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京都府伏見區的山麓有一座古寺，寺藏國寶文物69419件，重要文物6522件，其他未指定文物十五萬件。其中還有經典、圣教、典籍、記錄、文書等文獻資料八百箱共十萬件。這個佛教文化的寶庫就是世界文化遺產——醍醐寺，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

5月11日起，上海博物館將舉辦為期兩個月的日本醍醐寺展，在上海的展覽結束后，相關展品還將飛赴西安設展。醍醐寺在日本國內開展都并不多，走出國門也僅僅是第二次而已。醍醐寺藏有豐富的佛像、佛畫、文獻資料，作為真言密教寺院，與中國的佛教文物有著諸多差異。醍醐寺為何能夠傳承如此多的寺寶？這些文物對于真言密教的傳承而言有何意義？

“嫡流”由寺寶決定

日本密教自空海入唐修學歸國以來，在大約我國北宋時，密教憑借其“護國佛教”的特征得以占據了佛教的主流地位。其中又以空海以下真言密教（東密）與圓仁、圓珍的天臺密教（臺密）為主流。密教傳承不能通過多人授課的方式完成，往往需要師父與弟子之間一對一面對面的秘密傳授。伴隨著傳法的過程，相應的典籍、抄物、法器、口訣也被同時傳授。這樣的一對一傳法代代進行下去，就產生了封閉式的“法流”。

真言密教在平安中期產生了小野、廣澤二流，二者又在此后進一步細分。醍醐寺就是小野流傳承的中心。而伴隨著傳法而代代傳承下去的，就是真言宗傳承的載體：佛像、曼荼羅、法器、儀軌、抄物、問答記、作法、講式、口訣等等——也就是本文開頭的寺寶中最重要的部分。佛像、佛畫、法器、經籍、文書以外的文獻資料，被稱為“圣教”。“圣教”在寺內享有極高的地位，其中眾多的重寶，長期以來被禁止帶出。它們既是上千年以來寺院修學成果的積累，也是打開醍醐寺歷史的一把鑰匙。

在醍醐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法流，就是誕生于寺內三寶院（醍醐寺一個下屬的“院”）的三寶院流。在鐮倉時代中期以后，三寶院流發生分裂，其中的一支，叫做報恩院流（報恩院也是醍醐寺的一個“院”）。報恩院流原本并不是“嫡流”（也就是“嫡傳”，或者說“正統”），但是它的創始人憲深在擔任座主（相當于住持）期間將三寶院的重要佛像、曼荼羅、圣教悉數搬到了自己所在的報恩院，于是掌握這些珍貴“寺寶”的報恩院流后來居上，被視為“嫡流”。 可見，這些寺寶在法流傳承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是不是“嫡流”竟然是被這些寺寶所決定的。

室町時代最著名的醍醐寺座主、三寶院院主滿濟（1378-1435），原本并非報恩院流出身，卻最終得以拜入報恩院流門下。滿濟在擔任座主期間，大力搜集失散的圣教，并親自抄寫珍貴圣教。被他費盡心思抄寫的，幾乎全是報恩院流的圣教。不僅如此，滿濟還創立了一個名為“圣教披覽”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中，滿濟專門挑出報恩院流祖師的著述閱覽。滿濟對于“嫡流”報恩院流圣教的執著可見一斑。

學者藤井雅子指出，滿濟之所以如此熱心，正是因為他并非“根正苗紅”的報恩院流出身。即便他已經身居醍醐寺的權力頂點，仍然要不遺余力地證明自己才是正統。而能證明他“嫡流”身份的，就是這些代代相傳的寺寶和圣教。這就是醍醐寺的寺寶和圣教能夠被珍視、被傳承至今的最大的內因。

“大阿阇梨”后宇多上皇

對醍醐寺的寺寶與法流感興趣的當然不止滿濟一人。在滿濟之前一百多年，曾有一位天皇，或者準確說是上皇（退位后為上皇），也曾受報恩院流的灌頂，拜在報恩院流的門下做一名密教“阿阇梨”（梵語ācārya，意思為“規范師”，真言密教里稱呼接受了“傳法灌頂”、具備收徒傳法資質的僧侶為阿阇梨）。

如前所述，真言密教已經分為了小野、廣澤兩大法流，其中小野流的中心是醍醐寺的三寶院流，到了鐮倉時代中期以后，又特別是其中的報恩院流。對密教興趣濃厚的后宇多上皇（1267-1324），于1307年，接受報恩院憲淳的傳法灌頂。

報恩院憲淳對此事原本是抱有疑問的。因為后宇多上皇此時尚未剃發，仍是一名俗人。以俗人之身，接受傳法灌頂，在真言密教里本來是不允許的。但是后宇多上皇顯然十分著急，強行認了憲淳作師父。此后后宇多上皇如愿落發為僧，成為“法皇”。

