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筆談的主人公是民國時期奉化孤兒院長張泰榮，張氏出生于1902年，當時正值庚子變后、新政初開之日。三年后的1905年，實行千載的科舉制度正式為官方廢除，朝廷以一種教育制度的眼光將其廢止，但此舉造成的社會影響，則遠超過一時教育改革的意義。

科舉制度在唐宋成熟完善之后，長期以來是造就和更新士大夫階層的憑借。尤其是宋以后，隨著科舉名額大開，更多造成的是一批長期在地方維持社會秩序，補充官府職能的紳士。在地方上，紳士是社群的領袖，可以解決糾紛、組織募捐、主導防備，還能為百姓伸冤，提供救濟，在增進地方福利中扮演積極的作用。因此科舉的廢除，導致的是士紳的更新機制被打斷，世代交替失去保障。故長久以來為時論和學界所批評的，便是進入民國后出現的人才外流、土豪劣紳和農村破產等社會問題。可同時也需看到，農村社會中的精英并不因科舉制度和身份特權的取消而消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應是原有的單一士紳群體分解下的過渡狀態。這樣一種動態過程，加上中國地域的廣大，因此在士紳社會解體的宏大敘述下，還應該看到其中包含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即使在政體發生改變之后，在地方維持秩序、改革地方事業的主要力量并未發生劇變。而是在替代機制上，異地異時會產生不同的形態。

此次整理始自1922年的《張泰榮日記》，提供了一種觀察替代紳士的社會精英如何產生的案例和視角。張泰榮是新學堂中學生畢業，雖也謀求過在上海或到廣東有所作為，但因家累等種種關系，學成之后的眼光主要還是落在回到奉化地方之上。1920年代初，張氏首先在奉化南部的排溪蓬麓小學擔任小學教員。而張氏日記有關當時奉化地方鄉村教育的大量記錄，對于了解民國時期新式教育的底層實踐而言，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據張泰榮友人，也是當時奉化名流的嚴竹書回憶，在清末民初，奉化當地小學教育便開始興盛，最盛時的初級小學就大約有二百七十余所，張氏任教的蓬麓小學也是其中之一。而在《張泰榮日記》的字里行間，可見到的是同時期叫得上名字的諸如富春校、松溪校、星蔭校、錦溪校、鎮東校、松林校、尚田校、閬風校、香巖校、橋亭校、樓山校、永鎮校等等校名，這些學校規模不一，遍布奉地。從學校和師生整體數量可以估計，民國初年出現了大量學校，對于普及基礎教育應是極有裨益的。

在任教期間，由于張氏接受的乃是學堂教育，故在推行蓬麓小學的教學時，也是以新式教育為主。如張氏在任教伊始，便要求學校訂閱《小學教育界》等教育期刊，以資研究。而在風氣初開的鄉間，新舊混雜，張泰榮與保守的家長之間也因教育觀念的差異，引發過一些沖突。其中體操教育便是遭受阻撓最大的一個問題，張氏應是奉行1912—1913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以來的定規，其中對于小學課程專門設有體育體操。如學制曾有規定：“初等小學校首宜授適宜之游戲，漸加普通體操。高等小學校宜授普通體操，仍時令游戲,男生加授兵式體操。視地方情形，得在體操教授時間或時間之外，授適宜之戶外運動或游泳。”而當張氏將其照搬時，有學生家長便曾表達不滿，甚至干脆將學生領回，不再受教。當日鄉民以為體操運動皆可不必，更謗及張氏無學無識。當然在奉化地方風氣也非全然封閉，后因張氏堅持操練學生，并在與鄰校聯誼展示學生風采而受到觀眾贊許時，張泰榮自認也體察到了新式教育的功效和身為教師的自豪。但正因為有諸多新舊教育觀念的沖突，使得張氏在與友人交流教育心得時，專門提出學校教育的切用性，注意到需要以提倡農村教育為要務，以冀增加地方上適用的學科，而非僅僅照搬一般的普通學堂課程。

此外，細看張泰榮任教排溪蓬麓小學的經歷，其間也可以看到諸多舊式教育留下的良風美俗，例如校董與教師的關系，猶如舊時的東家和西席；又如學生和東家對于老師三節的禮遇等等。加上鄉里親族一層的關系，在張氏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師生之間、賓主之間溫馨和煦的一面。而且蓬麓小學乃是排溪當地鄉紳胡開鉅創辦，形式上是家族辦學而設立的學校，校董和學生都以同姓同地為主，這種教育形式不僅便于同族，也惠及地方。與此同時，張泰榮后來的孤兒院事業，也因其與胡氏賓主之間的良好關系，得到胡氏和其他地方紳士的鼎力支持。在籌辦期間，如嚴竹書等因教育事業和剡社相識的朋友，如胡開鉅乃是蓬麓小學的校董和奉地鄉紳，在人脈和財力上對于孤兒院的發起都助力頗大。

后來成就張泰榮地位的關鍵，當然還是張氏參與剡社和發起孤兒院兩事。剡社的具體問題由沈潔老師詳談，這是一個在1920年由嚴竹書等人為革新奉化地方事務而發起的青年社團，集中了當時奉地最重要的文人和名流，張泰榮也是早期成員之一。而在發起孤兒院的過程中，接續前言，張泰榮正是通過嚴竹書的幫助，聯絡并獲得浙江革命黨元老也是奉化士林首腦莊崧甫的鼎力支持，使得孤兒院事業不僅在奉化當地順利開展，加上莊氏的關系，在上海甬商中間也取得了大量穩定的財力物力支持。自古慈善事業本是紳士參與地方和維持社會地位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正是借助慈善這個老題目，張泰榮在此一時期利用了社團關系，以及做教員時建立的人際網絡，在奉化地方辦起了民國時期少有的民營孤兒院。此后加上北伐成功，奉化成為國民政府的“帝鄉”，奉化籍軍政官員的參與，也使得孤兒院能得以長久維持且成績斐然。從張泰榮及其孤兒院事業可以看到，通過慈善事業的開展，張氏得以躋身精英者流，而其畢生奉獻的事業與兼具的身份，正可以看作是一個成功的替代型紳士的案例。

1923年初，張泰榮因思及奉化“地處陋隘，風氣仍是閉塞不開，所以對于公益事業，為國家效勞者，稀有所聞，此后宜毅力進行”。當時定下的志愿尚是“將來在城區辦一模范小學，聘請熱心教員以造就人才，則有益亦非淺鮮”。雖孤兒院一事還未到提及之時，但總而言之，不管是張氏早年從事的教育事業，還是后來孤兒院的慈善事業，都可以反映出作為新式學堂學生出身的張泰榮，其身上所具有的濃厚的地方意識和精英意識，從這一點來說，他與傳統的士紳并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