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李明輝教授曾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態(tài)度“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引起了大陸一些儒者對其“不認同”的不認同。拜讀完這篇訪談之后，我不得不說：對李教授的“不認同”態(tài)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認同的，盡管有所保留。關于他為什么不認同“大陸新儒家”，李教授陳述了三點看法，我也就這三點談一些看法。

什么是“大陸新儒家”

我首先想說的是：“大陸新儒家”是一個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輝教授說：“首先，我對‘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不認同?，F(xiàn)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但并非到現(xiàn)在大陸才有新儒家，而是本來就有的。除了那些后來赴港臺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不都是大陸新儒家嗎？他們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是大致認同的：確實，“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在概念上存在歧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新儒家，難道僅僅是“以蔣慶為中心、包括陳明在內的一小撮人”嗎？例如李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張祥龍教授，是不是大陸新儒家？

這里有必要弄清“大陸新儒家”這個說法的來龍去脈。這樣的稱謂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 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的一封信中提出來的，方克立先生在信中寫道：我認為以甲申（2004）年7月貴陽陽明精舍儒學會講（或謂“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為標志，它已進入了以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階段，或者說進入了整個現(xiàn)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因此我建議在繼續(xù)推進對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時，還要開始重視對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大陸新儒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對儒學和新儒學的未來發(fā)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這里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這封信僅代表方教授個人的看法，而且寫于10年前，盡管方教授一向觀察敏銳，但畢竟當時剛進入21世紀不久，有別于20世紀“現(xiàn)代新儒家”的21世紀“大陸新儒家”還處在“亮相”的最初階段，人們的認識還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確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陸新生代儒家”“大陸新儒學”等，都不是“大陸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該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僅限于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四人，那是因為方教授特別看重那次“陽明精舍儒學會講”，認為具有“標志”意義，而當時參加那次會講的知名儒者就這四位，并不是說當時大陸新儒家就只有這四人。

第三，該信認為大陸新儒家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第四代”，這個判斷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陸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確表示過，他們與現(xiàn)代新儒家之間沒有傳承關系，而這是符合他們的思想觀點的實際情況的。李教授不認同他們，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李教授本人正是現(xiàn)代新儒家、港臺新儒家的傳人。事實上，大陸新儒家與現(xiàn)代新儒家（包括港臺新儒家）之間不僅沒有傳承關系，而且是一種“斷裂”“轉型”的關系。所以，有學者已指出：要嚴格區(qū)分20世紀的“現(xiàn)代新儒學”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學”。

對李教授的觀點，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認同，因為李教授的視野也是有問題的。他心目中的“大陸新儒家”，是與“港臺新儒家”相對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馮友蘭”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時留在大陸的儒家。但實際上，這些人并不屬于人們稱謂的“大陸新儒家”?！按箨懶氯寮摇边@個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儒家，不僅在空間上與“港臺新儒家”相對而言，而且在時間上與20世紀的“現(xiàn)代新儒家”相對而言。

所以，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界定“大陸新儒家”概念。究竟什么是“大陸新儒家”？其實，“大陸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學”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所說的是大陸新“儒家”，那么，中國大陸凡是持儒家價值立場的人都應計入，那就太多了；至于大陸新“儒學”，則只是大陸新儒家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學術，即其思想理論方面的建樹。我這里所討論的“大陸新儒家”，其實是“大陸新儒學”的概念。

從外延看，“大陸新儒家”主要是指自21世紀以來、活動于中國大陸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儒家就是大陸新儒家，那就遠遠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個較大的群體。例如，有學者在《當代儒學理論創(chuàng)構》一書中所列的十家（分為四種形態(tài)：杜維明、林安梧；李澤厚；成中英、劉述先、安樂哲、黃玉順；張立文、牟鐘鑒、郭沂），其中至少四家都屬于大陸新儒家。又如，有學者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一書中所列的六家（蔣慶、陳明、張祥龍、黃玉順、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陸新儒家。此外還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應當歸入大陸新儒家。這些人并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評的對象；李教授的批評對象主要是蔣慶，但蔣慶遠不足以代表大陸新儒家，而僅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從內涵看，“大陸新儒家”概念的著眼點，乃在其“新”，即對儒學“原理”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創(chuàng)造性的新詮釋，而且這種詮釋是具有一定系統(tǒng)性的思想理論建構，而不僅僅是在個別問題上有創(chuàng)見的觀點，更不是那種常見的對象化的儒學史（如儒家哲學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換言之，這樣的大陸新儒家，就是儒學在當代的代言人，猶如現(xiàn)代新儒家就是儒學在 20 世紀的代言人。這樣的人物盡管不是太多，但也絕非“一小撮人”。

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

近年來，政治儒學成為儒學的熱點。李教授也特別關注這個方面。所謂“政治儒學”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是指以《政治儒學》為代表作的蔣慶那一套思想觀點；廣義的則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學。我曾講過：大陸新儒家主要在做兩件事：“創(chuàng)教”與“干政”。所謂“創(chuàng)教”，是說今天中國大陸的一些儒者，想要把傳統(tǒng)的儒學改造成標準的現(xiàn)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構成一個“國教”——國家的宗教。所謂“干政”，就是說的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哲學。

李教授所批評的，其實只是蔣慶的“政治儒學”。他駁斥了蔣慶關于現(xiàn)代新儒家、港臺新儒家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的觀點：“我也不贊同他們對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區(qū)分。他們認為港臺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重點在政治儒學，這多半是因為蔣慶在講政治儒學的緣故。

