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報青年張愛玲

青年張愛玲的海外求學路兩度被戰爭打斷。“歐戰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大讀了三年，只差幾個月就能畢業，又遇上太平洋戰爭……

一九四二年夏，時局稍定，張愛玲搭船返滬。她先考入圣約翰大學繼續學業，想謀取一紙畢業證書。但“圣校”的教學法讓習慣自學的張愛玲不太適應，同時，她利用課余時間替英文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又分散了精力。張愛玲渴望早點經濟獨立。她既不想畢業后當公司文員，又有了英文寫作的成功經驗，于是才讀了兩個多月便主動退學，轉而拓展中文賣稿生涯。

盡管張愛玲生于上海，卻因鎮日讀書，涉世未深，與現實社會難免睽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場的新環境，她需要走出書齋，與外界多打交道。而為了盡快熟悉都市風尚，免不了多翻報紙，尤其是小報。

張愛玲愛讀小報。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這看法略嫌夸張，也未必準確，卻反映了她對小報抱以極高的認同感。

1945年7月21日，《新中國報》社在咸陽路二號召開“納涼會”茶宴。席間，《海報》社長金雄白問及張愛玲對小報的意見，張答復說：“一直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里的都市文明。”

張愛玲對小報的認同感，也體現在她的散文創作中。《私語》寫她小時候與父親同住，“霧一樣的陽光，屋里亂攤著小報”，并且“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詩與胡說》又說，自從路易士發表怪詩《散步的魚》，遭小報逐日嘲諷，張愛玲竟也“全無心肝”地“跟著笑，笑了許多天”。

《公寓生活記趣》述及一位“開電梯”的人，“我們的《新聞報》每天早上他要循例過目一下方才給我們送來。小報他讀得更為仔細些，因此要到十一二點鐘才輪得到我們看”。在那次納涼茶會上，張愛玲進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兩份小報，同時我們公寓里的開電梯的每天也要買一份，我們總是交換來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滬后的張愛玲與姑姑同住，除了《新聞報》，她們也訂小報，所以每日閑讀，成了忠實讀者。

唐大郎的打油詩

具體來說，張愛玲訂了哪兩份小報呢？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社會日報》。話得從張愛玲返滬后發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雜志》十一卷五期，1943年8月出版）說起。此文先是興致盎然地抒發對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與胖，內心則遇事通達。遂舉例細數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時，聽店里的學徒口齒伶俐地對其同伴解釋“勛”、“熏”二字的分別；二是《新聞報》上的廣告，文字“切實動人”。當談及上海到處是性靈文字時，則抄引小報上的一首打油詩，并給予高評：

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己依舊保留著親切感。

打油詩的作者，經張愛玲的同齡“粉絲”李君維披露，說是唐大郎：

四十年代，我是上海小報的忠實讀者，排日拜讀唐大郎（云旌）的詩文。據此推斷，此詩是唐大郎所作。“張女云姑”系指京劇名伶張文涓和云燕銘。張愛玲文中也說明此詩寫作背景：“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張文涓余派女須生，唐大郎極賞其藝，時有詩文稱頌；云燕銘其時在上海唱戲，后來去了東北。

唐大郎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即享譽滬上，人稱“江南第一枝筆”。他常年為多家小報執筆，作品之多，簡直浩如煙海。筆者費數月之功，終于覓得詩的原文及出處：

《難求一首》

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求任使踏穿鞋。

張文娟與云燕銘，為更新之兩塊頭牌，一夜邀飯于新雅，故作此詩，必有人從旁罵曰：“文人無恥，一至于此。”

（《社會日報》1943年1月22日，署名：云哥）

值得說明的是：其一，因純憑記憶，張愛玲記錯一字。其二，“去年”不能算錯，因為那年2月5日是農歷的大年初一，依國人所見，1月22日可算作前一年。其三，詩注里的更新，指位于牛莊路的更新舞臺（后改名中國大戲院），新雅則是南京路上的新雅酒樓。兩地相距約三百米，步行僅需五分鐘。至于唐大郎自稱的“文人無恥”與張愛玲所謂“放任”，是否不謀而合了呢？筆者心存疑慮，卻也不便說透，惟愿讀者對“踏穿鞋”一語多費思量。

