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兒子的回憶

“我最早的記憶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母親帶著四周歲的我從北平輾轉一個多月來到云南，終于見到了前來迎接我們的父親。父親離開北平時，我才一歲。”

這段話采自《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的卷首，作者是蘇秉琦先生的長子蘇愷之。去世二十多年，蘇先生留給公眾的記憶已日漸模糊，可對考古人來說，蘇秉琦是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他曾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擔任過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在考古學界內部，蘇先生的學術貢獻被明確概括為四點：一、“從器物類型學上升到社會關系”的開拓性研究，二、提出了對“仰韶文化的階段性認識”，三、建立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區類型理論體系”，四、“重建中國上古歷史”。

從1909年到1997年，蘇先生以平凡的處事態度經歷著一個世紀的紛亂與重建，用“赤子之心”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他的智慧至今影響著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很少有人知道，他如何從一個既沒有更高學位也沒有留學經歷的北平師大歷史系畢業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一座里程碑。

回看后人對蘇先生的學術評價，走在先生奠基的“重建中國上古歷史”的路上，令我在翻閱這本特殊的“回憶錄”時，想要弄清是怎樣的契機和啟迪、怎樣的毅力和激情，激勵他在那個時代留下探索與思考。

每當想到這里，我便不斷提醒自己，放棄像完成論述題一樣介紹蘇先生學術貢獻的“四大方面”，而是盡力回到那個“1941年的初秋”——這不僅是一位考古學家的傳記，更是一個兒子對父親的回憶。

一切始于“斗雞臺”

1941年秋天，蘇愷之和母親從北平來到昆明。在那里，等候他的就是三年多前因“七七事變”而與北平歷史研究所同事一同遷往大西南的父親。在抗戰后方昆明北郊的生活，是他與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歲月。除了讓他感到“清貧而快樂”的黑龍潭生活、凝聚抗戰精神的“中央機器廠”之外，他最多憶起的，是與父親亦師亦友的徐旭生老伯和父親寫作第一本著作《陜西寶雞縣斗雞臺所得瓦鬲的研究》的點點滴滴。

《瓦鬲的研究》源自蘇秉琦1934年參與的史學研究所在陜西寶雞“斗雞臺”的考古發掘。八年前，剛剛畢業的蘇先生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工作。他入職后的第一份挑戰，就是前往陜西參與發掘“斗雞臺廢堡”。蘇愷之簡略總結了父親選擇歷史考古作為志業的原因：來自河北高陽縣以紡織發家的大家庭，蘇先生是家中幼子（四子），殷實的家業讓他有機會不用像兄長一樣走實業道路，而是“決心改學中華民族的歷史以歷史喚醒民眾——教育救國，興史救國”。

蘇先生曾經這樣引述此次發掘的意義，“陜西為周秦漢唐故都所在。史跡遺留，極為豐富。……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則古書所載與之有關之史料，數量極少，無參證比較之余地。……故搜集此二民族遺留的史料，不得不置重于地下之發掘。”

被后人稱為“陜西考古發掘第一鏟”的此次發掘，不經意間揭開了今人對秦周文明的探索。“斗雞臺”的收獲頗豐，但考古材料卻因日本侵華而無暇整理。在徐旭生的安排下，蘇先生與研究材料一同先期撤往西南后方。這便有了1941年他與妻兒的重聚。

在蘇愷之的記憶中，父親正是在與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前輩的交流中，完成了與徐旭生合作的《瓦鬲的研究》。他將父親親手挲摩陶片的研究稱作破解“天書”。因為這本天書竟打破了過去的“文獻研究者”未能涉足的邊界——周人和秦人并非一脈相承的整體，而是各有起源的不同文化。后人這樣總結《瓦鬲的研究》的貢獻：從寶雞地區的瓦鬲上還可以看出，先周文化還有兩個來源，一是西北方向來的姬姓成分，一是關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到了周王朝時期，秦人已在隴西興起，當秦人東進到寶雞地區時，帶來了諸如素面袋足鬲、曲肢葬、鐵器等文化因素。這就從考古學上初步證明了商、周、秦不同源，各有各的文化發展脈絡……從而打破了夏、商、周、秦一以貫之的正統王朝的史學體系。

秦、周文化分別代表了中原文明一東一西兩個源頭的相遇之旅，這個“文化交匯”的觀念在蘇先生畢生的研究中竟貫徹始終。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34年夏日“斗雞臺”下的“第一鏟”，或是1941年昆明東郊的后方歲月。

把“仰韶文化”一分為二

1946年，蘇愷之回到了北平，這次又是父親先一步回家等他。蘇愷之記得，1948年深秋，父親接到一封南京電報后對母親說：“我的事情（工作）離不開這塊土地……況且資料、徐老都在這里……”雖然研究院幾年后遷出了中南海，成為中國科學院的一部分，但蘇先生并沒有選擇離開故土。

上世紀五十年代，是蘇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一個繁榮期。他在考古所和北大歷史系同時兼職，“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圖書三部分力量集中起來，辦一個考古培訓班”。五十年代初，培訓班連辦三期，“父親說這是考古界的黃埔軍校”，而這個“黃埔系”建立起來的時候，他卻遵重孩子們的意愿，讓他們都去學習自然科學。許多年后，蘇愷之回想起父親曾經的話：“顧頡剛先生……建國后在歷史所的處境一直不好，……可人家照樣寫他的東西，堅信他的國學研究和歷史文化研究有意義，手上的毛筆一天也沒有擱置，仿佛總是在向將來的人訴說什么。”

