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眾拋開縣、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級，直接到北京告狀，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嘉慶皇帝上臺伊始，就意識到京控百姓“長途跋涉，遠至京師，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審，不稍回護，小民冤抑得伸，豈肯遠涉控訴”。為了肅清吏治、安撫百姓，嘉慶帝對京控案件非常重視，要求負責接收呈狀的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二機構將京控大案隨時上奏，一般案件也要按期匯奏，由皇帝親自批閱，作為“欽案”，或派欽差大臣審理，或交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親自處理，不許地方官層層下派推諉。

因為皇帝對京控的高度重視，近京地區鄉間竟有無賴拖仇家下水、要挾地方官府。真正“屈抑無申”的“窮民之隱”，限于苦主窘迫的經濟狀況反而難以將冤情上達，而所謂“捏砌重情，冀圖聳聽”之輩，卻屢屢得逞，上演了一出出荒誕離奇的活報劇。

有關此案的奏議

震驚御前的冤案

嘉慶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接到直隸寧津縣民婦遲孫氏的控狀，控告本縣無賴賈克行于上年六月強奸十四歲長女遲二姐，賈克行之侄賈九兒強奸十歲幼女遲坤姐。知縣不但壓著案子不懲辦無賴，反而責罰了自己，不得已上訴至都察院，請求為其做主。都察院不敢耽擱，匆忙寫了奏折，連同狀紙一起呈遞到嘉慶皇帝御前。

嘉慶帝看了奏折，勃然大怒，下旨給直隸總督那彥成，言辭甚為嚴厲。要求他“務即提同全案人證，嚴切根究，按律懲辦，毋稍瞻徇。如那彥成不能將此案實情剖判明確，朕即將此案交刑部提訊，并將該督加以懲處，決不寬待”。

直隸總督那彥成是坐鎮保定府的直隸地區最高軍政長官，接到上諭后，萬分惶恐，連忙上奏為自己未能及時了解案情開脫。接到那彥成的奏折，嘉慶帝怒不可遏。嘉慶帝經過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事件后，對官場“因循疲玩”的風氣痛恨之至，對那彥成狠狠批道：“犯此四字，朕必不恕！”隨后再次下令，命那彥成“遵照前旨，迅速提集犯證，審擬具奏”。

于是，直隸方面馬上組織司道府縣一干精干官吏，將此案原、被雙方及相關證人齊提到省，除原告遲孫氏正在患病，暫緩提審外，一起審訊了賈克行叔侄并遲二姐、遲坤姐等人。在總督率領司、道、府等一眾官員會審的大堂上，賈克行只肯承認自己與遲孫氏，及遲孫氏十四歲的女兒遲二姐通奸，但堅決不認強奸；賈九兒也只承認與遲坤姐通奸，不認強奸。審官將遲孫氏的公爹遲子禮提到，與賈克行當堂對質。遲子禮的一番口供，使得案情也陡然反轉。

令人瞠目結舌的案情反轉

遲子禮一副老實莊稼人模樣，上堂后痛哭不止，沒等審官問話，反而問會審官員：“我這兒媳打官司之后能回去不能回去？若大人們仍放她回去，我斷不敢說實話?！睍徆賳T面面相覷，不知遲子禮此言何意。那彥成開導他說：“你孫女遲二姐、遲坤姐都被賈克行等人強奸，賈克行乃是你的仇人，你要據實指證，才能治賈克行之罪，你現在反而問兒媳能否回去，是什么意思呢？”遲子禮連連叩頭供稱：自己前次到河間府和按察司控訴此案，是被兒媳遲孫氏逼迫而來的。遲孫氏平時淫蕩兇狠，對自己朝打暮罵。見她召集一眾奸夫在家飲酒作樂，自己也不敢過問。兩個孫女早被其母糟蹋，但是否被賈克行等人強奸，自己實不知情。兒子遲象臣窩囊不成器，被兒媳遲孫氏逼跑，現在不知去向。嘉慶十八年六月，遲孫氏跟鄰居爭吵，聲稱要打官司，自己上前勸阻，被遲孫氏用鐮刀砍傷頭面。自己先到縣衙門控告，經族人勸說，將狀紙撤回，現在寧津縣仍然有卷宗可查。嘉慶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賈克行與遲孫氏打架，被人勸散。第二天，遲孫氏就讓自己帶著孫女遲二姐，和族人遲夢云一起到縣里控告賈克行強奸遲二姐、賈九兒強奸遲坤姐。行至半路自己生病，遲夢云就獨自帶著二姐到縣喊控。知縣尚未審結，遲孫氏又讓自己和遲夢云帶著二姐到河間府告狀，自己畏懼遲孫氏刁蠻潑辣，不敢不聽。家中原本有幾畝地，現在都被兒媳賣盡花費，她若這次再回家去，自己斷然不能活命。

問過遲子禮后，那彥成等人又提審了遲孫氏長女，時年十六歲的遲二姐。二姐供稱：母親遲孫氏平時與賈克行、遲夢云、遲夢龍、遲象明等都有奸情。自己與妹妹遲坤姐也與賈克行、賈九兒、遲柱兒、遲夢龍等有奸情。六月二十日，賈克行向母親討要代墊米錢，母親不給，二人打起架來。遲夢云等因為向來與賈克行爭風打架，遂挑唆母親控告賈克行、賈九兒強奸，并囑咐自己到官不許說實話，否則定要打死。

