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故宮都是他捐的”……大收藏家張伯駒的金融善緣 原創 尤越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

文│尤越

張伯駒先生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收藏家，曾有人開玩笑道“半個故宮都是他捐的”。張伯駒對書畫的癡迷到了傾家蕩產，千金散盡，要畫不要命的程度，曾買下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平復帖》、傳世最古畫跡——隋展子虔《游春圖》等，被稱為“天下第一藏”。但他費盡周折收購、保護字畫珍品，并不只為了滿足個人愛好，也不為了從中漁利，而是率然還珠于民，使文物流傳有序。

張伯駒與收藏的故事一貫被傳為美談，除了收藏家的身份，張伯駒也是著名的書畫家、詩詞學家、曲藝學家、社會活動家，其實，張伯駒與金融業也大有淵源。

銀行從業

年輕時的張伯駒

張伯駒幼時被過繼給伯父張鎮芳，張鎮芳曾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清末任鹽運使，利用鹽務署所撥官款創立了官商合辦的鹽業銀行，經營全部鹽稅收入。張伯駒天資聰穎，過目不忘，享有“神童”之譽，加上家世背景雄厚，自小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共同讀書、受訓，而后進入軍界任職。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曹錕兵變、富平兵變等事，張伯駒厭透了軍閥混戰，28歲時，脫離軍界，卸甲還京。為免其游手好閑，沾染紈绔習氣，張伯駒被家人安排進鹽業銀行掛職。作為一家官商合辦銀行，鹽業銀行中抵押、保存了大量清代宮廷文玩器具，使得張伯駒有機會鑒賞到這些從來只秘藏在皇宮里的珍奇古董，為其日后的收藏鑒賞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作為一個標準官二代、富二代，張伯駒沒有吸煙、喝酒、賭博等不良嗜好，只是沉迷于收藏字畫，據說他看上的古董從不還價，只讓對方按時來取錢。在母親眼里，他是個不成器的叛逆，原本指望張伯駒重振家業，實則銀行股份成了他搞收藏的最大賬房：“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錢買字畫，唉，隨他去吧。”

不久，時任鹽業銀行董事長的張鎮芳染疾去世，張伯駒理應繼承父業，可他志不在此，認為“商人斤斤計較，坑蒙拐騙，毛票換大洋事”，很沒有意思。面對親友的規勸，奶奶、母親的苦口婆心，張伯駒最終同意在鹽業銀行掛名董事兼總稽核。據張伯駒的獨女張傳彩回憶：“父親不會理財，銀行的業務大權旁落，但有時卻顯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為經濟拮據，拿出一批宮里的地毯到鹽業銀行求售。別人看地毯已舊，花色暗淡，都說不要。他卻令人全部收下。原來他看出地毯中夾有金線。那時教他京劇的師傅余叔巖因病久不登臺，手頭拮據，父親叫余叔巖買下，結果把金線抽出就賺了三萬元，地毯倒手賣出又賺了三萬元?！?/p>

1935年，鹽業銀行遷至上海，張伯駒又任常務理事兼上海分行經理，每年需到上海查賬。1941年6月初，張伯駒從陜西南路培福里的住處出門，上班途中竟遭綁架，劫匪向其妻潘素索要贖金300萬元。張家本是豪門巨富，但由于張伯駒數次賣宅求畫，當時已無力支付巨額贖金。在交涉過程中，張伯駒特意囑咐潘素，“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拉扯了8個月后，劫匪自降贖金到40萬元，潘素多方奔走，典賣首飾、家產，最終湊齊了這筆贖金。這其中，沒有賣掉一張字畫。贖身回家后，張伯駒一家匆匆收拾行李離開上海，回到北方。

購買保險

太平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火險保費收據

因北京時已淪陷，1942年10月，張伯駒與妻女幾經輾轉，到達大后方西安。當時他把所藏書畫也悉數帶往西安，最珍貴的《平復帖》更是被他縫在棉衣夾層內貼身攜帶。為維持生計，張伯駒收攏資金，籌備秦隴實業公司，他自任經理職務。秦隴實業公司立足于當地需求，主營面粉加工，而面粉在加工和倉儲環節都存在巨大的火災隱患。一方面，張伯駒加強內部安全管理，從源頭上避免發生火情，另一方面，他在上海時已接觸過保險行業，明白通過購買保險可以轉移風險。張伯駒似是對外國人相當防備，購畫是為了防止國寶落入外國人之手，買保險也同樣選擇了華商保險公司——太平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初創于上海，由華商金城銀行獨資開設，主營水險、火險、輪船保險、汽車保險等?？谷諔馉幤陂g，公司經營重心轉移，總公司遷至重慶，并在西安設立了分公司，聘請西安金城銀行行長劉純中先生兼任經理。