此后，后宇多上皇再次登上政治權力的頂端，同時他也繼續以一名阿阇梨的身份，不遺余力地興隆密教，甚至傳法、授徒，創立了自己的“御法流”，甚至還說“我法斷廢者，皇統共廢” 。這位居于圣俗兩界頂峰的上皇，既是一個兩度執掌政權的帝王，又是一個密教的修行者。

成為報恩院流傳人的后宇多上皇，像寺僧一樣也對醍醐寺的寺寶執著不已。后宇多上皇自以為“嫡流”，對報恩院所收藏的原三寶院的重寶，也十分感興趣。因而他也與憲淳的其他弟子爭執不已。盡管后宇多上皇曾與憲淳約定絕不將重寶帶出寺院，但據史料記載，在憲淳圓寂之后，上皇曾將一些重寶帶出報恩院，后來幾經報恩院的僧侶索要無果，終于在后世不幸被燒毀。

足利尊氏的從軍僧

醍醐寺得以成為真言密教的重鎮，能夠傳承大量珍貴文物，單單依靠寺僧不斷的教學累積是不夠的。不可忽視的是政治權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室町時代以后，醍醐寺三寶院與室町幕府歷代將軍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為醍醐寺在十四世紀以后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首先講講一位叫賢俊的人物。

賢俊在鐮倉時代末期已經作為醍醐寺的代表者參加護持天皇的密教修法。但此后風云突變，鐮倉幕府滅亡，后醍醐天皇回京。日本歷史上動亂的南北朝時代開始。在后醍醐天皇執政的時代，賢俊并沒有獲得多少機會。但此后并沒有多久，足利尊氏（后來的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舉起反旗，攻入京都。但很快足利尊氏又被后醍醐天皇一方擊敗，向西退走。賢俊此時正是足利尊氏的從軍僧。

足利尊氏之后卷土從來，于1336年再次入京，并擁立退位的光嚴上皇的弟弟為新的天皇。賢俊一族與光嚴上皇這一系皇統（后來為“北朝”一系，并延續至今）一直有著親密的關系。賢俊的哥哥也是光嚴上皇的親信。賢俊本人也在光嚴上皇與足利尊氏二者之間，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入京之前，足利尊氏任命賢俊為醍醐寺座主。

之后賢俊在足利尊氏的庇護下逐步飛黃騰達，并擔任了公家護持僧和武家護持僧。所謂護持僧，就是由公武政治勢力從第一流的密教僧中選出，專職為當權者祈禱的僧侶。為天皇護持的就是公家護持僧，為將軍（或相當于將軍的人物）護持的就是武家護持僧。賢俊也曾隨著政局變化而起起落落。在政局稍微穩定之后，賢俊的地位進一步提升。當時的人們稱他為“公家武家媒介”，“榮耀至極，公家武家權勢無比肩之人。”

“黑衣宰相”和“抽簽選出來的將軍”

接下來不得不提的是前面已經講過的滿濟。滿濟是賢俊的再傳弟子。在四代將軍足利義持的時代，他是足利義持的政治顧問，在重臣與將軍之間充當中介。1423年，足利義持將將軍之位讓給其子，但僅僅兩年之后新的將軍英年早逝，又三年之后足利義持也撒手人寰，并未指定繼承者。

在足利義持病重之際，滿濟作為護持僧隨侍，在義持的彌留之際，滿濟來到義持面前，向義持詢問下一任將軍繼任者的問題。于是根據義持的遺命，幕府的重臣們用抽簽的辦法，在義持四位已出家的兄弟之間選出一位繼承將軍之位。滿濟將四位候選人寫在紙條上糊好，經過在石清水八幡宮的“神前抽簽”，最終選出青蓮院義圓為下一任將軍的繼任者。值得注意的是，青蓮院義圓之前就與滿濟熟識。他得以成為室町幕府第六代將軍，后來改名足利義教。

足利義教繼任之后，滿濟在政治權力的中樞越發發揮重要作用，堪稱將軍的最高政治顧問，因而也被叫做“黑衣宰相”。同年，滿濟成為“準后”（即“享受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待遇”，可以說是“正國級干部”）。他的日記《滿濟準后日記》，也因為留下了大量關于中央政治權力的記錄，而成為研究室町時代政治史最好的史料之一。今天，這部日記仍然保存在醍醐寺三寶院中。

由于有賢俊、滿濟這樣積極向政治權力靠攏的醍醐寺僧的存在，也是醍醐寺的眾多寺寶能夠傳承至今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又有座主義演（1558-1626），在豐成秀吉的支持下復興醍醐寺。今天醍醐寺的樣貌，大約就在此時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