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經濟均未實現完全出清，產能過剩導致世界經濟總量增速放緩，投資增速放緩尤為顯著。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后過去二十多年高速發展所累積的經濟社會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特別是圍繞人口、債務等問題的結構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使得全球保護主義浪潮興起。

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中國，開始進行廣泛的國內中間品替代國外中間品，使得純國內生產活動代替全球價值鏈生產，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APL）和單位勞動力成本均出現了快速的上升。

同期內，全球制造業第三、第四大國的日本和德國單位勞動力成本持續下降。這也使得制造業遷出中國端倪初現，并在全球范圍內影響價值鏈的變動。

發達國家紛紛采取措施吸引制造業回流，多國政府對產業轉移的干預力度加強。在美國轉向“美國第一”的貿易保護主義之前，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已經造成發達國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制造業回流現象。

2011至2014年間，美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四國中，制造業回流最為活躍的前四個子行業分別是化學制品、金屬制品、電子電器產品和其他制造業，其中化學制品企業的回流最為顯著。

美國所采取的加征關稅、科技禁令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增加了跨國貿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間品及產業鏈成本，影響了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決策布局，加快了部分產業鏈回遷與轉移，引發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重構。

而勞動力替代工具（如機器人）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制造業生產，進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資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業市場錯配。

根據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機前全球價值鏈與機器人使用是相互促進的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在市場環境較好的時候，企業通過增加機器人使用和推動全球價值鏈兩個手段來降低成本與擴大生產規模。

而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價值鏈與機器人的使用呈現明顯互相替代的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在產能過剩時，機器人將更多地作為全球價值鏈的替代品而出現。進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不確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機器人的應用率將提高76％，并導致全球價值鏈顯著收縮。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里，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旨在全球競爭與位階重整中進行創新或者對整個價值鏈進行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