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海灣國家對阿富汗政策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本文試圖回答兩個問題，當前海灣國家對阿富汗政策主要新特點是什么？導致其變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海灣國家與阿富汗塔利班在意識形態上同屬遜尼派伊斯蘭思想，且曾有支持和承認塔利班的歷史，但在當前全球與地區形勢驅動下，海灣國家越發呈現出追隨性與現實性的特征。一方面，海灣國家與國際主流社會話語體系保持一致，堅持要求塔利班建立更為包容、溫和的政權，但另一方面海灣國家內部分化明顯，呈現出“沙（特）退卡（塔爾）進”的特點。這一特點既與阿富汗問題對海灣安全與形象沖擊有關，更與當前全球戰略格局與中東區域戰略態勢的演進有關。

美國撤軍后海灣國家阿富汗政策變化

從歷史來看，海灣國家過去曾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重要支持方。一方面，沙特等海灣國家積極支持阿富汗抗蘇圣戰，為塔利班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組織與人力資源基礎。其次，沙特等海灣國家與阿富汗塔利班在宗教脈絡上同屬伊斯蘭教遜尼派，因此在意識形態上具有相似性與相親性。第三，海灣國家也曾經是塔利班合法性的外部承認方。在阿富汗塔利班1996-2001年執政期間，僅獲得了3個國家的外部承認，而海灣國家就占據其中兩個（沙特與阿聯酋）。但此次塔利班突然奪權后，海灣國家采取了更為現實的政策，整體上共性與差異并存。

在共性上，海灣國家總體采取了戰略高度謹慎、戰術適當介入的立場。戰略上，如果說1996年塔利班執政后，沙特與阿聯酋屬于國際社會特立獨行的特例，而在此次塔利班執政后，海灣國家基本采取追隨國際社會主流話語的立場。根據目前表態，無論是沙特、阿聯酋還是卡塔爾都強調執政后塔利班需要堅持采取包容性政治框架，并且要求其與極端恐怖組織進行切割，并且切實尊重該國婦女、少數民族等群體權益。

在塔利班奪取喀布爾控制權后，海灣國家都加入美國提出的確保阿富汗民眾安全離境通道開放的倡議之中，并且均靜觀其變。就以上國家最新表態為例，9月8日阿塔宣布建立過渡性臨時政府后，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本·法爾漢表示尊重阿富汗人民選擇，并希望阿富汗新政府可以實現穩定并切斷與極端組織的聯系。與此同時，正在英法兩國訪問的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也表示，希望塔利班新政權可以保障區域穩定，防止恐怖主義滋生以及確保阿富汗女性權益。而卡塔爾等國也采取了類似的政策宣示。

但在具體操作層面，海灣國家在阿富汗問題上也呈現出了明顯差異。可以明顯分為收縮派、進取派與中立派。首先，收縮派的代表就是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阿聯酋與沙特曾是全世界三個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國家中的兩個，但目前這兩國均從喀布爾撤出了全部外交人員，并關閉了大使館。以沙特為例，在“9·11事件”之前，沙特與阿聯酋曾是阿富汗塔利班十分重要的外部支持方，但“9·11事件”后，出于維護沙美同盟關系的考慮，沙特與塔利班漸行漸遠。今年9月19日沙特外交大臣接受《印度時報》采訪時表示，沙特已經多年沒有與塔利班進行直接接觸，主要是因為塔利班必須與恐怖組織徹底切割。據報道，目前沙特對塔利班并不存在直接聯系渠道，主要通過巴基斯坦渠道聯系。此外，在美國主導阿富汗撤軍過程中，沙特是唯一一個沒有實際幫助美國撤軍的海灣國家。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沙特目前在阿富汗問題上收縮立場。

而進取派的代表就是卡塔爾。目前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卡塔爾將成為美國撤軍后最為積極介入阿富汗問題的外部力量。早在2010年后，卡塔爾就允許塔利班在多哈建立代表處和辦公室，實際上促進了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和談進程。而在阿富汗撤軍過程中，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就成為了美國執行撤軍行動的重要依托。在撤軍完成后，美國也將其駐阿富汗大使館設在卡塔爾。

目前卡塔爾在阿富汗采取了積極進取的立場。一方面，卡塔爾積極參與各種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多邊議程，并且接待了包括德國外長馬斯、荷蘭外交大臣卡格、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等各國政要。卡塔爾還積極與塔利班進行協調，試圖對塔利班掌權后阿富汗治理問題有所介入。9月9日，卡塔爾外交大臣特使穆特拉克·本·馬吉德·卡哈塔尼證實，阿富汗的喀布爾國際機場已經通航，并將逐步開放國際航班。因此有國際輿論表示，卡塔爾目前已經成為塔利班實際上的生命線，并且卡塔爾也在阿富汗問題處理中進一步提升了自己在海灣與中東地區事務的國際作用。

此外，還有一些海灣地區中小國家則采取相對超脫的中立態度，采取觀望姿態，如巴林、阿曼、科威特等。因此，海灣國家對阿富汗政策呈現出總體一致，“沙退卡進”的特征。

什么影響了海灣國家對阿富汗政策

如何理解海灣國家對阿富汗的政策變化？本文認為海灣國家對阿富汗政策的共同點主要是出于阿富汗問題對其國內和區域穩定的影響，導致其差異的主要原因還需結合一系列外部因素進行解釋。