《社會日報》堪稱小報里的“高眉”。它力求正派，不涉狎褻，在主編陳靈犀的刻意標舉下，還成功打通新、舊文學的樊籬，吸引了眾多新文學作家。魯迅就以筆名“羅憮”為該報撰文，而曹聚仁、徐懋庸、鄭伯奇、周木齋、金性堯等名家，也都替其供稿。不過，若論其中最知名、稿件最豐者，自非小報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屬。《高唐散記》自1936年起一直寫至1945年，總數達千篇以上，另有筆名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等等。

文字之交

揆以常情，既然張愛玲的首篇散文，就對唐大郎贊嘆有加，兩人之后也有長期合作，那他們初識時理應關系融洽。然而事實并不如此。

1944年12月2日，唐大郎以“劉郎”筆名在《海報》發表《見一見張愛玲》，文中說自從讀完蘇青與張愛玲的作品《浣錦集》和《傳奇》，便對她們景仰備至，稱“現在上海出風頭的許多男作家，他們這輩子就休想趕得上她們”。他聽說蘇青“比較隨便”，然而“張愛玲則有逾分的‘矜飾’，她深藏著她的金面，老不肯讓人家?一?的”。兩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李先生，是張愛玲的表兄，唐同他說“曾經想請她吃飯，結果碰了個釘子”。李先生拍胸脯為其牽線，竟也“消息杳沉”，李后來答復說，“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開身”。短文的收尾令人感覺唐大郎心情激憤：

《傾城之戀》在蘭心排戲了，據說張愛玲天天到場，大中劇團為了她特地掛出一塊謝絕參觀的牌子。我從這里明白張愛玲委實不愿意見人，她不愿意見人，人何必一定來見她？我就不想再見一見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任是李先生來邀我，我也不要叨擾了。

不久，《傾城之戀》公演于新光大戲院，觀劇后的唐大郎撰有劇評，不但對舞臺上兩處表演細節提出一己見解，還指摘說：“劇中對白，文藝氣息太濃，如‘這一炸，炸去了多少故事的尾巴。’在小說中，此為名句，用為舞臺臺詞，則顯然為晦澀得使人費解。”（《〈傾城之戀〉雜話》，《社會日報》1944.12.22）也從側面顯示，當時唐、張關系并不熱絡。

回想三、四月之前的8月18、19兩日，秋翁（平襟亞）在《海報》以一篇《記某女作家：一千元的灰鈿》（按：灰鈿即冤枉錢），向張愛玲突施冷箭。一時間，小報文人們紛紛加入戰團，多替秋翁助陣。凡事總有例外。在一片口誅筆伐聲中，也有少數人訾議平氏“容量太窄，浪費楮墨”的，其中就有唐大郎。

由此，頗難想像張愛玲有何理由不想與唐氏晤面。難道她真的過分矜飾？還是因為太忙顧不上？或許正如《到底是上海人》所說，張愛玲只對詩句印象深刻，卻忘記了作者，這意味著彼時的她尚未將那兩個名字對應起來。

兩人正式合作

好在僵持局面很快冰釋。1945年4月14日，唐大郎與龔之方合作創辦小報《光化日報》，該報第二號，發表張愛玲六百余字的雜感《天地人》，標志著兩人正式開始合作。以后唐大郎再提張愛玲時，便多見推崇之辭，并常為張愛玲出頭，侍護甚周。爰舉一例：

