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民國各類精英，是近幾年文史論壇熱議的話題，給讀者提供了深刻的“民國印象”。相比之下，對普通人物的經歷介紹得比較少，不免感到有些偏頗。一個原因，恐怕是直接的個人文字史料難找。而《張泰榮日記》恰好提供了難得的材料。借該書出版之機，我們約請日記整理者分別談談他們所“接觸”的那個民國那個地方那個普通人——張泰榮。

日記主人張泰榮，雖在全國名不見經傳，在浙江奉化卻因為萃獻一生心血，把民營的奉化孤兒院辦成民國時代一個有聲有色的地方慈善事業，前后27年間，歷盡艱辛，善始善終，成績斐然，贏得了當地各界人士的敬重，成為民國奉化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張氏從1922年開始寫作日記，一直寫到1957年，36年里從不中斷，有事必錄，一絲不茍；相比為“傳世”而作的名人《日記》，這本純為個人事務備忘的記錄，真實程度極高。因為院務籌款的需要，張氏經常奔波于奉化各城鄉，以及杭州、上海、南京各地，廣泛接觸寧波、奉化籍政商鄉紳各種人物，交游面、見識面都極廣，這樣就為我們無意間保存了大量民國時代社會狀況的實錄，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張泰榮日記》由收藏單位奉化市檔案館編纂，寧波出版社印行發行。全書四冊，200余萬字。全部書稿的電子數據處理以及點校整理等項事務，系奉化市檔案館與華東師大歷史系通力合作的成果，前后歷時三年有余，于2015年12月正式出版。

張泰榮

老境愈深，愈喜歡讀私人書信、日記。抑或是“鄉下人”，草根微介，備嘗各種滋味，欲借他人之酒澆心中塊壘？高遠一點，則謂藉他人之一生，可窺破三界五蘊六塵之究竟？別問我為什么，因為我也只是直覺而行。

張氏《日記》我喜歡，因為他是寫給自己看的。所有的激越、彷徨，憤懣、傷感，興奮、失望，自期、自責……都在第一時間得到發泄，傾吐得月光如瀉，清凈明亮，展示了一個內心世界既生氣勃勃又充滿矛盾糾結的鮮活人生。看22歲那年，他一會兒沮喪地說：“人生斯世，無論如何，難免一死，不過有長與不長耳。今而后，吾更想之明白矣，看破紅塵，濁濁世上，有何趣味”；一會兒又痛加自責：“英雄豪杰往往失足于一念之初，忍使頂天立地之身，暗墮禽獸而受冥懲，此可悲也。吾當高一層見識，時存節制之心，入高壽之域，操持以堅，學一個厚重君子為要。”所幸到23歲上，經歷赴滬甬求學奮斗，備嘗挫折失敗之后，漸趨務實，初定宗旨，說道：“雖然諺語有云，大富靠天，平安可求。余固非抱顯豪于一時者。不過關懷桑梓，有與公益之志，及不愿子孫低顏求人，略樹家聲是耳。”

雖說僻處浙東一隅，“六山一水三分田”，民國年間奉化的風氣并不閉塞。晚清以來，奉化人競相赴滬甬等地謀生經商，游走于政商之間，成功者不乏其人。以莊崧甫、孫表卿為代表的鄉賢先進，城鄉兩棲，離鄉不離土，帶動奉化人具有了能適應時代變化節奏的那種“流動感”。報紙書刊等傳媒進入年青人心靈，向他們打開了更開闊的外部世界。新式中小學陸續興辦，以教師為主體的青年結社辦刊物的風氣漸開。他們議論風生，對時勢、對當局多有不滿。張氏當“三十而立”的前后，又正處北洋軍閥統治行將析解、蔣氏國民黨有張大統一之勢的過渡時期，中共革命力量也開始活躍于民間基層。張氏頭頂的那爿“天”，雖一時間灰暗混沌，動蕩不安，沮喪憤恨情緒蔓延，但也漸見有“變天放睛”（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可能。那樣的年代，有志氣的讀書人，不關心政治，不可能；要辦社會事業，完全不涉政治，也不可能。

