論家、社會活動家比弗（Franco "Bifo" Berardi）則在最新一期e-Flux雜志上撰文，反思了20年前，在“9.11”到來前一個多月時，發生在意大利熱那亞的一場抗議示威。

2001年7月20至21日，第27屆G8峰會在意大利港口城市熱那亞召開。這也是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和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各自上任之后的首次會面，因而在召開之前，這場會議就已經吸引了無數目光。不過事后，這場峰會討論的內容（主旨是全球化下如何縮減貧富差距）卻鮮少有人再度提及，轉而被認為是反全球化抗議運動的代表性事件，同時也因為意大利警方的暴力執法而臭名昭著。

2001年熱那亞抗議

早在1999年的倫敦和西雅圖，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抗議運動就已經此起彼伏。這些示威人群在熱那亞的聚集更是將原定在此舉行的G8峰會的氛圍變得無比微妙，最終約有20萬人抵達熱那亞，并在會議召開前兩天以及會議期間圍堵會場周邊的交通，以及不可避免地與防暴警察展開正面沖突。對于沖擊峰會現場，抗議者們回應稱這是因為整個八國集團都是在“非法”制定全球規則，而警方和政界人士則就鎮壓抗議一事表示，這些示威者的行為已經影響到了民選政府的正常運轉，因而鎮壓舉動也是合理的。隨后，意大利的防暴部隊還在夜間對示威人群和活動人士展開突擊，最終有幾十人被送往醫院，而不少人則在事后表示，他們受到了警方的虐待。

但這次峰會和整個反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高潮卻隨著一顆子彈的射出而變得黯然失色。卡洛·朱利安尼（Carlo Giuliani）是熱那亞當地的一名居民，會議召開期間他同樣加入了示威人群，并在會議場地附近的抗議過程中連同他人用石塊和滅火器砸向了一輛面包車，而坐在面包車內的警察則朝他射出了一枚子彈。朱利安尼隨即中彈倒在車旁，且據后來的報告稱，面包車還曾從朱利安尼身上碾壓過兩次，意大利內政部則一度宣稱是警察將朱利安尼送院治療的。但最終，這名示威者還是不治身亡，這也成為1999年西雅圖反WTO示威運動以來，各地反全球化運動出現的第一例死亡案例。一些觀點認為，朱利安尼之死使得反全球化運動迎來一個高峰，但其影響力也很快隨之下降，八國集團的聲望也就此蒙上陰影。峰會和示威者兩方均在朱利安尼去世之后同意停止使用暴力，但為時已晚。

意大利防暴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的濫用暴力行為也在十幾年后得到了確認——歐洲人權法院曾在2015年就意大利防暴警察的執法尺度進行裁決，認定他們在當年熱那亞示威運動的鎮壓抗議人群的過程中，在突擊當地一所學校時，對居住在學校內的居民不當使用暴力，造成對方嚴重受傷，有幾名意大利警官還因事后偽造報告遭到追加處罰。但由于已經超過了追訴時效，更為嚴重的傷害罪行則一并被撤銷。法院最終裁定意大利政府需要向一名受害者賠償45000歐元，同時敦促意大利方面修改相關法律，以避免濫用酷刑和暴力的事件再次發生。

而在比弗看來，熱那亞事件對他的思想轉軌起到的作用遠大于隨后發生的“9.11”事件——后者更多只是在“印驗”他在熱那亞之后所觀察到的苗頭。比弗首先梳理了自己與暴力抵抗運動的“距離”。這位博洛尼亞出生的意大利左翼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在此之前卻始終不同意在抗議運動之中使用暴力手段。1970年代，他兩次與博洛尼亞當地的左翼人士和學生群體閉門會談，但在當時他們彼此之間卻是“志同道不合”——比弗并不認同暴力在整個社會運動之中的積極作用，他也拒絕加入或者幫助紅色旅在博洛尼亞的組建。

但在幾十年后的熱那亞，當朱利安尼被打死、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抵達高潮卻又戛然而止之后，比弗意識到他過往對于一些問題看法的偏頗。在他看來，八國集團和意大利警方的暴力執法，某種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和“納粹主義”的結盟，而這種結盟卻又很快在“9.11”事件當中迎來了報應——人與人之間的在主體層面的自治和友誼越發難以培養出來，取而代之的是愈發不穩定的、充滿剝削的、苦難的和在精神層面與生活環境層面的破壞，這無異于將人類推向某種意義上的“地獄”。

隨后的阿富汗戰爭在比弗看來標志著西方文明的“終結”。但他也同樣回憶起了自己在2001年夏天所經受的內心掙扎，一種私人生活和戰斗狀態之間的搖曳與不安。如今20年過去了，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依然是那頭龐然大物，但作為主體的、作為生命的個人，卻已經被這種新秩序壓得喘不過氣。隨著美國在阿富汗的撤退，這場戰爭已經撕扯下了美國所代表的某種自由秩序的偽裝，使得捍衛民主成為某種借口。而當我們試圖從泥潭般的戰爭與政治爭奪之中轉移目光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時，就不難發現，我們所處的環境之糟糕，遠不止于人之為主體在這20年間所遭受的重創，還有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的惡化。

這不禁讓人再度回想起20年前熱那亞示威者們的一個主要訴求。當時這幫人之所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認為如果再任由資本主義如此瘋狂地掠奪地球資源，那么人類注定將會走向滅亡——或是比弗所說的“地獄”。如今，年復一年反復駕臨的山火和洪災正在成為“常規”的災害，而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卻也無法讓人高興起來，因為我們仍然困在資本主義之中。

參考資料：

Franco "Bifo" Berardi: Twenty Years after Genoa,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20/413375/twenty-years-after-genoa/

Italian police 'tortured' Genoa G8 protester, says ECHR: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2211364

Rights courts finds Italy guilty of torture at 2001 Genoa summi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rope-rights-italy-idUSKBN19D1LS

Death of Carlo Giulian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th_of_Carlo_Giuli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