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禹治水還是一個傳說，那么根據最新考古發現，良渚地區的水壩可算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2009年以來，良渚古城附近的水壩遺址陸續地被考古工作者們發現，這一發現不僅使華夏文明有了可以比肩古埃及與兩河流域的水利系統，也讓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在驚嘆的同時并強調說，如果他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再版時一定要把我國的良渚文明加進去。

自良渚遺址1936年被發現以來，已經走過整整80個年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與發掘”也成功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良渚在大眾眼中的知名度并不如偃師二里頭、安陽殷墟等地那么高，這又是為什么？為此，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了反山良渚文化貴族大墓和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遺址的主要發掘者、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楊楠教授，請他為我們講述良渚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聞：您當年參加過反山良渚文化貴族大墓的考古工作，接著又主持了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遺址的發掘，那么良渚文化在我國古代文明起源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楊楠：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一直是探討古代文明的起源、發展及形成的一個重要區域，它包括現在的蘇南、浙北及上海地區。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間，該區域經歷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有別于其他地區的文化傳統。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至4300年）不僅代表了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也被認為是探討中國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是由于良渚文化與同時期其他文化相比，發達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復雜化現象實在令人刮目相看，例如良渚人在農業生產時已廣泛使用石犁，而這在其它文化中卻十分罕見；它的玉器制作水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同時發達的輪制陶器技術也只有龍山文化可以比肩；此外，它的絲綢業和漆木業也處于領先地位。總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江蘇的寺墩、上海的福泉山和浙江的反山貴族大墓、瑤山及匯觀山祭壇、莫角山宮殿、良渚古城以及良渚水壩為標志的重大考古新發現表明，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會已經進入了文明形態。

我有幸跟隨領隊王明達先生全程參加了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貴族墓地的發掘，并負責M14、M17和M20這三座大墓的發掘和繪圖工作。反山墓地的發掘，實現了良渚文化田野考古上的新突破，不僅確認反山實為人工營建的大型高臺貴族墓地，還首次準確地找到墓葬的開口層位，并清理出11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徹底改變了以往認為良渚文化就是流行“不挖墓坑、平地掩埋”葬俗的傳統認識。

另一個重要問題的解決，是在M14內第一次完整地復原了良渚文化的玉鉞組合，即它是由玉鉞、玉瑁、玉鐓以及（已經朽爛的木質）柲組成的豪華儀仗性武器。玉瑁和玉鐓分別作為柲（即玉鉞把柄）之上、下兩頭的端飾，以往在其他地區的良渚貴族墓葬中時有發現，但并不清楚其功能何在，更沒有想到它會與玉鉞的使用有什么關系，因而考古報告一般按其形狀特征稱之為“艦形飾”。在清理反山M14時，我發現在玉鉞穿孔部位附近的表面上散布著幾顆比綠豆還小的黃色玉粒，一面平整，另一面弧凸。這些小玩意是做什么用的呢？于是我就用小竹簽一點點仔細地剔去塌土和淤土，小心保留每一顆玉粒的發現位置，許久之后，一條由近百顆玉粒組成的長達70厘米的玉粒帶就呈現在面前，它通過玉鉞剛好與其上下方所見到的“艦形飾”相連接。

經現場分析后我們恍然大悟，所謂的“艦形飾”原來是鑲嵌在木質的玉鉞把柄（柲）兩端的裝飾物（玉瑁、玉鐓），把柄表面還鑲嵌或粘貼著密集的玉粒作為裝飾，雖然有機質的把柄已經腐爛，但循著保存下來的玉粒這一蛛絲馬跡，使我們終于弄清了“艦形飾”的用途以及玉鉞的完整組合關系。

反山墓地是目前所見良渚文化等級最高的貴族墓地，除了寬大的墓穴以及髹漆棺槨痕跡的發現，該墓地出土的玉器超過3500件，種類達20種以上，其制作工藝水平之高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獨一無二。大墓中隨葬玉琮和玉鉞，象征著墓主人生前可能擁有神權和軍權。

就拿反山M12來說，在隨葬的大量玉器中，有一件大玉琮重量竟達6.5公斤，而更吸引人的是這件玉琮的四面直槽內上下各琢刻一神人獸面紋圖像，一共8個，它們是用淺浮雕和細線刻的技法雕琢而成的。這樣的大玉琮到目前為止也是僅此一件，堪稱“琮王”。記得當時清理到該器物時，它剛露出頭，我們還以為是一件玉環呢，再接著往下剝剔，沒想到這竟是一件前所未見、碩大無比的玉琮，大家為此興奮了好一陣子。

除此之外，該墓還出土一件玉質精美的“鉞王”，其表面也同樣刻有淺浮雕的神人獸面紋以及鳥紋，而目前所知其他良渚大墓中的玉鉞皆為素面。由此可見，M12的墓主人顯然是反山貴族墓地中地位最高的人，嚴文明先生說他“很像是最初的國王，而同葬于一個墓地中的貴族當為王室的重要成員”。

