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經濟高速增長，人均GDP在1991年已經是美國的120%。但到2015年，日本人均GDP只有美國的60%了。這是日本1990年和1991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相繼破裂以后，經濟長期低增長造成的。至今，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低于美國，處于連續第三個“失去的十年”當中。

在反思第一個“失去的十年”時，日本經濟學家發現，貨幣擴張造成的信貸增長更多地流向了生產率低、利潤率低、甚至虧損的企業，那些生產率高、盈利狀況好的企業反而獲得的信貸資源較少。已經虧損、不具有償債能力、只有依靠繼續借債或補貼才能生存的企業，被日本經濟學家稱為“僵尸企業”。正是這些低效率的僵尸企業在過量吸納寶貴的信貸資源。

僵尸企業并非一無是處，它在穩定就業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經濟自泡沫破裂以來低迷了25年，期間從未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失業率的最高值也不過5.4%。

僵尸企業的危害也顯然易見。銀行將信貸資源投放給僵尸企業時，降低了非僵尸企業獲得信貸資源的機會，維持了低生產率僵尸企業的生存，抑制了高生產率非僵尸企業的成長，從而降低了整個經濟的生產率和經濟長期增長速度。由于那些本該退出市場的企業仍在市場上供應產品，因而會壓低該行業的產品價格，阻止該行業或該地區的勞動工資下降，導致非僵尸企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

在恐怖片中，一個正常人被僵尸咬過之后，也會變為僵尸。一個非僵尸企業因僵尸企業的存在而出現虧損時，要么被擠出市場，要么也變成僵尸企業。可見，僵尸企業是具有傳染性的。更有甚者，如果銀行因為支撐了太多的僵尸企業而不再盈利時，其自身也會變為僵尸銀行。銀行體系的僵尸化將更加廣泛地抑制整個經濟的活力，并造成新一輪危機。

在短期內，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可能犧牲一定的資源配置效率，來促進充分就業。這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因為失業本身就是一種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但在長期內，用犧牲資源配置效率和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辦法來維持就業是不劃算的。在長期內，從僵尸企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可以創造更高的增加值，而且會促進整個經濟中勞動生產率更快地增長。

短期宏觀政策造成的僵尸企業，如果隨著政策轉向而逐漸消亡，則這樣的經濟體系是健康的，是能充分有效地配置資源的。但是，僵尸企業的存在抑制了產品價格和生產率增長，容易造成低通脹低增長的宏觀形勢，這與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宏觀形勢類似。有效需求不足需要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來應對。如果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導致財政補貼和信貸資源更多地流向僵尸企業，則可能制造更多的僵尸企業甚至僵尸銀行。僵尸企業和僵尸銀行的增加進一步壓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需要繼續使用擴張性宏觀政策來刺激。從而形成僵尸企業與擴張性宏觀政策之間的惡性循環，并導致短期宏觀政策的長期化和僵尸企業的長時期存在。

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清理僵尸企業。要么讓僵尸企業真正死掉、退出市場，要么讓僵尸企業涅槃重生、真正活過來、成為具有盈利能力的正常企業。

清理僵尸企業是不容易的，因為僵尸企業的存在還有更深層次的制度基礎。僵尸企業的債權人清楚自己會面臨越來越大的資產損失，債務人也已經無法從企業經營中獲得利潤，但是，債權人和債務人都不去主動申請破產處理。這才是導致僵尸企業長期存在的關鍵所在。也說明了僵尸企業有適合自身生存的土壤。如果不清除這些土壤，僵尸企業就有存在的制度基礎，清理僵尸企業就會遇到較大的阻力，即使這一批僵尸企業清理完了，下一批僵尸企業還可能出現。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不主動申請僵尸企業破產的情況下，需要第三方力量或者進行制度變革才能推動僵尸企業的清理。

