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東亞國際局勢不斷出現不穩定因素，中、日、韓作為這一區域的主要國家，在現實矛盾之外，又有很深的歷史糾葛，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就常常引起中韓兩國的激烈抗議。如何寫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東亞地區的共同歷史？歐洲的共同歷史教科書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啟發和借鑒？4月26日上午，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楊大慶來到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場題為“歐洲與東亞地區共同歷史教科書”的講座，尤其就東亞共同歷史的撰寫，與在場師生交流他的觀察和看法。

歐洲共同歷史教科書的嘗試

上個世紀，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創傷，引發了很多有識之士的深刻反省。出于對和平的呼吁，反思近代歐洲歷史教育的想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就出現了，二戰結束以后，歐洲人開始嘗試通過教科書來消除國家之間的隔膜、加強國家之間的交流。

楊大慶先生指出，德國作為二戰的一個主要侵略國，在改善自己和其他國家關系上，確實作出了很多努力。德國在1951年成立了一個國際教科書研究所，可以說這是把一戰以后對歷史教育進行反省的想法付諸實踐。我們都知道著名的“華沙之跪”，而在1972年，西德政府進一步提出，要促進德國和波蘭歷史教科書的對話，盡管當時雙方分屬兩大陣營，但還是建立起了對教科書提出修改意見的討論機制，1976年的時候他們提出了26項內容的《歷史教科書改進意見書》。這個項目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在2001年，他們還編寫了一本供教師用的參考書《20世紀的德國與波蘭》。

同時，歐洲的跨國歷史對話機制也是共同歷史教科書形成的背景。二戰以后，歐洲出現了德國歷史研究所、共同歷史學家委員會等機構，前者設立在二戰期間與德國交戰的國家首都，德國政府會資助本國學者在那里進行研究，并和當地的學者建立長期的合作，后者大約形成于上個世紀90年代，是由政府直接或間接組織多個國家的歷史學者，定期就一些歷史問題進行對話，并且會召開會議、出版一些史料集甚至教材。

法德和解是戰后歐洲的重大事件，而編寫一本法德共同歷史教科書，也終于變成了現實。2003年，在一次法德兩國青年交流會的活動上，兩個國家的普通年輕人提出了共同歷史教科書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學界的響應和兩國政府的支持，由學者們組成的編撰團隊，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分別完成了《1945年以后的歐洲與世界》、《從維也納和會到1945年的歐洲與世界》、《從古代到1815年的歐洲與世界》。這是在兩國的部分學校里得到了實際使用的共同歷史教科書。法德兩國的這一嘗試，還在巴爾干地區產生了影響，為后者所仿效。

東亞的歷史教科書問題

楊大慶先生為我們詳細介紹了歐洲共同歷史教科書的發展過程，接著就將視野轉向了大陸的另一端，考察東亞地區的歷史教科書和共同歷史編寫的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近三十年來引起了相當多的注意，他首先為我們介紹了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

戰后的日本政府在戰爭罪責問題上一直就有所回避。日本歷史學者家永三郎就因為自己編寫的教科書被日本文部省要求大量刪改，在60年代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這場官司打了三十多年，不過那時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還是一個內部問題。80年代初，日本媒體報道文部省在審定歷史教科書時，把“侵略”一詞表述為“進入”，引起了東亞國家的強烈反應，在外交上成為一個問題。

90年代時情況發生了一點變化，他們在受到東亞其他國家的批評后，當時日本的自民黨政府同意審定教科書要考慮周邊國家的反應，后來它有過一段和社會黨共同執政的時間，所以在90年代后期日本教科書在戰爭敘述上有所改善。這一結果引起了日本保守勢力的反感，他們成立了新教科書編撰委員會，隨著日本經濟形勢的變化，保守勢力逐漸上升，他們編撰的新版教科書獲得日本政府審核通過，引起了中韓等國家新一輪的反對。