莫角山遺址被確認為良渚文化的禮儀中心或宮殿建筑，是基于1987年、1992—1993年田野考古的重大發現。調查、發掘結果表明，該遺址是人工營建的、高約8米的一個巨大的長方形土臺，它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總面積30余萬平方米。以往當地的農民為了蓋房常在這里翻土篩沙子，“可為什么這么高的地方會有沙子呢？”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先生向我們提出了疑問，“如果說是河流沖積的結果顯然是解釋不通的，這些沙子無疑是人工搬運上來。那么這些沙子究竟用來做什么，又是什么時候搬來的呢？”

為了弄清這些問題，我決定在發掘區內利用農民此前挖的排水溝做出新的剖面，結果有了重要的發現，剖面上顯示出有規律的沙層和泥層相間隔的現象，如此反復達13層之多，而泥層剖面上呈現出清晰的波浪式跡象，我初步判斷它與夯筑活動有關。

為了印證這一看法，我和趙曄在探方內精心剝剔出多個層面的成片夯窩遺跡，并最終確認它是良渚時期的大型夯土臺基，面積在3萬平方米以上。良渚人在夯筑過程中之所以采用沙層與泥層間隔的夯筑方法，目的在于增加夯土臺基的致密程度，使之更加牢固。由于當時使用的是圓頭夯具，所以夯窩呈現為圜底特征，它與中原地區的夯土特征是完全不同的。看過夯土面上密密麻麻的夯窩之后，嚴文明先生說，“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個龍山時代諸考古學文化中所見的加工最好的夯土”、“它簡直跟二里頭文化的夯土差不多！”我們在夯土臺基上還發現了成排的大型柱坑，直徑較大的超過1米，而柱洞遺跡顯示最粗的柱子直徑達60厘米。這些現象證明，良渚貴族驅使大量人力修建了莫角山這一巨大的長方形高臺基礎，并在上面營造了宮殿一類大型建筑，嚴先生認為“很有可能，它就是我國最早的宮殿”。

如何看待莫角山遺址的地位？我常常想到這樣一個類比：如果把反山貴族墓地的那些大墓比作十三陵，那么莫角山遺址就相當于故宮！而事實上，良渚古城的發現，進一步凸顯了莫角山遺址的中心地位，即良渚古城的主體結構可分為三重：最中心為莫角山宮殿區，其外分別為城墻和外郭所環繞，劉斌、王寧遠和陳明輝先生認為，這樣的結構“類似后世都城的宮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結構體系，應該是中國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西北有反山貴族墓地，城外東北和西北分別有瑤山及匯觀山祭壇與貴族墓地，城外西北面分布著規模宏大的水利設施。這樣的布局說明，以莫角山宮殿為核心的良渚古城應該是整個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政治中心。以上充分體現了具有“宗教與權力”色彩的良渚社會已經進入到文明時代。而全面認識良渚文明的特征，無疑將為中國文明起源、發展及形成的不同模式的深入探討提供全新的視角。

澎湃新聞：良渚絕對是我國史前文明的一朵奇葩，但大眾對它并不如偃師二里頭和安陽殷墟那么熟悉，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受到“中原中心論”的影響？

楊楠：從考古學史來看，中原地區長期以來是考古工作的重點，這與歷史文獻記載以及傳統史觀有著密切的關系。而考古學上的重要發現不僅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也為探索夏王朝或“最早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這些都說明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大家更熟悉殷墟和二里頭文化的緣故。

雖然施昕更先生早在1936年就發現了良渚遺址，但由于材料的局限和“仰韶—龍山”一統天下的觀念影響，良渚遺存一度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向南發展的結果。隨著建國以來考古工作的展開，考古學者注意并開始強調良渚遺存有別于龍山文化的特征，1959年底由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隨著20世紀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考古新發現，傳統觀念讓位于新的認識，良渚文化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民眾所了解。

澎湃新聞：最近，浙江所在余杭良渚古城的外圍發現了距今5000年至4800年的水壩遺址，它無疑是我國最早的水利工程，不僅比“大禹治水”的年代早，更關鍵的是真實可靠。為什么良渚先民在那么早的時候就有如此之高的技術水平？水利工程對良渚先民的聚落形態起到什么樣的影響？

楊楠：水利工程建設和良渚古城及其外圍遺址群所處的自然環境是分不開的，良渚古城以西以北不遠處屬于天目山余脈，夏季高溫多雨，一旦引發山洪，將直接威脅到地處低洼地帶的良渚古城及遺址群。因此，興修水利工程是良渚社會得以處在一個穩定環境下的必要措施。目前已經發現了11條水壩，主要修筑于兩山之間的谷口一帶，并分為高、低兩道水壩防護體系，這樣就可以將大量的雨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之內，以免遭受洪水侵襲。

此外，良渚古城有8座水門和1座陸門，說明良渚社會的人們大多依靠水路交通與外界聯系。筑壩形成的水庫，可以連接周邊的水域，連同古城里的河道，構成了十分有效的水路交通網。良渚人興修如此大規模的水利設施，需要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符合實際的規劃設計，更需要熟練可靠的建筑技術，這些方面無疑是可以視為良渚文明的重要特征的，而世界上早期文明的出現也往往與治水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良渚人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先進的技術和工程，這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程度有關，無論是基于統治階層的控制力，還是以宗教的力量讓大家自愿去做這些事情，目的都是為了維系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