日本的僵尸企業之所以長期存在，與缺乏第三方力量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都不愿意僵尸企業破產。日本并非沒有破產法，為什么僵尸企業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都不愿意申請破產處理呢？其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日本企業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不愿意讓員工失業；二是日本實行主銀行制度，企業的主銀行不僅為該企業提供主要金融服務，還會在必要的時候持有企業股權，參與企業治理，因而有維持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責任；三是日本的銀行已經實行資本充足率管理，對僵尸企業實行破產清算或者重組均要求銀行有更高的資本，這會導致銀行出現資本充足率不足的情況。最終，日本的銀行只有不停地給這些僵尸企業貸款，通過減免貸款，減免利息，降低企業財務負擔來維持僵尸企業的生存。這種做法，實際上將僵尸企業的虧損轉嫁到了銀行身上，并降低了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

近年來，中國也出現了僵尸企業。中國僵尸企業的形成，有過去宏觀政策刺激的原因，也有因為參與房地產市場過度使用杠桿的原因，更有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原因。

中國的僵尸企業出現以后，沒有被市場淘汰掉，也是因為中國具有僵尸企業的生存土壤。其一，銀行停止對僵尸企業貸款的短期成本很高，一旦停貸，投入僵尸企業的龐大債權均會立即變為不良資產。其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可能都是國有企業，均有維持就業和穩定方面的內在要求。其三，中國的破產制度不健全，法院處理破產案件的資源較少，社會上也缺乏處理破產案件的專業機構和隊伍，對僵尸企業進行破產清算或者資產重組的操作難度很大。這三個因素導致債權人和債務人均不愿意立即清理僵尸企業，即使愿意，也缺乏足夠的操作便利。

如果沒有第三方力量介入或者發生制度變化，僵尸企業就會在中國長期存在下去，而且可能愈演愈烈，最終侵蝕金融體系的健康和損耗中國的增長潛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作為第三方力量來推動清理僵尸企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但是，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政府直接參與僵尸企業的清理，而在于建立處理僵尸企業的制度環境，清除僵尸企業的生存土壤。為此，要在提高債權債務人清理僵尸企業的意愿和提供清理僵尸企業的操作便利等方面構建制度基礎。

首先，強化銀行監管，提高銀行對僵尸企業貸款的資本充足性需求和撥備計提標準，增加銀行主動清理僵尸企業的意愿。比如，銀行按照標準法計提撥備，各類貸款的標準風險系數為：正常類1.5％，關注類3％，次級類30％，可疑類60％，損失類100％。如果將對僵尸企業的貸款列為正常類貸款或關注類貸款，其撥備只需計提至貸款額的1.5%或3%，如果將其列為次級類或可疑類貸款，其撥備則需計提至貸款額的30%至60%。這將顯著降低銀行的利潤和核心一級資本。當前，銀行用“期限重組”等手段規避監管，將對僵尸企業的貸款仍然計入正常或關注類貸款。銀行繼續對僵尸企業貸款所顯示出來的成本較低，而停貸所顯示的成本反而更高。如果銀監會強化對僵尸企業貸款的監管標準，提供僵尸企業的識別標準和對僵尸企業貸款的監管指引，將對僵尸企業的貸款列為次級，甚至可疑，就會大幅度提高銀行對僵尸企業繼續貸款的成本，從而增加銀行主動清理僵尸企業貸款的意愿。

其次，完善就業及相關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債權人和債務人清理僵尸企業的后顧之憂，降低清理僵尸企業的阻力。為此，需要建立相關制度，讓清理僵尸企業所產生的失業人員能夠獲得較好的補助和社會保障，并提供職業培訓機會，使其重獲相應的勞動技能，增加就業機會。中央財政已經承諾拿出1000億元人民幣資金，為僵尸企業清理中的職工安置提供支持。這對于此輪僵尸企業清理來說，自然是好事。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此次清理僵尸企業的過程中，建立起破產清算和企業重組職工安置的長效制度基礎。

最后，發展處理破產清算和企業重組的專門機構，為清理僵尸企業提供操作便利。這需要在法院建立和加強處理破產或重組案件的專門機構。還要將處理僵尸企業和類似的破產案件當作一門專門的可以盈利的生意，讓投資銀行、會計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有激勵去發展處理破產或重組案件的能力，甚至發展出以處理破產或重組案件為主營業務的專門中介結構，來積極提供處理破產或重組案件的服務。

建立上述應對僵尸企業的制度基礎，不僅有利于順利推進此輪僵尸企業的清理，而且將清除僵尸企業在中國的生存土壤，使僵尸企業在中國不再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