我之前也公開講過，港臺的新儒學界怎么會沒有政治儒學呢？他們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學，除了牟宗三之外，還有張君勱，他本身就是個政治學家。張君勱的政治儒學比蔣慶他們的高明多了。同時徐復觀也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也參與過政治。而就牟宗三來說，他也有“外王三書”，就是《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義》，它們都涉及政治哲學。港臺新儒家怎么會只局限于心性儒學呢？”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大致認同。確實，現(xiàn)代新儒家、港臺新儒家并非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大陸新儒家也非完全沒有自己的心性儒學。至于現(xiàn)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學者批評他們“內圣開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評過現(xiàn)代新儒家。但無論如何，現(xiàn)代新儒家致力于“新外王”——民主與科學，接納現(xiàn)代政治文明，這個取向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張君勱而論，眾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導現(xiàn)代新儒家的“新宋學”；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不僅譯介了大量憲法文獻，還親自擬定了幾部極有影響的憲法草案。

這里我不得不說：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 20 世紀的現(xiàn)代新儒家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大陸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學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觀點的差距甚大。其中存在著一些極其危險的政治傾向，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的說法——“幫忙與幫閑”，實則是幫兇。其中有些人是“真睡著了”，有些人則是“裝睡著了”。

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潮：以狹隘民族主義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xiàn)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些都是當前“儒學復興”中最值得警惕的傾向。

當然，這并非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的全部；實際上，大陸新儒家當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學理念與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國正義論”，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儒學。我本人就大致認同李教授在這個層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說：“在我看來，儒家和自由主義之間并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對于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產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從傳統(tǒng)社會過渡到現(xiàn)代社會，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個文化轉化的過程”。

所以，這里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大陸新儒家并非鐵板一塊，并不是一個學派，不是統(tǒng)一的思想派別。他們唯一的“底線共識”恐怕只是認同“儒家”而已，而且他們對“儒家”或“儒學”的理解實在大相徑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義儒家、自由主義儒家、馬克思主義儒家，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儒家，都屬于所謂“大陸新儒家”。

大陸新儒家的思維模式問題

確實，大陸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種關于儒學的認知模式，就是將儒學歸結為“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并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主張“政治儒學”，拒絕“心性儒學”。蔣慶尤其典型。對此，李教授批評道：“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在儒家的傳統(tǒng)里本來就無法劃分開來。我也公開批評過蔣慶。他認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兩支。一支是心性儒學，比如宋明儒學，另一支是以漢儒為主的政治儒學，以公羊學為主。他認為：在孔子那里，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方面都存在，而后來儒家本身就分裂了。這說得通嗎？儒家本來就把‘內圣’和‘外王’連在一起講的，不能撇開‘內圣’而只講‘外王’，只可能從‘內圣’推演出‘外王’。所以蔣慶的方法論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他撇開心性儒學只講政治儒學，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傳統(tǒng)。所以我基本上反對他們的這種講法。”

李教授的這個觀點，我也基本認同。確實，政治儒學作為一種形下學，不可能沒有形上學的依據(jù)；反之亦然，心性儒學作為一種形上的觀念系統(tǒng)，也不可能沒有形下的現(xiàn)實政治考量。儒學史的事實是：沒有任何儒家學派是不關心政治的?！盀檎闭侨鍖W的秉賦，即儒學是“務為治者”，此乃儒學常識。

但同時，我認為李教授的觀點還是不夠透徹的：

首先，不僅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不可能分離，而且整個儒學并不是“心性儒學 / 政治儒學”這樣簡單的劃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現(xiàn)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這一系的傳人，該系的儒學所繼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學一系，概括為“心性儒學”未嘗不可；但歷史上所謂“心性儒學”其實不僅陸王心學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學一系，兩派都是從“思孟學派”發(fā)展而來的。牟宗三認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個人的學術觀點。不僅如此，思孟學派的心性儒學盡管曾經長期占據(jù)儒學主流地位，但遠不是儒學傳統(tǒng)的全部，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儒學常識。

其次，進一步講，盡管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即通常所謂“宋明理學”，都是從思孟儒學發(fā)展而來的，但思孟儒學與宋明理學之間卻存在著根本的區(qū)別：從“外王”、政治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所處理的是王權社會、宗法社會、貴族社會的倫理政治建構問題，而宋明理學所處理的則是皇權社會、家族社會、君主專制社會、官僚社會的倫理政治問題（而且是該歷史時代的后期的問題），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猶如今天的民權社會是又一個不同的歷史時代，面對著截然不同的倫理政治問題；從“內圣”、所謂“心性儒學”層面看，思孟儒學其實并非宋明理學那樣的先驗形而上學，例如孟子的思想就決不是宋明理學那種簡單的“性本情末”“性體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而是讓“四德”心性本體發(fā)源于“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然而現(xiàn)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觀念其實是宋明理學那種“形上—形下”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結果，所以才導致“內圣開不出新外王”，因為其形上根據(jù)是前現(xiàn)代的，而其形下問題卻是現(xiàn)代性的；而大陸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干脆拋開形而上學，這不僅是因噎廢食，而且其思維模式其實顯然仍舊在這種“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綜上所述，我對大陸新儒家的未來發(fā)展有幾點基本的判斷：

第一，在形下的層級上，當代儒家的政治哲學必須接受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否則儒學遲早必定為時代所唾棄，不論當前如何“虛假繁榮”；

第二，在形上的層級上，當代儒學必須重建形上學，而非墨守傳統(tǒng)形上學，否則必定“內圣開不出新外王”，無法導出現(xiàn)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種現(xiàn)代政治怪胎；

第三，上述兩點意味著，當代儒學必須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倫理—政治”之類的先驗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回歸生活本源，面向當代生活即現(xiàn)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則不僅無法容納現(xiàn)代政治文明價值，而且無法完成為之奠基的形而上學重建的歷史任務，勢必淪為時代的棄兒，甚至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原題為《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fā)，略有刪節(jié)?！短剿髋c爭鳴》微信公號：tansuoyuzheng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