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 20周年之際，世界似乎對“9·11”事件制造者的“基地”組織已經相對淡漠，其部分原因是“9·11事件”20周年前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混亂局面，以及阿富汗塔利班奇跡般卷土重來的巨大新聞效應。相對于引人矚目的塔利班以及在喀布爾對美軍發起恐襲的“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基地”組織似乎給人偃旗息鼓的感覺。但事實絕非如此，相反，并不贊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條件不成熟情況下“建國”的“基地”組織，始終在低調行事，其分支組織仍然在西亞、北非地區潛滋暗長，這或許才是對未來反恐斗爭的真正考驗。這里僅以其自“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組織擴張略作說明。

“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阿拉伯國家轉型異常困難、宗教與世俗勢力嚴重對抗、教派沖突頻仍、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經濟與民生問題持續惡化、利比亞戰爭后遺癥嚴重、敘利亞內戰久拖不決、難民問題嚴重，均構成了有利于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的肥沃土壤。而 “基地”組織利用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困難和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內戰等地區熱點問題，積極進行意識形態和策略調整，其意識形態傳播、組織擴張和發動恐怖襲擊的能力不斷增強。

“阿拉伯之春”以來，“基地”組織仍然是全球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核心，但其發展呈現出典型的多中心化和日趨分散化特征。“基地”組織及其分支逐漸轉變戰術策略，日益改變過去垂直領導的組織結構，轉向扁平化、分散化組織結構，其分支力量活動能力日趨增強，呈現出“核心弱，分支強”的發展態勢，并在中東地區形成“基地”組織分支機構、親“基地”組織的關聯機構、信奉“基地”組織意識形態的個體等多層次恐怖勢力，呈現出明顯的分散化、本土化、個體化的特征。

“阿拉伯之春”發生后，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多認為，以民眾和平抗議浪潮為表現形式，以發展民主、改善民生、根除腐敗為政治訴求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削弱了“基地”組織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并對本·拉登等“基地”組織領導被擊斃后的國際反恐形勢表示樂觀。但是，事實表明，伴隨轉型阿拉伯國家陷入嚴重困難和敘利亞危機久拖不決，“基地”組織逐步擺脫了“阿拉伯之春”初期的被動局面，并通過意識形態調整，積極利用中東北非地區的持續動蕩，力圖將“阿拉伯之春”的發展納入“基地”組織的軌道。

“基地”組織缺席“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發生后，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多認為“基地”組織遭遇了嚴重挫折，一位美國學者將這種挫折總結為五個方面：

第一，在阿拉伯政權垮臺的過程中，“基地”組織并未發揮領導作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的變化都是在沒有“基地”組織實質性介入的情況下發生的。有觀點認為，無論是參加民眾抗議浪潮的埃及和突尼斯青年，還是在北約軍事支持下推翻卡扎菲政權的利比亞反對派，都未受到“基地”組織的任何實質性影響，“基地”組織在“阿拉伯之春”中被嚴重邊緣化。

第二，以和平方式進行的突尼斯、埃及民眾抗議浪潮，以及利比亞在北約支持下的“暴力革命”，都與“基地”組織通過“圣戰”推翻現行政權的主張相悖。“‘基地’組織的核心主張之一是只有通過恐怖襲擊建立穆斯林共同體，才能推翻西方支持的腐敗政權。”

第三，世俗獨裁者被推翻后，“基地”組織關于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統治的伊斯蘭國家主張，對于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轉型阿拉伯國家并不具有吸引力。

第四，“基地”組織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應緩慢、滯后，在突尼斯、埃及抗議浪潮發生數周后，“基地”組織才通過網絡等發布信息，做出被動反應。

第五，“阿拉伯之春”的政治理念與“基地”組織的基本價值觀相矛盾，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世俗主義等發揮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基地”組織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針對“基地”組織的前途命運，西方出現了樂觀派和悲觀派的思想分歧。樂觀派認為，近十年的國際反恐，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和本·拉登被擊斃，使以“基地”組織為核心的國際恐怖主義遭到嚴重削弱，其具體表現是：第一，“基地”組織的運作能力嚴重下降；第二，“基地”組織的保護者塔利班遭到嚴重削弱；第三，“基地”組織的核心領導層遭到致命打擊；第四，恐怖主義的地方網絡遭到嚴重破壞；第五，“基地”組織對穆斯林民眾的殺戮使更多普通穆斯林疏遠了“基地”組織；第六，國際反恐合作的加強限制了恐怖主義的活動能力。

悲觀派則認為，“基地”組織的威脅仍然不容低估，甚至比“9·11事件”前更危險，理由包括：首先，盡管“基地”組織的核心遭到嚴重削弱，但“基地”組織分支機構和外圍組織卻呈現強勁增長態勢，不僅致力于傳播“基地”組織意識形態，而且不斷招募本土的恐怖主義分子。其次，反恐戰爭使美國的經濟實力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為“基地”組織的復興開辟了道路。最后，“阿拉伯之春”導致的世俗化、民主化和婦女權利擴大，都遭致宗教保守力量反對，進而為“基地”組織提供新的活動空間。