隨后那彥成等人提審賈克行、遲夢龍及一干遲氏族人，所供與遲子禮祖孫相同。那彥成等人將全案犯、證審過之后，發現新暴露出來的案情不但與遲孫氏原控，特別是皇帝的意旨南轅北轍，其情節之離奇荒唐更在意料之外。那彥成不敢自信，又派人多次復審，各犯、證供述如前。無奈之下，只得小心翼翼地上奏。嘉慶帝看到奏折內陳述的案情，驚疑之下也無可如何，一改此前疾言厲色督促嚴辦的口氣，只批一個“覽”，等待那彥成的下文。

又過了將近一個月，直隸方面最終給出了結論，所審案情與前奏完全相同。那彥成等人依律定罪。其中遲孫氏通奸、誣告固然有罪，而先曾將其公爹遲子禮毆傷一事，更屬罪大惡極，應依“妻毆夫之父母者斬”律，擬斬立決。

插曲：對“懼內庸夫”的道德審判

嘉慶帝接到奏折，將其發刑部覆核。刑部認為，直隸方面對本案的審理忽略了一個重要人物，即遲子禮之子、遲孫氏之夫遲象臣。結案奏折他與遲孫氏不和，被“逐出無蹤”，實在含糊其辭。想那遲孫氏淫兇之至，不但交結奸夫十余人，更砍傷其公爹遲子禮，遲象臣即便與其不和，又何忍棄老父于不顧，消失得無影無蹤？難保不是被遲孫氏與奸夫等人合謀殺害，豈能置之不問？嘉慶帝覺得刑部意見頗有道理，將那彥成及按察使盛泰交吏部處分。

那彥成接到駁文后愈加惶恐，重新提訊，最終得知遲象臣被逐出家后，在離家四十里外的南皮縣堤橋村做傭工，并未被害。那彥成一面派人尋找遲象臣蹤跡，一面加緊向皇帝報告遲象臣仍在人世。

對于這個窩囊之至、夫綱不振的遲象臣，嘉慶帝頗有怒其不爭之恨，認為他沒有休掉不守婦道的妻子，遲孫氏淫兇不法，他非但不能約束，反而被婦人所逐出，實在無能無恥，置老父于不顧，更是不孝。他命那彥成抓住遲象臣后，將其提到法場，先責打四十板，再令其親自觀看其妻遲孫氏被斬決的場景，以為“懼內庸夫”之誡。不過，遲象臣未能及時找到，遲孫氏便先行處斬。一個月后才被找到的遲象臣雖免于法場觀刑，但仍被杖責四十板后，才放回家中。一場歷時數年之久，迫使皇帝數下諭旨、自食其言的驚天大案，就以此收場。

圖準不圖審：京控制度的弊端

清代的京控從廣義上說有兩類：一是各地百姓控訴于在京各衙門，如通政司、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等。二是各地百姓直接向在京或出巡在外的皇帝控訴，主要有“攔輿、叩閽”兩種形式。

關于京控的記載，在政局不太穩定的順治和康熙中前期的《實錄》中出現頻率較高。康熙年間，由于皇帝經常出巡，所以攔輿、叩閽的事件數量尤多?？滴踔泻笃诘角∷氖曜笥遥P于京控的內容在《實錄》中就很少出現了，七十余年間不過五六條而已。乾隆四十年以后，有關京控的記載越來越頻繁，到嘉慶十年左右，已達到每年數條。

京控案件過多成為困擾嘉慶朝的大問題，皇帝和內外大臣開始認真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并著手解決。解決的方法無外乎有三：第一，嚴飭地方官清理積案、勤于政事，減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等在京“接控”衙門定期、及時上報控案，不許壓擱隱瞞。第三則是自己兢兢業業，對京控大案親閱親批，指示不斷。

按照日本學者寺田浩明的說法，與西方的“正義型審判”不同，清代的審判是一種“伸冤型審判”，“伸冤”是中國傳統司法的一大特色。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根據清代的法律，案件無論大小，并無明確的終審制。換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被雙方中的一方認為官府處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無限次控訴，以求申雪。與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對于越訴的處理非常輕微，京控——乃至“告御狀”被認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選擇，地方官無權阻攔。皇帝作為終極的“青天”，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權威性的重要表現，內外官員如果進行阻攔，不但不符合官箴，且會被視為“壅塞圣聽”，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當然，地方官基于自身考績的考慮，自然不想境內百姓京控，但從現有的材料上看，受制于技術手段和財政規模，激烈高效的“截訪”行為在清代似乎并不普遍。

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體系中，確實承擔了相當重要的“校正功能”，許多震驚朝野的冤假錯案，都是通過京控的方式被揭發出來，并最終大白于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民間構訟，向有“圖準不圖審，包準不包贏”之說。即鄉間無賴與人有怨，即到各級衙門告狀，并買通衙門書吏準狀，迫使被告之家四處應付官司，遭吏役敲詐，無論有理無理，三年五載必然傾家蕩產。法律對誣告者雖有反坐的條款，但如果原告系老幼婦孺、赤貧之人，最終往往以其無知愚弱為由，不予處罰或從輕處罰。嘉慶皇帝對京控的高度重視，使“圖準不圖審”的弊端迅速擴大。近京各省的無賴動輒京控誣告，且多以婦女、老人充當原告，規避處罰。地方官如同提線木偶一般，任其輾轉訴訟卻不到案聽審，直至做成欽案，處分貶謫接踵而至。富裕之家尤慣以京控要挾府縣官員，使其在辦案過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撫大員因為屢屢接到從北京發回來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斷調動擅長審斷的府縣官員到省城審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官方和民眾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

事實上，在君主專制，司法、行政一體的清代，官僚系統自上而下實行單向監督，想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又降低其負面影響，是一個無解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