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界上了“影響因子”的當嗎？

上周，《讀書》雜志微信公號發布了一篇《“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一)》，成為熱轉文。

“影響因子”在今天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無需贅言。不但科學界將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學界，也對它頂禮膜拜。但它的權威性真的無可置疑嗎？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江曉原、穆蘊秋兩位學者經過長時間的調查與研究，驚人發現“影響因子”只是美國一家私人商業公司推出的盈利產品，從一開始就沒有“學術公器”的性質。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學術評價體系，也幾乎沒有真正代表過學術科研的真實水平。然而國內許多科研機構的管理部門，長期強調并用各種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員盡可能將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高影響因子刊物上，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要求不僅在學理上極為無理，而且正在實際上對中國學術造成極大傷害。

在這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從“影響因子”及其商業公司的背景、重點產品、盈利模式入手，對這套評價體系進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響因子”其實是美國一家私人商業公司推出的一項盈利產品。“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 )逐年發布的“科學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CI)和“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簡稱JCR)，被當今科學界視為兩種最權威的學術評估數據。SCI可用來檢索科學論文被引用的情況，JCR本質上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于對SCI(后來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后得到的結果，就是期刊的“影響因子”。

許多人誤以為它們是由“國際權威科學機構”發布的，而實際上這家“科學情報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業公司，1992年又被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購。只是ISI的這一商業性質，多年來一直不太為普通公眾和許多學界人士所知。

“科學情報研究所”及其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

其創立者尤金·加菲爾德1925年生于紐約，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化學學士學位(1949)和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1954），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結構語言學博士學位(1961)。1956年，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加菲爾德已經注冊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產品《目錄快訊》，是一種對管理類雜志目錄進行定期匯編的小冊子。

1960年加菲爾德迎來了他事業的轉折點。這年他將公司改名“科學情報研究所”，與美國國家健康學會合作，獲得國家科學基金(NSF)三十萬美元，共同承擔建設“基因文獻引用索引庫”項目。該項目對1961年28個國家出版的613種期刊兩萬冊以上的140萬條參考文獻建立引用索引，進行編目，最終結果共五卷，其中基因類文獻引用索引獨立成一卷。1963年該項目順利結項，加菲爾德原指望國家科學基金繼續提供資助，將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請未獲批準。加菲爾德于是決定自己來干，獨立出版，并將五卷統一命名為“科學引用索引”，即科學界現今奉為圭臬的SCI。

加菲爾德在推銷他的產品時，手法高明而且不遺余力。他的關鍵手法之一是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SCI可以預測諾貝爾獎。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報告，統計了1961年257900位學者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情況，又統計了1962、1963年產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學和醫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論文引用情況，數據表明，該十三位學者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前一年，他們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平均數量和次數遠高于一般水平。

從表面上看，這確實表明優秀科學家群體有著更高的SCI論文被引用數，但這并不足以支撐加菲爾德的論斷：SCI論文引用數可以反過來用于評估單個學者的學術水平。江、穆兩位作者詳細研究了加菲爾德這篇文章所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對數據的處理和使用至少存在著三個問題：第一，加菲爾德非常明顯地對數據進行“選擇性呈現”。第二，加菲爾德沒有說明“高引作者名錄”人數的選取標準。第三，沒有明確預測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爾德把“科學情報研究所”超過50%的股權賣給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湯森路透以2.1億美元價格收購了JPT出版公司。據湯森路透首席運營官說，這項交易主要是為了得到“科學情報研究所”，當時“科學情報研究所在全球擁有三十萬客戶，每年凈利潤約為一千五百萬美元”。

至于如今湯森路透旗下“科學情報研究所”的盈利規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國內著名“985”高校的有關情況以見一斑：該校目前訂閱了湯森路透七種信息產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學數據庫)、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溫特專利情報數據庫)、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學指標,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興市場信息服務)，該校每年為此支付的費用超過兩百萬元人民幣。

想想全中國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而且國外許多高校在購買此類數據庫時往往比國內高校更為慷慨，再想想“科學情報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萬客戶，就不難想象加菲爾德創建的“信息帝國”如今的盈利規模了。

此文只是起底“影響因子”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瑯琊榜》作比：加菲爾德就好比學術江湖的梅長蘇，“科學情報研究所”就好比學術江湖的江左盟，而他們賣信息賺大錢的行事倒很像瑯琊閣；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沒有暗中輔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觀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雜志了。

費孝通如何讀韋伯？

費孝通手稿。

上周國內學界另一大熱點是，中國人類學評論網發布了“費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系》 研討座談會實錄”。該座談圍繞幾年前在原燕京大學閣樓上發現的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先生的一份手稿，是費老閱讀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后的思考。

發現的這份手稿為什么這么重要？

首先對費孝通的個人學術史來說，王銘銘指出多方討論后有個共識：這份手稿是費孝通在魁閣時期或前期的作品。學界通常把1936至1939年稱為費孝通的“江村時代”，他完成了《江村經濟》一書，那段時間他對現實中的中國工業化怎么走更為關心；1939年至1943年，在費孝通領導之下，為了躲避轟炸，在一個小廟里建立起一個類似于倫敦經濟學院的地方，可謂是費孝通的“魁閣時代”，理論興趣更強，盡管《祿村農田》延續了《江村經濟》表露出來的現實關懷但他偶爾也表現出神話學和宗教學式的焦慮。