實踐表明，“阿拉伯之春”以來“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阿拉伯半島分支、伊拉克分支不僅制造了一系列令世界震驚的恐怖主義襲擊，而且不斷利用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內戰招募和訓練來自全球的“圣戰”分子，呈現出明顯的本土化、分散化的發展趨勢。2012年7月31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的反恐報告稱，盡管“基地”組織核心受到重創，但阿拉伯半島分支和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仍對國際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扎瓦赫里：將“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組織的軌道

事實表明，伴隨時間的演進，“基地”組織為擺脫被動局面進行了一系列意識形態調整，并突出表現為“基地”組織領袖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通過論壇、視頻網站、社交媒體、電子雜志等現代化手段積極輸出極端意識形態，力圖將“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軌道。其內容主要包括：

第一，扎瓦赫里將“阿拉伯之春”視為實現“基地”組織目標的一部分。在扎瓦赫里看來，“阿拉伯之春”的目標是推翻世俗的獨裁者，這與“基地”組織的目標并不矛盾，但推翻世俗獨裁者并不意味著斗爭的結束，更長遠的目標是建立“基地”組織倡導的所謂穆斯林共同體。“阿拉伯民眾起義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伊斯蘭的方向，他們揭竿而起旨在推翻涂炭穆斯林生命、妨礙伊斯蘭目標實現的美國的代理人政權”。扎瓦赫里針對埃及發出的呼吁強調：“我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一個腐敗的統治者已經被推翻，但腐敗的統治依然存在……我們的目標是實現伊斯蘭的統治……最大的災難是剛剛掌權便陷入非伊斯蘭的統治”。

第二，扎瓦赫里對“阿拉伯之春”后建立的非伊斯蘭政權予以強烈譴責，呼吁穆斯林民眾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國家。扎瓦赫里對革命后阿拉伯國家的選舉予以了強烈譴責。他譴責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發明了一種令美國國務院、歐盟和海灣領導人滿意的伊斯蘭”，這是“一種滿足自身需要的伊斯蘭”，它允許“賭博、海濱裸體、高利貸銀行、世俗法律，并屈從于所謂國際合法性”，已經淪為“喪失了圣戰的伊斯蘭”，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也“已經放棄了建立合法的穆斯林政府以取代現行世俗政府的追求”。因此，扎瓦赫里敦促突尼斯和埃及穆斯林，“支持沙里亞（編注：即伊斯蘭教法），重建與《古蘭經》一致的伊斯蘭統治”。

第三，“基地”組織試圖將阿拉伯國家的內部挑戰與外部挑戰聯系起來，不斷警告穆斯林民眾在進行內部反獨裁斗爭的同時，不要忘記反對外部敵人即西方和美國的根本目標，要繼續進行反對西方的“圣戰”。扎瓦赫里呼吁反抗獨裁的穆斯林民眾要時刻銘記，“你們的兄弟——穆斯林游擊隊員與你們在一起與共同的敵人戰斗”；“我們確信所有的穆斯林都是穆斯林游擊隊的戰友，真主希望我們不遺余力地將克什米爾、菲律賓、車臣、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從占領者手中解放出來。我們祝福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的起義，我們都在與他們一起進行反對美國及其幫兇的戰斗”。

針對如何在埃及建立“伊斯蘭國家”，扎瓦赫里提出了分三步走的主張：首先，建立“沙里亞統治”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關鍵”。其次，必須解決“貧窮問題和社會不公問題”，消滅收入差別，保障最低工資；最后，埃及必須“從外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尤其要擺脫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和軍事控制，否決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使埃及“服務于圣戰主義運動”，最終解放巴勒斯坦。

總之，扎瓦赫里等“基地”組織的核心領導對“阿拉伯之春”反應具有四個特點：首先，強調穆斯林應將“阿拉伯革命”視為“實現更偉大的社會正義的漫長斗爭的開始”，其最終目標是重建穆斯林共同體和伊斯蘭國家；其次，“基地”領袖聲稱“對阿拉伯民眾的真實訴求有清晰的理解”，即“基地”組織支持阿拉伯民眾推翻獨裁政權的斗爭；再次，警告“阿拉伯革命”“如偏離‘基地’組織設計的道路，將面臨誤入歧途的危險”，尤其是強烈譴責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的變質和蛻化；最后，重申“基地”組織將領導阿拉伯大眾通過“圣戰”實現伊斯蘭教法的統治。

“阿拉伯之春”以來“基地”組織的擴張

實踐證明，“基地”組織不斷根據中東地區形勢的變化進行意識形態和行動策略的調整，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滲透構成了“基地”組織的核心影響力。而轉型阿拉伯國家經濟與民生問題的持續惡化、宗教與世俗勢力的對抗、教派矛盾的激化、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內戰的災難性影響，也為“基地”組織意識形態的滲透提供了社會環境。