于是，有一些進步的學者希望在教科書問題上做出建設性的工作，而不只是批判，最早是由日韓學者進行了嘗試。歐洲的法國和德國也希望把他們的經驗推廣到東亞地區，國際教科書研究所就和東亞學者有越來越頻繁的交流。另一方面，東亞一些國家的政治家也把共同歷史教科書作為一種理想提出來，比如日本民主黨的某些人士也對歐洲經驗非常推崇，韓國幾位總統常常積極呼吁共同歷史教科書。不過這一時期的嘗試，只是形成了一些參考教材，沒能在學校里投入使用。

一部東亞共同歷史應該怎么寫？

中日兩國的對話起步比較晚一些。楊大慶先生首先介紹了他參與的2004年中日青年歷史學者論壇，那次活動的想法是讓中日兩國的年輕學者有更多的接觸和交流，出版了《超越國境的認識》一書，把中日兩國近代史上一些有爭議的問題都擺出來，在學術上進行討論。

另外一項來自民間的努力，是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寫、出版的一部東亞共同歷史，中文版名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這本書也沒有成為正式的教科書，只是在一些重點中學作為推薦讀物或高校的參考書。楊先生認為，這本書的內容還有一些缺陷，主要在于它過度敘述日本對中韓兩國的侵略，以至于一部東亞近代史就被寫成了一部日本侵略史。

編委會吸收了這些批評后，在2013年又推出了《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主要是敘述了東亞國際關系史的變動，下卷的內容則非常有意思，它以主題的方式，介紹都市化、女性問題、大眾傳媒等三個國家在近現代共享的一些歷史現象，而不再是以國家為中心。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想法。

基于這些嘗試，楊大慶給予了一些積極的評價，他認為這說明跨越國境的歷史敘述是可能的，有助于各方了解和認識別人的立場，而且在學術上討論這些問題，也是一個比較和平的機制。同時，楊大慶認為，對于撰寫東亞共同歷史的初步嘗試，還有一些缺陷，如選題仍然狹窄，學術水平沒有展現，政治施加影響的情況仍然存在，而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實際影響比較有限。

為什么東亞共同歷史教科書步履維艱？

通過歐洲和東亞共同歷史教科書的比較，我們可以感受到東亞共同歷史教科書還面臨比較大的困難。楊大慶先生認為，歐洲和東亞的差異首先在于制度上，法德和解主導的歐洲一體化發展了很久，而東亞共同體卻始終難產，在協調教育、教科書等問題上有比較大的障礙。另外歐洲的學術共同體也有很悠久的歷史，以及德國在外開辦的歷史研究機構，對于協調不同國家歷史觀念的差異也有很大的幫助。另外重要的一點，楊先生表示他一直也在思考，歷史學家、教師和政府在共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相比于東亞來說，歐洲的學者、教師起到了比較大的領頭作用，而且他們的獨立性也較強。

最后，楊大慶就東亞三國最新的合作情況進行了展望。東亞三國的官方合作機構TCS雖然媒體曝光率不高，但仍然提出了一個半官方的建議，希望提供一個支持的平臺讓三國的學者包括歐美學者一起交流。讓年輕人參與進來，是很值得嘗試的。為此，韓國主辦了“東亞歷史夏令營”，由韓國政府召集三國的年輕人進行短期的東亞歷史教育。另外，三國的一些高校合作的歷史研究報告會也在定期舉辦。中日一些年輕學者還主編了一部《中日關系史詞典》，把影響中日關系的人物、事件等關鍵詞匯編纂在一起，通過兩個國家學者不斷磨合，寫出一部雙方都能接受的詞典。

結合歐洲的經驗，楊先生為聽眾留下了進一步的期盼。即東亞三國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種長期穩定的對話機制，而不是時有時無，在這種機制的建立過程中，他提出師范類大學是否應該發揮某種作用？日韓兩國都有類似中國師范類大學性質的高等院校，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常常是由師范大學的教師撰寫，而從事歷史教育的老師也往往是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如果能推動這方面的合作，對東亞三國共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或許會起到積極的意義。

（本稿經主講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