王銘銘還表示，費老這篇佚文啟發他思考：在選擇理論的時候，應該把自身當作選擇的主體，而且對選擇的東西采取消化的態度，但問題在于，是什么東西使我們有消化外國理論的“胃”？費孝通的“胃”使他能“消化”。比如，早期他對反思性的紳士的崇尚，在他看來，紳士是不完全適應現代化的，只有反思性的紳士，甚至是像他自己說的，技術化的紳士，就像他姐姐費達生，是消化西方文化的“胃”。他早期對于紳權和士紳還有相當多的批評，而晚年提倡“文化自覺”這套理論，因為他更加受到錢穆先生的新儒學的影響，更有儒學化的傾向。這個是不是他的“胃”？士紳和文化自覺是不是他的“胃”？也很可能并非如此，因為他或許很早就開始思考宗教的問題，比如這篇佚稿中表現出的對宗教的興趣。

其次對中國社會學史來說，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蘇國勛指出，過去一直認為中國早期社會學家很少有人論述馬克斯?韋伯的思想，費老這篇佚文的發現可以說彌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費先生在英國留學期間從英文學術書刊中接觸到韋伯思想，大大地縮短了與國內在認識韋伯思想上的時間差，僅從學術交流史上看，它把中國社會學對韋伯思想的借鑒和研究提早了幾十年，就具有很高學術價值。”

蘇國勛認為費老的佚文，對韋伯思想的把握和對韋伯本人的定位是非常準確的，這點在當時尤其難能可貴，因為那時韋伯的著作除了《新教倫理》外都還沒譯成英文。費老的佚文僅據《新教倫理》一書的論證視角評價說：“韋伯創舍棄推求社會現象之因果關系而注意社會中各種現象之關系論，他不否認經濟基礎在社會現象中之地位，而反對將一切社會現象歸于一種原因之定命論（意即決定論——引者注）”。這不僅與從后來才問世的韋伯其他著作得出的見解吻合，而且也與當前大數據時代的科學弱化對因果性的渴求，代之以相關性擴大因果性的內涵的做法相契合。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社會現象單單決定于經濟基礎屬于一種偏見，并不能解釋一切現象。“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并沒有一定誰是因誰是果，它們都是生活系統中的一部分。生活系統經常向著調合和統一的路上去”。社會學的追求在于使人明了“宗教生活和經濟生活如何調合，并不是要討論宗教和經濟在社會現象誰是因誰是果”——蘇國勛表示，費老這些擲地有聲的言辭說明了韋伯的思想以及費老當年的評價都具前瞻眼光。

蘇國勛還提到，1990年代費老晚年曾多次談到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從生態研究到心態研究的問題。“重視精神、觀念、習俗、文化的作用，本身就是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學術的一種傳統，它在費老的思想發展中也是其來有自，這篇佚文即是佐證。費先生之所以在90年代多次談及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毋寧是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明顯上升，以及社會學恢復以來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經驗性的社會研究上，甚至是對當時流行的一種看法——認為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社會工作——的一種反證。”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認為王銘銘提到的學術之“胃”是個重要問題。從這篇佚稿可以看出，費老是一個心性上比較中國化的學者，有著中國人本身的問題感和問題化的方式。因此，他讀西學的東西，讀出來的是什么，這是最重要的，對于我們今天的學者來說，也是需要揣摩的最重要的東西。“我們要細致地發現，費老從韋伯那里讀出了什么，這是他反映他學習過程的一個文本，也是我們再次進入中國社會學脈絡的一個文本。”

渠敬東認為費孝通讀韋伯這本書是有選擇的，他選擇了“生活系統”這個范疇作為理解韋伯的整體問題之出發點，這是中國人非常容易理解的。這其實說明，他在研讀本書的基本經驗意識上，已經不那么西方了，他的思考就緊緊圍繞著我們的生活系統中都有哪些要素發生變化，哪些要素加入結構重組，哪些機制能夠形成這樣的重組過程，而不是僅僅就西方來談西方，這樣就完成了西學中國化的過程。

這個文本讓渠敬東看到了讀西學的核心問題：第一，對不同“生活系統”的人的樣式和與政教關系的樣式，要有一種知識上的理解；第二，要看到他在討論自身系統里的問題的時候，哪些是該系統中的重要要素以及它們的構建方式是什么，這對于我理解自身社會的構成與變遷是有理論幫助和啟發的；第三，這些要素并不是異文明揀選出的生活要素，而是我自身經驗中的生活要素；第四，只有這樣的理解過程，才能建立我與異文明的親和性，在這個意義上，我自身的系統是開放的，韋伯做到了這一點，其實就意味著已經進入我們生活系統的內部了。

“這正是我們今天來討論韋伯和費孝通的核心。費孝通不是保守派，他知道市場、資本必然要進入中國，意味著我們在自身系統的調適中，必須把它們作為重要要素重新調適到我們自身的系統中，這才是文明的偉大發明。”渠敬東認為費老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更讓我們看到，討論西方的問題，必須回到中國的問題上來消化，不僅是回到切實的經驗問題，而且是長期歷史形成的文化處境。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系統。

參與研討會的還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孫飛宇、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清媚、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王楠。座談會實錄首發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