文人間結社風氣，承襲于明清以來江南傳統，但到了民國十年之后，就不可免地有黨派政治摻入其間。例如“剡社”內，王仲隅、王任叔兄弟屬中共，而嚴竹書、胡次乾諸人屬國民黨。任叔原為籌劃創設孤兒院諸“開國元勛”之一，后遭追捕甚且入獄，幸得同鄉名紳出面保釋，亦為那時代的特有風景。若以張氏“朋友圈”范圍廣而論之，則更多的屬于國民黨方面。“恩公”莊崧甫、董事長孫表卿，自不必說。再如張家與俞家為世交，尊稱鎮臣為“世伯”，泰榮常為俞家幫辦庶務，相互走動甚勤。俞飛鵬為蔣氏表哥，而俞鎮臣與蔣介石為奉化縣城鳳麓學堂同學，系早期同盟會成員，均受蔣介石倚重。俞家兩堂侄俞濟民、俞濟時亦因此層關系，得蔣氏提拔，順風順水步入仕途。通覽《日記》，張氏辦孤兒院借力于俞氏兩兄弟甚多；托渠等美言，方能接上蔣宋夫婦關系，光大“門楣”（按：《日記》最早記述蔣氏為1926年 5月12日，系籌備會正式成立28天后，“上午接蔣介石先生由廣州寄孤兒院一信，內極表贊成，并肯幫忙云云，此亦該院前途之幸福也。”可見兩地間信息之靈通。茲后，1929、1930年蔣宋夫婦兩度親臨孤兒院參觀并給予幫助。）

張泰榮成就奉化孤兒院的事業，以其堅強的毅力，超人的韌性，一步步踏實走去，其精神直令后人不能不肅然起敬，贊嘆無已。但，感動于那種“武訓精神”般的募捐細節（《日記》不厭其煩，惟恐漏錄）之余，卻并不容易體會進行中的環境壓力及政治“困境”，他內心無以言語的郁悶與艱難的自我定位。從醞釀倡議之日起，懷疑、訕謗、誣陷，無時不有，泰榮初則歸之于“忌心”，置之耳邊。待孫傳芳軍警方面動手“捕共”，“出頭鳥”王任叔被盯上，接著剡社遭禁，《新奉化》被封，特別是因任叔給張氏的郵件被查扣，引起口角，差點被軍警司令部拘禁，張氏深受刺激。1926年4月到10月，張泰榮平生第一次親身感受到政治環境的險惡。盡管孤兒院的籌備已經進入正式日程，非常忙碌，但心境卻極壞。他在日記里不斷寫道：“城狐社鼠之狼心毒肺，官廳之曚暗，誠天地所不容，為之傷心不置”、“人心之險惡，禍從口出，古之明言，言語謹慎，其從今后牢記心頭可也”、“慎之慎之”。大約到10月8日，他擺脫忐忑不安，回復到意志清醒的正常狀態，告誡自己：“事聞各方，謠諑繁興，有謂余以函告廣州同鄉會以浙江軍情者，有謂固有赤化嫌疑而被逮者。種種譏笑，種種評論，聞之令人可氣亦復可笑也。嗚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于譏評中可概知一般，幸余尚未遭大禍，人情即現如此，倘真被解至司令部，又不知如何耶？烈子（張氏字號）乎！爾其立定腳跟，俯頭做事，慎毋再越一步范圍也。”

張泰榮是個非常注重孝悌親情，把家庭責任看得比山重的傳統書生。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做出毀家紓難的豪杰之舉。他的性格里有悲天憫人的天賦，見無母無父傷心落淚，思有以拯救；見激烈行動有損人身尊嚴，內心不忍，即使是那個為人不堪的北洋政府沈知事，等國民大會上遭群毆時，也覺不是滋味；1927年4月12日，是時，國民黨縣黨部已經控制奉化局勢，路過奉中，見“黨部外人山人海，聲勢洶洶，詢之，則長壽農民協會與大批鄉民相打架，血肉橫飛，視之甚慘”。他的感嘆是：“嗚呼，若不澈底設有辦法，徒有紛擾，殊非社會之好現象，深以為患。”讀完《日記》，私心以為，張泰榮并不希望別人給他什么光彩照世的偉大頭銜。他一生最滿足的是，做一個“厚重君子”，成為一個奉化人能記住的“鄉里善人”，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他這樣做了，也做到了。

最近見到一位有識君子，在返中學母校的慶祝會上，說：“我們固然無法控制外部的大環境，但是，如果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的話，我們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們的子女，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說得好啊，如此做人，即使外部世界兵戎相見，動蕩不寧，我們的內心世界將永遠是平安的。我想用這層意思來詮釋張泰榮23歲時所說的“大富靠天，平安可求”，是很妥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