1947年2月17日，唐大郎在《鐵報》發表《彩色的鴨子》，先說“最近又把她的《傳奇》增訂本，也翻覆看了幾遍，她的著作，是傳世之作，我本人對她則是傾倒萬分”。繼而聚焦于短篇《留情》，“有許多小地方都是所謂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最后調侃某人認為張愛玲不識鴛鴦，而喚作彩色的鴨子，其欣賞力尤其“別致”。唐文看似無意，實則有感而發，所針對的目標為《張愛玲不識鴛鴦？》（《滬報》1947.2.13），署名孤鶩。這筆名讓人聯想起《小團圓》里的湯孤鶩，只是此孤鶩的本尊是否周瘦鵑，需進一步探究。

1947年10月，唐大郎打算把三十歲至四十歲所做的詩，整理一次，到年底印一本《定依閣近體詩選》。有人對書名提出異議，因此想改題《唐詩三百首》，碰著張愛玲，她也以為這名字來得渾成，并建議選詩工作，應委之別人。而當唐大郎打算放棄一部分打油詩時，又為張愛玲勸阻，并告訴他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詩，有幾首真是賺人眼淚之作”。

唐大郎計劃以張愛玲送他的《傳奇增訂本》封面背后的幾句題詞，作其詩集的短跋，并請桑弧寫序（《序與跋》，《鐵報》1947.12.2）。這設想盡管美好，詩集卻終未付印。

1937年，唐大郎（右）與周信芳（中）等人合影。

張愛玲的題詞保留至今，字里行間洋溢著張愛玲對唐大郎文才的欽慕之情：

讀到的唐先生的詩文，如同元宵節，將花燈影里一瞥即逝的許多亂世人評頭論足。于世故中能夠有那樣的天真；過眼繁華，卻有那樣深厚的意境，……我雖然懂得很少，看見了也知道尊敬與珍貴。您自己也許倒不呢！——有些稿子沒留下真是可惜，因為在我看來已經是傳統的一部分。

一年前，正是唐大郎與龔之方替張愛玲出版了《傳奇增訂本》。但上述贊辭讀來頗見誠意，不該僅僅視為張的投桃報李。此時張、唐的良性互動，意味著他們已從普通的作者、編者關系，升格為朋友。而且友情深摯。

唐大郎曾勸張愛玲返滬

解放后，張愛玲與小報及唐大郎繼續保持著密切關系，主要的合作成果是張以梁京筆名，在唐大郎主編的革新小報《亦報》上，發表長篇小說《十八春》與中篇《小艾》，其中《十八春》在報上連載結束后，經修改出有單行本（亦報社1951年11月版）。

一九五二年初，隨著“三反”、“五反”運動全面鋪開，《亦報》改變了編輯方針，張愛玲的投稿之路遂難以走通。既然此地已無可留戀，而香港大學又寄來了復學通知書，于是張愛玲飄然離滬，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不過張愛玲與唐大郎之間還有“故事”。

1988年4月24日《文匯報》有一篇采訪錄《柯靈談張愛玲》，注意到柯靈有一段話：

聽說她當年去港理由是繼續赴香港大學完成學業，到了香港后，出于生計，她一面給美國新聞社譯書，一面寫電影劇本，以后又寫過兩篇反共小說，即《秧歌》和《赤地之戀》。先是用英文寫的，后用中文寫。這兩部小說沒多少讀者。當時有朋友寫信給她，希望她不要反共。

這位寫信給張愛玲，勸其不要反共的朋友是誰呢？陳子善教授主編的《作別張愛玲》（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收錄羅孚《悵望卅秋一灑淚》一文，透露說：

我1953年從北京經過上海，帶了小報奇才唐云旌（即唐大郎）給她的一封信，要我親自給她，替我打聽她住址的人后來告訴我，她已經到美國去了。這使我為之悵然。那封信，正是唐大郎奉夏衍之命寫的，勸她不要去美國，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四十二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當時受了騙，騙我的不知道是張本人，還是我托他打聽的人。

兩相對照可知，柯靈話中的朋友，極可能便是唐大郎。

此后，張、唐兩位天各一方，音問遂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