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屬越南的古國占城是怎樣消失的

郭曄旻

2016-06-15 14:33

來源：澎湃新聞

在越南海岸線的中央位置，坐落著越南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阮朝（1802-1945年）的首都——順化，擁有堪稱北京紫禁城迷你版的越南故宮。而在距離這座故都的不遠處，就是另一座曾在越南戰爭中聞名世界的港口——峴港。今天的順化和峴港是毫無爭議的越南領土，但自古以來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繁榮的印度教古國

歷史上的越南中南部，曾有一個如今已經不復存在的古國，名為占婆補羅（Campapura）。其中的“補羅”是梵文“城邑”的意思，因此在漢文史籍上，亦稱之為“占城”。占城是中南半島上一個歷史悠久的濱海國家，早在大約192年左右（漢獻帝初平年間）就已出現。占婆建國初期，中國史書稱之為“林邑”，南北朝以后則改稱“占城”，但在考古發現的碑銘中，“占婆”是其唯一的自稱。占城的領土范圍在最大時從現今越南北部的橫山山岳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與柬埔寨（扶南/真臘/高棉）接壤，相距近1000公里。

與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交趾（越南北部）不同，占城獨立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強烈影響，有“印度教化王國”之稱。在政治方面，印度教神化王權，并按照印度模式組建占城的國家機構，制定典章制度。在社會方面，印度文化的傳入使占城國上層社會仿照印度的種姓制形成婆羅門和剎帝利等級。宗教方面，印度教盛行，廣建寺院，供奉印度教神靈，濕婆神地位突出。

正因為有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占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吃牛肉，寡婦不再嫁人，原來貴女賤男的舊俗隨著印度文化的到來而有了改變。經濟上，由于占城的領土狹促，東西向的河流對長山山脈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離破碎，缺乏大規模發展農業的條件，《明史》稱之為“國無二麥，力穡者少，故收獲薄”，就迫使占城人去開發他們的豐富礦藏、森林資源并加強沿海貿易及從事其他海上活動（包括捕魚和海盜）來保證其經濟收入，樟腦、檀香木、糖、鉛和錫等土產成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越南美山的占城建筑遺址

當時的占城海上貿易很活躍，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一書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諸蕃國”中西南諸國的“都會”之一。與宋朝有密切貿易關系的阿拉伯等國商船東來時往往在占城逗留（同時也把伊斯蘭教傳入占城，9世紀末占城南部已存在一個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區），然后從占城出發，走海路若順風的話，半個月即可到達廣州。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宋元時期，占城移民及其后裔已遍布中國東南沿海。直到今天，海南島上還生活著一支回族，與其他回族一般使用當地的漢話不同，海南島的回族使用一種與島上漢、黎、苗各族語言迥異的“回輝話”。這種獨特的語言屬于相距遙遠的南島（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最近的親戚則是今天仍然存在于越南中部的占語（Cham），比如“魚”，在馬來語、拉德語（Rhade，越南占語的一支）、回輝話中分別讀作ikan、akan、kaan；數字“五”則為lima、ema、ma。這就從語言學上證明，海南島上的回族正是十個世紀之前從海路而來定居于海南島上的占城商人的后裔。

海南島上的回輝話

市舶貿易的繁榮也促進了占城與中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占城的農業雖不發達，但占城人耕種的稻米“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大約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被引入福建種植，隨后這種農作物得到宋朝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在皇帝的親自推廣下，適應性強而耐旱的占城稻大規模推廣，使“地多丘陵”的江西搖身一變為糧倉，對日后中國農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期戰爭失敗者

作為中南半島上重要的古國，占婆和北方的交趾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不同的文明之路，占婆的印度化和交趾的中國化同樣特征分明，而異質的兩個文明國家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一直保持著殊死的爭斗。

大越與占城南北對峙

自立初期的“大越”國，北面是宋朝，東是大海，西有湄公河與長山山脈的阻隔，在其侵略下首當其沖的便是南方的“占婆補羅”，故而越南歷代封建王朝，無不希望將占城變為自己的“藩屬”。

早在公元982年，篡奪丁朝皇位的黎桓挫敗宋朝的軍事干涉伊始就以占城寇犯邊境為借口，率大軍進攻。越軍摧毀了占城首都因陀羅補羅（Indrapura，在峴港附近），迫使占城于1000年遷都至佛逝（Vijaya，現在越南中南部的歸仁）。此后雙方的戰爭更是史不絕書，從公元1021年至1069年，李朝祖孫三代皇帝就對占城發動了5次戰爭，并且都任命帝位繼承人——皇帝長子——率領軍隊直接指揮戰爭。其中李太宗以占城“十六年來不修職貢”為借口，于1044年發兵攻破佛逝，斬占城王；1069年，李圣宗又擒占城王，俘獲5萬人，并使占城被迫割地，稱臣納貢……無怪有人認為“一部越南史，實一部越占交爭史”。

1075年，占城與李朝暫時媾和。幾乎與此同時，一支占城軍隊卻洗劫了南方真臘（柬埔寨）的城市，又引發了與后者的長期戰爭。這與其說是外交上的短視，毋寧說是占城國內體制頑疾的發作——它的政治體制遠未像大越國的中央集權那么完備，其國王的權威僅限于自己的河口平原，只能通過不斷四處劫掠來獲得屬眾的尊敬和政治上的承認。既然無力襲擾北方的李朝，侵襲南方的真臘就順理成章了，于是兩國不顧一切地拼斗不休（至十三世紀），北方的大越國站在一旁，滿意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當這場戰爭以兩敗俱傷而結束后，以逸待勞的越人前來收取漁翁之利了。

