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婦女拐賣寫鄉村衰敗的賈平凹應該被批判嗎

《極花》書封。

陜西著名作家、鄉土文學巨著《白鹿原》作者陳忠實于4月29日在西安去世，5月5日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同樣在上周，與陳忠實、路遙并稱陜西三大家的賈平凹同樣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原因是他的最新長篇小說《極花》寫一個被拐賣婦女的經歷，其中把鄉村凋敝的失落凌駕于女性的不幸之上，引起了爭議。

賈平凹稱，小說取材于一個老鄉女兒被拐賣的真實經歷。小說的主人公胡蝶被拐賣到西北小山村后飽經折磨，然而在獲得公安部門營救后受不了旁人的冷嘲熱諷，選擇重新回到了被拐賣的地方。

一類批評的聲音是站在女權主義的立場發出的。新書發布會上，賈平凹在接受北青報采訪時驗證了小說本身透露出的男權傾向，“這個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嗎？你為什么這么容易上當受騙……”，“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上述觀點被認為是站在男性立場為拐賣婦女辯護。

女權作者采苓子在《賈平凹：一個作家的思想墮落之路》一文中指出，鄉村背景的男性文學家總喜歡熱炒鄉土情結，為消失沒落的鄉村痛心疾首正是因為男性在農村鄉紳社會的精神待遇極高，由于思想格局有限，自然過濾了他人也就是女性的痛苦，因此賈平凹為鄉村男性婚姻問題憂心時卻選擇性無視了鄉村扼殺女嬰、壓迫女性的罪惡。

高富強支持采苓子對賈平凹的批評，并援引自己的農村經歷，說明在農村人們對女性的災難是習以為常的，女性存在的意義被等同于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充當生育機器、照料老人子女。農村人確有淳樸互助的良俗，但在拐賣婦女問題上全都助紂為虐。他以自己的母親為例，指出男權社會的離奇之處在于，“無論你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你是知名作家，還是鄉野農夫，都會自覺地不自覺地站在男人的角度替男人思考打算。”并提出問題，如果被拐賣的是賈平凹的女兒他是否還會堅持自己的觀點。

關于這個話題，騰訊《大家》發布了兩篇觀點截然相反的文章。侯虹斌的《賈平凹為何渴望一個拐賣婦女的農村能永續存在》一文認為藝術作品的價值觀和現實世界的倫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這部作品并不能說明賈平凹不尊重女性，但《極花》中黑亮和整個村子犯下的罪行不能被無法娶妻生子的困境洗白，盡管小說以胡蝶的第一人稱寫出，但事實上卻對她的不幸缺乏理解與同情。不能因為鄉村貧窮，就認為把女性作為生殖和交配工具而非同樣具有人權的個體是合理的。

在侯虹斌看來，賈平凹對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是一種“自相矛盾而荒誕的行為”。賈平凹一方面深知農村生活的苦難的鄉村道德的敗壞，自己又長年生活在大城市，出于悲憫應該希望農村的苦難早日結束，希望農村人早日來到城市過上較好的生活，而他卻反而特別渴望維護農村的永續存在，是因為一些傳統作家無法接受包括男女平等、人權、自由、法制在內的現代觀念。

侯虹斌認為，那些貧困落后不得不靠拐賣強奸來茍延殘喘的村落自然消失是大勢所趨，不值得緬懷。微信公號冰川思想庫發布的“我不在乎農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遲早也是”一文進一步闡發了這一觀點。作者沈彬指出，20多年來的城市化進程事實上已經摧毀了文學敘事中鄉土世界的“合法性”。在賈平凹《廢都》大熱的199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僅為27.63%，而2015年達到56.1%，中國不再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世界的‘神圣敘事’已經終結。今后，只有一種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盡管批評的觀點占據了主流，騰訊大家發布的另一篇題為“中國城市正在奪走本屬于農村的女人？”的文章則充分肯定了《極花》的現實意義。作者張豐認為，城鄉之間的裂痕是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而人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往往采用“城市的視角”或者“貌似客觀而中立的視角”，“純粹農村的視角”是缺失的，而賈平凹在這部小說中恰恰嘗試采用了農村內部視角。他認為農村光棍問題主要是農村男女比例失調，而城市相對于農村的優勢放大了性別失調問題。在張豐看來，近幾年隨著技術進步，婦女被拐賣禁錮的案例明顯減少，農村光棍因此面臨“徹底的災難”。另外，通過將小說和郜艷敏的經歷對照，他認為“賈平凹證明了被拐賣婦女認同農村、愛上買她的男人，在感情上是成立的”，因而有助于人們在郜艷敏這樣的事例中，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錢理群：給所有睡著、玩著和醒著的中國青年

錢理群。

五四青年節之際，鳳凰文化《年代訪》欄目推出了對北京大學資深教授、知名人文學者錢理群的訪談。錢理群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志性人物，長期關注青年群體和教育問題，著有《二十六篇——和青年讀者談心》，本次訪談也主要圍繞當代中國青年和大學教育展開。

錢理群認為，全世界青年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漸趨同，他認同青年學者王翔對80、90后的命名，即每個人都在充滿流動的社會中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新移民，也就是“漂泊者”。他提到，2014年秋香港發生的青年運動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有娛樂性的行為藝術。他把這些行為以及帝吧出征、表情包大戰等概括為網絡時代的青年政治，認為其有世界意義，甚至將會決定中國的未來。

在他看來，睡著的玩著的青年只要守住誠實勞動的底線，其個人選擇就值得尊重，但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更值得關注。他給青年提出兩條途徑來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一是通過讀書開拓視野尋求精神責任，二是適當參加志愿者運動。他特別指出，現在的志愿者運動不同于過于偏重服務的行為，而是演化為重建式的新生活運動，與五四運動存在相似性。

關于高校之外的青年，錢理群談及他近年跟志愿者合作編了平民教育讀本，針對在城市打工和回到農村的青年。他認為新一代打工者中有一部分是有繼續學習的愿望的，目前基本上是對他們進行技術教育，但有必要逐漸將人文教育滲透進去。他希望這些青年將農村和城市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身份自信”。

談到大學師生關系，錢理群覺得師生關系被充分名利化之后就沒有太大意思了，現在師生都過于精明，師生關系發生扭曲，他后來不愿意帶學生就是因為成為名教授之后學生報考往往出于功利而非精神共鳴。他認為一所大學的狀況是由主導這個大學的教授決定的，“政治活動家型的知識分子或者社會活動家型的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大學就很難辦了。”

他不同意理想主義會導致專制主義的觀點，而是提倡新的烏托邦主義，即“一種新的、高過一切的理想”，認為可以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結合起來，“進入一種勇往直前，但選擇的同時對它可能產生的問題保持適當的警惕，并且不走極端的一條路。”

作為批判知識分子，錢理群堅守魯迅提出的“真正的知識階級”的三個原則：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站在弱勢群體這一邊以及永遠邊緣化。他對魯迅非常推崇，認為魯迅的地位等同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歌德和泰戈爾，而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傳統文化修養應該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作為中國文化源泉的論語、莊子，二是代表中國人向上的情感表達的唐詩，三是百科全書性的紅樓夢，最后就是開創現代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