2013年8月7日，《華爾街日報》網站發表了題為《“基地”組織為何能卷土重來？》的文章，該文認為，“盡管美國的反恐活動嚴重削弱了‘基地’組織的核心，但該組織還遠未被摧毀。它適應了新形勢”，“‘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就是把穆斯林世界的問題歸咎于西方，排斥所有不接受‘基地’組織信仰的人，同時宣稱恐怖主義是對付敵人的唯一手段。這種意識形態過去主要存在于波斯灣和阿富汗。如今，它四處蔓延，西至西非，東到東南亞。在西方的反恐策略當中，有效打擊該組織的意識形態是個薄弱環節”。

“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在西亞地區，在也門政局持續動蕩、敘利亞內戰陷入僵持、美國從伊拉克撤軍等因素影響下，“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動日趨猖獗，并積極利用敘利亞內戰向敘利亞進行滲透，“基地”組織與來自全球的極端分子赴敘利亞進行“圣戰”，使敘利亞成為繼也門、伊拉克之后西亞地區又一恐怖主義活動的大本營，即使是2014年6月“伊斯蘭國”建立，并與“基地”組織分道揚鑣后，“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支持陣線”在敘利亞的影響依然延續至今。

“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積極利用也門國內和地區局勢動蕩，掀起了新一輪恐怖主義活動的浪潮。2011年初，“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借也門政局動蕩在也門南部攻城掠地，一度以津吉巴爾為首都建立“伊斯蘭酋長國”。在2015年也門陷入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門政府與胡塞武裝的內戰后，“基地”組織半島分支仍然是也門東南部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基地”組織已經在也門東南部建立局部的推行伊斯蘭教法的地方政權，并通過提供安全和服務擴大民意基礎。

敘利亞形勢動蕩以來，“基地”組織領袖扎瓦赫里多次發布網絡視頻，號召敘利亞國內及周邊國家的穆斯林加入推翻巴沙爾政府的“圣戰”。他指出，“我們的黎凡特（地中海東岸）兄弟們，你們正在從事的戰爭是為了抵抗肆虐的‘新十字軍東侵’，……我和我的兄弟們會站在你們一邊，以一腔熱血來保衛你們。敘利亞有足夠的圣戰者，這一事實使我們深感欣慰。”他還號召土耳其、黎巴嫩以及約旦的伊斯蘭教遜尼派“幫助敘利亞兄弟們與異端的巴沙爾什葉派統治集團作戰”。在敘利亞陷入動蕩后，在敘利亞建立“伊斯蘭酋長國”構成了“基地”組織的重要戰略。“基地”組織向敘利亞進行滲透的最大成果是“支持陣線”的成立。

北非馬格里布地區是中東劇變的重災區，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相繼發生政權更迭，尤其是利比亞戰爭導致的混亂局勢和武器流散，均有利于恐怖主義的發展壯大。“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是“基地”組織在非洲的傳統力量，而索馬里“青年黨”、尼日利亞“博科圣地”組織在“阿拉伯之春”后的發展十分迅速，與“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的聯系日趨密切，并在薩赫勒地區迅速蔓延，并不斷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擴展。

“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阿爾及利亞政府削弱了“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在阿北部的活動能力，其主要活動范圍已經被擠壓到東部山區和南部邊界的沙漠地區。但是，該組織“依舊是阿爾及利亞面臨的最重要的安全威脅”。自阿爾及利亞加大反恐行動以來，“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積極向薩赫勒地區進行戰略轉移。“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尤其是阿爾及利亞布特弗利卡政府倒臺，更為“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加快在薩赫勒地區的擴張創造了條件。

此外，在利比亞戰爭后，“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積極利用卡扎菲政權垮臺后的契機進行擴張，加強了同利比亞“伊斯蘭戰斗團”、索馬里“青年黨”、尼日利亞“博科圣地”組織等伊斯蘭激進組織的聯系。該組織還不斷在薩赫勒地區建立和擴大訓練營地，薩赫勒地區的販毒集團與“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的聯系不斷增強，使恐怖主義組織的融資能力不斷增強。

相對于大起大落的“伊斯蘭國”，低調行事的“基地”組織才是未來反恐斗爭更嚴峻的挑戰。此外，在阿富汗掌權的塔利班如何處理與“基地”組織的關系也十分值得關注。阿塔到底是與“基地”組織“割袍斷義”還是“藕斷絲連”，甚至塔利班的部分派別與“基地”組織“暗通款曲”，都將對阿富汗安全形勢和國際反恐形勢產生重大影響。

總之，在“9·11事件”20周年之際，世界絕對不能忽視“恰似猛虎臥荒丘”的“基地”組織。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