十三世紀，大越國先后經歷了改朝換代與蒙元入侵。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停止對安南用兵。陳朝剛剛從自顧不暇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立即野心發作，矛頭直指占城。1306年，陳英宗將妹妹玄珍公主嫁給占城王制旻，換取聘禮烏里兩州（今順化一帶）；未及一年制旻去世，陳朝派人奪回公主，以免占城按照印度教習俗將玄珍公主火葬。于是占城便不欲踐約割地，按說這也無可厚非，結果陳朝竟以此為由興兵奪取兩州，更進兵擄獲占王。

此后的占城突然回光返照，在最偉大的國王制蓬峨的統治之下，占軍“漸革舊俗，勇悍耐苦”，如入無人之境，1371年竟從海路攻陷升龍，大掠子女玉帛而還。1377年，陳睿宗御駕親征，結果十二萬大軍全軍覆沒。但是歷史偏偏和占城開了一個玩笑，就在陳朝眼睜睜地看著制蓬峨攻勢呈破竹之勢而束手無策之際，由于叛將告密，制蓬峨在1390年的海戰中陣亡，陳朝統治者為之彈冠相慶，“制蓬峨死，大局安矣”！的確，制蓬峨的繼任者缺少他那樣的軍事才能，占軍又淪落到原先“兵眾脆怯”的地步，很快就不得不放棄所有的征服成果。

茍延殘喘三百年

此時雙方的實力對比已經完全逆轉，占婆因其政治結構松散逐漸顯出頹勢。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陳自立，建立胡朝，改國號為“大虞”。兩年后，胡朝竟盡奪占城北部膏腴可耕之地，設置升、華、思、義四路。就在胡朝企圖征服徹底占城的時候，明軍攻滅胡朝，暫時挽救了占城岌岌可危的命運。但經過二十年屬明時期之后，黎利重建大越國，是為后黎朝（1428-1789年），而此時的占城統治者卻發生內訌，政局動亂達三十年之久。

1470年，黎圣宗以占城“不修職貢”為借口，征集國內15歲以上“黃丁”，糾合26萬大軍御駕親征。侵略軍攻破占城首都，斬殺占軍六萬，生擒并虐殺占城國王茶全，后黎朝將這次侵占的土地改為廣南道，順化和峴港兩地即在此時并入其版圖。占城往日“印度教化王國”的輝煌一去不復返，許多占婆人移居到柬埔寨與馬六甲，伊斯蘭教傳入后日漸發展，最終成為占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晚期的占城廟塔

不過，黎圣宗尚未徹底滅亡占城。占婆的殘余勢力在剩下的五分之二國土上建立了占城、南蟠、華英三個小國，作為京族政權的附屬國仍在茍延殘喘。進入16世紀后，后黎朝由盛轉衰，1528年以后更是出現“南北朝”局面，莫朝占據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復辟也無暇他顧。占城、華英、南蟠三個小國，得以僥幸存在達百余年。

黎圣宗南侵后的占城

1592年莫朝被趕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后，號稱“中興”的后黎朝卻再次南北一分為二，北方的權臣鄭松“挾天子以令諸侯”，阮潢則在南方與之相埒，自稱大越國阮主，中日史籍則稱之為廣南國，南阮、北鄭對峙的局面持續了二百多年。

廣南背山臨海、地瘠民貧，無法與北圻（越南北部）之紅河三角洲媲美，故歷代阮主無不致力于向南擴張，他們尤其覬覦占城的殘余海岸線，這里不但有今天越南中部最重要的深水軍港金蘭灣，還盛產玳瑁、比目魚、石頭魚、象耳蛤、文蛤魚油、魚翅等海產品。

1611年，阮潢出兵攻打占城，于是年，在占城的土地上置富安府。1653年，阮主阮主又南下伐占城，迫使占王將潘郎江以北之地全割讓予阮主，占城的國土僅余潘陀浪地區（今平順省、寧順省）。由于失去了眾多傳統的重要海港，原本善于捕魚和航海的占婆人被迫遠離了沿海地區，而逐漸變成一個完全的農業民族，“習野性拙，只事耕農，并無別業”。

至1693年，廣南政權鎮壓了占婆人的又一次反抗后取消占城國號，建立順城鎮，以占婆降吏充任一些官職，逼迫他們“易衣服從漢風”，“這一年占婆由一個國家變成了內路政權（指廣南政權）領土的一部分，其后變成了越南國家的一個省”。

但當時占婆地區仍有自己的國王——越南政權稱之為順城藩王——與管轄京族人的順城鎮并存。直到 1833年，阮朝明命帝廢除順城鎮，改設寧順、咸順二府，對占婆人地區實行“改土歸流”之后，命運多舛的占城歷史終于以被北方強鄰徹底鯨吞告終。或者用越南當代歷史學家的話說，占城“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而被吸收進一個更富有進取能力的鄰近民族中去了”。昔日占城所留下的痕跡，大概只有占婆人的國家守護女神浦那格（Po Nagar），以海神天依圣母的形式在今天越南京族的信仰里延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