從這張太平保險票據中可以看到，1945年9月，西安太平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秦隴實業公司名下保額國幣200萬元整，保價每千元國幣5元整(實收)，計保險費國幣1萬元整。簽發人正是經理劉純中。保單背面貼有4枚面額10元的印花稅票。

良好的風險防范意識和較為先進的經營理念使秦隴實業公司逐漸盈利，為張伯駒一家人提供了充足的生計來源。無論是供養家庭，還是收購文物，都需要錢財上的支撐，張伯駒歷經數次起落，一般來說，理應更追求經濟上的安全感，可他從來都把錢財視為身外之物。1945年抗戰勝利后，張伯駒返回北京定居，秦隴實業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報告公司的發展和贏利情況，他毫不猶豫地說：“我不管了，廠子我不要了?！苯夥藕?，直接把公司捐給了國家。

認購公債

陸機草隸書平復帖卷

解放后，曾有商人把一批書畫帶去臺灣，因生意失敗，抵押給外資銀行的書畫要被拍賣，其中正有三希帖之二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張伯駒救畫救了幾十年，聽聞此事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在他的呼吁下，周總理親自批示，將國寶高價拍賣了回來。因此，張伯駒對新政府有了更多信任和支持。50年代起，張伯駒夫婦陸續把傾家蕩產買來的珍貴收藏捐獻給博物館。1956年，正值政府發行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政府號召人民踴躍購買，文化部亦開會動員文化人士購買公債，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據張恩嶺所著《張伯駒傳》記載：“參加會議的，除了幾位文化部領導外，還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會議由副部長鄭振鐸主持，不再談買公債的意義，而是抓落實，因為數量可以反映態度。”“會議是座談式的，沒什么程序，先是部長沈雁冰帶頭，先自報5000元公債，接下來是副部長夏衍，自報了4000元，鄭振鐸副部長經濟基礎好一些，又是黨外人士，報了8000元。接著，會場沉默了?！边@番沉默不是因為不愿意、不支持，恰恰相反，張伯駒認為新政府可不像國民黨，應該要重視、要熱愛，可是此時的他與大家的期望不同，早已不是昔日能一擲千金的公子哥了。解放后，張伯駒已經以“個人無股票不能再任董事”為由，退出已完成公私合營的鹽業銀行，秦隴實業公司也捐歸公有，幾處北京的宅院先后出讓、轉賣給了北京大學、傅作義等，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個窮教授”，加上當時實行的供給制，大家手頭的現金都不多。張伯駒從動員大會回來后，與夫人潘素商議，新政府給了文化界人士極大的尊重和關照，理應支持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既然沒有現金，那就捐物吧。

不久，張伯駒夫婦果然將陸機的《平復帖》、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的《自書詩》、黃庭堅的《諸上座》等8幅國寶級書法名跡，無償捐給了故宮博物院。這一善舉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文化部為此特意舉行捐獻儀式，并獎勵三萬元人民幣，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茅盾)簽發褒獎狀。張伯駒認為他是還珠于民，不是賣畫，怎么能要錢呢。在鄭振鐸等人的解釋、勸說下，張伯駒夫婦最終收下了這筆獎金。拿到了獎金，張伯駒便轉手買成了公債。

張伯駒的一生，因家世顯赫、身份特殊、天資過人，致使其經歷頗為復雜坎坷，從鹽業銀行的掛名董事，到太平保險公司的承保對象，再到國家公債的認購者，幾次身份轉換不難看出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與他個人生活的極大變化。但張伯駒其人，始終固守本心，淡泊名利，他堅守著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維護，雖時時用錢、花錢，卻不曾為金錢所折腰，如黃永玉的評價“張先生一生喜愛人間美好事物，嘗盡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真大忍人也。”時人曾稱他為“張大怪”，在金融界或精明、或實干、或中興家業、或紈绔敗家的諸多名人與后代中，張伯駒確是個異類了。

原標題：《“半個故宮都是他捐的”……大收藏家張伯駒的金融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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