“但我沒聽進去，而且內心里很煩躁，也很反感。” 蘇愷之懷著一絲對父親的歉意寫道，“一個個運動浪潮中，我‘懂得了’：要和徐老伯的孩子一樣，絕不子承父業，一定要學理工科，跟文科拉開距離。”

兒子眼中，“似乎他已經在中國考古舞臺上消失了”。可這對淡然面對“政治批判”的蘇先生來說，或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1964年，他提出了“大文化”和“大遺址”的概念。長期從事田野考古，蘇先生對文物研究有了全新的看法，文物工作“絕不是把幾年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簡單”。遺址反映的不僅是文物的出土地點，而是古人活動的整個空間脈絡，應該保護的不是單個遺址，而是包含“空白地帶”的“大遺址群”。這個超前的文保理念在當時“破四舊”口號即將登場的背景下提出，尤為難能可貴。

1965年，他又寫成《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該文的發表意義非同一般，“我能感覺到父親對它特別重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前文化東龍山、西仰韶已成定論的格局下，蘇先生結合早期斗雞臺考古經驗和五十年代以來的新成果，將仰韶文化進一步分成位于以陜西關中為主的“半坡類型”和晉陜豫交界以東的“廟底溝類型”，并認定兩者之間有著不同的源頭，從而一舉打破早期延續的二元格局。

在這篇1965年發表的重要論文中，已可窺見未來“中國考古學文化區類型理論”的萌芽。在它尚未吐新之際，中國考古學和這個國家一道，“開始經歷了十年寒冬”，但如蘇愷之當年堅信的那樣，“這棵冬小麥的思考沒有完全停頓，……終于有了1975年的‘沖刺’和1979年的‘呼喊’”。

從“區域類型”到“滿天星斗”

“1975年，他又開始‘不安分’地先是在北大做了小規模的講座，后又在研究所的一個小房間里，由他的學生張忠培召集，給吉林大學十幾個師生講述了他頭腦里初步形成的‘區域類型理論’”。“按父親后來的總結，1975年是他工作的一個轉折點”，又一個仿佛久旱遇甘霖的繁榮期。

“區域類型理論”首次將中國境內的古文化劃分成六個較大的區塊。分別是（一）以燕山南北為中心的“北方”；（二）晉陜豫為核心的“中原”；（三）山東半島為中心的“東方”；（四）洞庭湖為中心的“西南方”；（五）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方”；（六）九江到廣州的“南方”。這個六大區域的格局，是他以《若干問題》打破“仰韶、龍山”兩個區塊后，進一步對以往體系的超越。多年來對良渚、屈家嶺、石峽等史前文化的研究，最終使他自信地躍出傳統上的“中原”區域，將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心推向整個東亞范圍。

1979年，蘇先生出席了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會上他正式公開介紹了這六個考古文化區的概念構想，“我們才慢慢知道，他是吐露了自己長期積淀下來的一些思考結晶，而且自認為是最重要的發言，也標志著他從此步入學術生涯的新階段”。

三年后，蘇先生告別了新建成的北大考古系，但他沒有離開考古事業的第一線。蘇愷之眼中的父親，以滿腔的熱情和精力比以往更多地出現在牛梁河考古工地、三星堆遺址，以及天南地北的學術會議上。

這些新的收獲，全部收集在他晚年最后一本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當中。他在書中首先以親身經歷坦率指出長期制約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思想；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只有腳踏實地根據考古材料說話，破除“中原中心主義”的觀念，才能真正實現上古中國的重建。

正是始終秉持這種“去中心化”的超前理念，使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區域類型理論”。他明確指出，中國考古學文化猶如“滿天星斗”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華大地上。其中最具啟發性的是，他在早期歸納秦、周文化不同來源的樸素認識基礎上，進一步將燕山向西、陜北向東的兩個文化流動方向，整合為中原文化的源頭。這一卓越的認識（兩股不同來源的文化人群相遇，必然產生一個區域文化中心），無疑為將來的中國考古學帶來了革命性的沖擊。

回歸更大的世界

1997年，蘇先生去世。他曾經立下遺囑：“中國的海域很大，但許多地方卻跟中國以外的境界發生關系，難以有界線。渤海灣在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之間，正是中國的國門，所以我的骨灰要撒在那里。”遵從這一遺愿，蘇愷之護送為“中國文明起源”一生上下求索的父親歸向大海。

沒有更高學歷，也沒有海外留學經歷的蘇先生滿懷探索民族歷史的滿腔熱情，以“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為己任，單憑雙腳走遍中國每一處史前遺址，傾全力探索“滿天星斗”的位置和聯系。正是通過這些源自實證的真知灼見，使他打破前人的痼見，堅定地探索這些匯聚成華夏文明的不同源頭。在生命的最后，冥冥之中，他甚至感到，要探知這些源頭更久遠的起點，需要跨出中國的疆界之外，接入更大的世界之網。

“中國考古學家有三項主要任務：一、書寫本國歷史；二、將此擴展到沒有文字記錄的時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學派。”蘇愷之記得，2013年8月召開的首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會議上，世界知名考古學家倫福儒教授在發言中，引用了父親的話作為開題。他知道，他那用一生為這三項任務作出完美詮釋的父親并沒有被人忘記，那些繼續肩負使命的新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將在蘇秉琦先生奠基的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道路上，不懈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