阿富汗問題對于海灣國家發展和穩定具有一定影響。這主要體現在恐怖主義問題上，一旦阿富汗再次成為了恐怖主義泛濫之地，將對海灣國家造成一定安全威脅，并且也會帶動其內部極端勢力抬頭。并且，還需考慮到由于阿富汗塔利班在意識形態上與海灣國家同屬遜尼派，如果塔利班在阿富汗再次建立一個保守、落后、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政權，這對包括海灣國家在內的整體遜尼派伊斯蘭國家的國際形象也未必有利。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海灣國家自然會在阿富汗問題上保持立場一致，共同要求塔利班建立更加包容、開放和人道的政權。

為何海灣國家會出現不同的政策調整，尤其是出現沙進卡退的現象？本文認為有兩項因素導致了海灣國家對阿富汗的政策調整。

首先是美國在阿富汗撤軍之后的聯盟政策調整影響了海灣國家的政策調整。眾所周知，美國目前針對阿富汗采取了“近小國遠大國，戰術上保證增加、戰略上抽離持續”的政策調整模式。

一方面，美國從繼續發動反恐行動、維護大國顏面的角度考慮，還需對阿富汗問題保持一定的軍事和外交存在，但這些存在必然是以有限且不直接涉足為前提，因此美國就更需要其在中東地區的中小盟友來為其未來的行動提供戰術上的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卡塔爾在美國聯盟中的戰略地位。而卡塔爾也可利用美國對其需求，借勢提升美國對其的支持并做大其在海灣地區的勢力。因此美國因素在客觀上支持了卡塔爾在阿富汗問題上的進取性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美國在中東地區總體抽身趨勢不變。這不是由中東或阿富汗地區局勢所決定，而是由美國的全球戰略所決定。因此雖然海灣地區小國對于美國的戰術價值提升，但海灣盟友在美國總體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價值繼續維持降低趨勢。而此趨勢最大的影響就是美國與沙特關系繼續疏遠。最近在關注阿富汗局勢的同時，其實美國與沙特之間也發生了一件重要事情，那便是美國決定從沙特撤出之前部署的反導彈系統。這體現了美沙關系持續走低。而在美國支持降低的情況下，沙特作為海灣大國也自然缺乏動力繼續力挺美國積極介入阿富汗事務。

其次是中東地區內部戰略博弈趨勢。近年來，海灣國家內部面對內外兩重地緣博弈。一方面是沙特與伊朗的博弈，另一方面是海合會成員沙特、阿聯酋與卡塔爾的博弈。

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有部分外部觀察者認為阿富汗可能會成為沙特與伊朗的另一個戰場。眾所周知，近年沙特與伊朗在中東多個脆弱國家（敘利亞、也門、伊拉克）展開了以代理人戰爭為主要特征的地緣政治博弈。而在塔利班上世紀90年代執政時，沙特與伊朗也曾經一度在阿富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理人戰爭。沙特承認塔利班，而伊朗則支持由什葉派哈扎拉人所參與的北方聯盟。但是自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以來，沙特與伊朗出現了一次典型的角色互換。沙特逐步與塔利班疏遠，而伊朗則與塔利班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系，當然這在客觀上也促進塔利班內部逐步從一個完全由普什圖族所主導的運動轉向包容性相對更強的組織，提升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內部的支持度。

同樣，在海灣國家內部，沙特與卡塔爾之間長期存在結構性矛盾。沙特作為海灣國家中的大國，自然先天以老大自居，而卡塔爾則試圖以多哈為基點，小國大外交，構建中東的維也納。卡塔爾和沙特（阿聯酋）之間存在較嚴重的領導權之爭，并在過去20多年內多次導致海灣國家內部危機。

表面看，現在阿富汗的形勢也十分微妙，一方面卡塔爾實際上長期以來是塔利班政治組織的庇護國。而阿富汗前總統加尼目前則寄身于阿聯酋的迪拜。因此，海灣國家內部在阿富汗也存在一定的地緣政治博弈的潛力。但至少短期內，沙特與伊朗或卡塔爾在阿富汗展開地緣政治博弈的可能性不大。這主要是因為經過多年政治博弈，無論是沙特還是伊朗都并未在曠日持久的代理人戰爭中獲利。無論是敘利亞、也門還是伊拉克，沙特與伊朗的博弈似乎都淪為類似兩伊戰爭式的兩敗俱傷，形成了一種戰略僵局。這就使得沙特與伊朗需要在近期內暫時休養生息，適度降低對抗的烈度。并且，美國支持是決定沙特與阿聯酋這幾年對伊朗和卡塔爾進攻性政策重要因素，但美國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試圖對伊朗極限施壓的政策結果，而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美國中東政策抽離的基礎上，自然不會繼承特朗普這一政策。

在美國支持逐步抽離后，沙特也不會有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務、與伊朗展開地緣政治博弈的動機。而在伊朗方面，目前伊朗新總統萊西剛剛執政，其初期政策重點還是國內扶貧和抗擊疫情，外交重點還是重新簽署伊朗核協議并解除制裁，因此深度經營阿富汗似乎未成其外交重點。因此，沙特、伊朗在阿富汗開展地緣戰略競爭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整體上，可預計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海灣國家的阿富汗政策將繼續維持目前總體一致，沙退卡進的模式。但這一模式是否能夠持續其實取決于一個重要的未知因素，即塔利班自身的執政團結問題。對塔利班的研究已經表明，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稱之為一個組織，而被稱為“網中網”（Networks of Networks）。塔利班執政后，其內部派系是否能夠維持平衡，其更偏向溫和與相對現代理念的派別與更加保守、偏向極端理念的派別能否和平共處？這些問題現在還是位于水面下的冰山，但一旦出現就將構成阿富汗政治發展的黑天鵝事件，將會改變阿富汗問題的基本盤，進而導致地區國家阿富汗政策再調整。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