澎湃新聞：良渚水壩與良渚古城結合在一起，使得我們對良渚文明形成了一些新認識，例如北大的李伯謙先生就說，它說明當時的良渚已進入了古國階段，那么我們能否認為良渚就是當時“最早的中國”？

楊楠：其實李伯謙先生關于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有個變化的過程的。他最初認為可以叫做“良渚古國”，它以“神權支配一切”為特征，后來則強調“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國家”，近年來又提出了新觀點，即“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已進入王國階段，最重要的標志是強制性權力的膨脹和暴力的使用”。看法的調整，反映了李先生基于考古材料全面比較之后的深度思考。

其他一些學者除了持“古國說”或“王國說”以外，還有“酋邦說”、“邦國說”、“方國說”、“早期國家說”等不同說法，但除了表述前國家復雜社會形態的“酋邦說”以外，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不同學者使用同樣的概念卻往往會有不同的解讀，或者不同的學者陳述同樣的內容卻使用不同的概念。這說明學術界對有關國家概念的界定及其依據遠未形成一致的認識。雖然良渚是什么“國”尚存爭議，但透過這些紛雜的表述還是可以看出大都認為良渚社會已經進入文明時代。

至于能否把良渚看成是當時“最早的中國”，這是需要認真辨析的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應該把古代的“中國”和近現代以來形成的中國概念嚴格區分開來。“中國”一詞早在先秦文獻《尚書》、《詩經》以及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上就已出現，該“中國”指的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史記》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可見早期的“中國”是局限在一定的時空范圍以內的。許宏先生將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實體（二里頭國家）作為“最早的中國”是有較為充分的文獻和考古依據的。我認為，良渚文化雖然早于二里頭，但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淵源關系。而事實表明，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區較早興起的另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或可稱之為“良渚國家”。

澎湃新聞：無論在聚落形態還是制度層面上，良渚在當時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可為什么盛極一時的良渚文明會衰落？

楊楠：關于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學術界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有水災說和社會關系失調說。第一種說法認為，環太湖地區位于地勢低平開闊的長江下游一帶，又臨近海洋，氣候濕熱、降水豐富，所以極易受到海侵或洪水的影響。在良渚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上也確實發現過相關遺存，如杭州水田販、吳興梅堰、青浦果園村等遺址上都有數厘米厚的淤積層，這些跡象均被作為水災說的直接證據。但是目前還沒有證據說明大水淹沒了整個良渚文化的分布區，即便如此，良渚人也可以遷徙到地勢較高的地方重新安營扎寨，并留下他們生活的遺存。因此，現有證據顯示的一定范圍的水災影響并不能證實其是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

第二種說法強調社會關系的失調是導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內在原因，其依據在于，由于貴族階層追求奢靡，長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土木工程和奢侈用品上，如此大規模持續不斷的非生產性勞動使得良渚社會不堪重負，社會內外關系失調也就在所難免，從而導致社會控制體系的逐漸瓦解，最終導致良渚文化徹底衰亡。這種說法無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盡管只是一種假說，卻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總之，良渚文化的衰亡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按現有材料恐怕很難簡單地說是哪一種原因直接導致良渚文明的徹底崩潰。如同瑪雅文明消失原因的討論，雖然提出了數十種解釋，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看法，因為任何一種看法都無法得到完全的證實，這也正是考古學不斷探索未知的魅力所在。

澎湃新聞：良渚文明衰落后，何去何從了呢？2015年的中國考古六大發現中包括了“江蘇興化、東臺市蔣莊良渚文化遺址”，它首次證明良渚文化擴展到了我國長江以北地區，其意義何在？

楊楠：良渚文化衰敗之后，它的去向也是十分令人關注的問題。由于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的確認，不僅彌補了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之間時間鏈條上的缺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良渚文化在環太湖地區“突然消失”而導致“文化斷層”的印象，即錢山漾文化的部分因素（如扁側足鼎、輪制泥質黑陶、紋飾以及營建土臺等）還是反映了它與良渚文化的繼承關系。

另一方面，浙南好川墓地的發現，也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線索。好川墓地除了自身特色以外，不少陶器、石器及部分玉器具有明顯的良渚文化風格，被認為是良渚人南下的一支在當地條件下形成的新的考古學文化即好川文化。

而蔣莊遺址的發現，其意義不僅在于首次證明長江以北也分布著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為良渚文化的發展及分布狀況帶來全新的認識；更在于其中200多座墓葬與保存較好的人體骨骼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除了考察葬俗特征、性別與社會分工的關系、等級制度等方面以外，還有可能借助科技手段全面了解這些死者是否具有親屬關系、他們與其前后或同時期文化的人群是否為同一種群、死者生前食物結構、健康水平以及死亡原因等等。

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因為江南地區的酸性土壤使以往良渚墓葬中的人骨大多難以保存，所以相關研究根本無從開展，而蔣莊墓地的發現，必將有助于填補良渚文化在這些方面的空白，使我們能夠獲得更加多元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