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海明、曾華鋒

【導讀】美蘇冷戰深刻影響了美國的太空政策。1957年，蘇聯搶先成功發射人造衛星Sputnik-1，引起美國強烈反應，并最終推動“阿波羅登月”計劃出臺。冷戰背景下，“登月”所蘊含的政治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的戰略意義。這也是為何“阿波羅登月”后，美國探索月球的步伐停滯長達數十年。

本文以Sputnik-1事件為切入點，分析媒體如何在公眾中制造出“美蘇外空差距”的焦慮、政客和軍方又如何利用了這種焦慮，為自己爭取權力和利益。作者指出，正如冷戰期間“純科學有時也是用于維持強權的一個權力工具”一樣，“維護國家安全”在冷戰期間有時也是為大科學工程辯護的權力工具。借由“阿波羅計劃”背后的政治博弈，作者引出工程政治性這個重大話題。盡管沒有一項工程是在政治真空中啟動的，但是揭示和分析這些工程背后復雜的權力意圖和利益驅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刊于《技術傳承與社會認知》，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編發此文，也祝大家中秋愉快。

工程、冷戰及國家安全

——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啟動背后的政治博弈

20世紀后半葉，美國航天科學的發展主要經歷了“阿波羅登月”計劃、“航天飛機”、“空間站”及登陸火星等重大工程項目。圍繞這些項目，美國政府、軍方、科學界及公眾等不同利益主體有過激烈的爭論。其中，“阿波羅登月”計劃從孕育、發起到完成，跨越了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及尼克松三屆美國政府，在冷戰的特殊氛圍下，它的啟動涂抹有著濃重的政治色彩：肯尼迪為了總統競選，利用“導彈差距”事件攻擊執政的艾森豪威爾政府以及競選對手尼克松；美國國防部與航空航天局之間、軍方內部不同軍兵種之間，為了項目利益而渲染夸大了蘇聯的威脅。在特定的冷戰背景下，這段工程與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歷史，給我們考察工程的政治性提供了極好的契機。

▍問題提出

從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sputnik-1”人造地球衛星，到1961年5月2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宣布“阿波羅登月”計劃，在這段時期內，美國航天發展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長期以來，對美國航天發展的這段歷史，國內外諸多學者從國際關系學、政治學、世界史等學科視角，做了大量厚實的相關研究，廓清了許多歷史迷霧，但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流行的解釋框架，即“在蘇聯‘sputnik-1’衛星成功發射后，美國公眾產生了極大恐慌，美國社會受到了巨大震動，形成了一種‘外空差距’危機。于是，在公眾的壓力下，當政的艾森豪威爾政府緊急應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設立總統科技顧問、先后成立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DARPA（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等機構。在艾森豪威爾之后，肯尼迪政府進一步應對‘外空差距’危機，并最終在1961年宣布開展‘阿波羅登月’計劃，走上了與蘇聯全面競賽的道路。”

應該說，上述這種解釋大致梳理了那段歷史，因此被許多通俗讀物、部分學位論文所采納并轉述。然而，這一解釋卻存有下列諸多疑點：在蘇聯“sputnik-1”衛星成功發射后，美國公眾到底有沒有恐慌？公眾的態度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決策到底產生了多大影響？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情報機構及類似蘭德公司這樣的智庫，在1957年10月4日之前是否預測到了蘇聯可能會搶先美國發射衛星，并將引發美國社會的“外空差距”危機？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兩位總統本人是否相信美蘇真的存在“外空差距”？當時的情報機構是否知道這一所謂的“外空差距”是虛幻的？面對“外空差距”危機，當時的美國國會、科學界、公眾、國家安全委員會及軍方等不同利益主體各自的立場如何？

上述這些疑點，有的目前已被美國一些學者所關注并給予考證，有的尚未引起足夠關注，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相關的疑點有待進一步考證。總體而言，目前國外學者對冷戰時期這段美國航天史的研究，可從“綜合史”與“專題史”兩方面梳理。在“綜合史”方面，相關著作較多，但引用最多的代表性著作是沃爾特·麥克杜格爾在1985年撰寫的《天上人間：太空時代的政治史》。該書曾獲當年的普利策獎，是一部研究美國航天史的重要著作，該書提到了美國為何在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方面落后于蘇聯，并也提到了“外空差距”問題，但因為是一本“綜合史”著作，沒有進行詳細分析。與沃爾特·麥克杜格爾屬于一類的“綜合史”著作還有：英國學者保羅·斯塔爾斯的《太空軍事化：美國的政策（1945-1984）》、美國學者艾倫·萊文的《導彈與空間競賽》、美國學者阿什夫·西迪奇的《對阿波羅的挑戰：蘇聯與空間競賽（1945-1947）》、《蘇聯“Sputnik-1”衛星與空間挑戰》、《蘇聯空間競賽與阿波羅登月計劃》。在“專題史”方面，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王作躍所著的《在蘇聯衛星的陰影下：冷戰時期的美國與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蘇聯衛星危機與早期美國的航天政策》、《蘇聯衛星：世紀的震動》、《蘇聯衛星的挑戰》、《太空競賽：從蘇聯衛星到阿波羅計劃以及其他》等。

上述這些研究為本論文提供了導引，但因研究角度不同，沒有對本文提出的這些歷史疑點聚焦考證，為進一步探討提供了的機會。在國內，東北師范大學張楊的博士論文《冷戰與美國的外層空間政策》，梳理了從1945年到1969年25年間美國航天政策的變革史，然而，由于時間跨度太大，文中對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對“蘇聯衛星”事件應對的分析，存有諸多疑點。郭培清的博士論文《艾森豪威爾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在第七章“外層空間政策”中也對“蘇聯衛星”事件之后美國政府的應對進行了分析。然而，在該博士論文中也采納了最初提到的那種解釋框架，沒有對一些具體的歷史疑點進行考證。在國內期刊發表的小論文方面，有5篇相關論文，分別是“‘Sputnik’事件與美國航天大綱的出臺”、“美國為何晚了一步？：美國首顆衛星落后于前蘇聯之原因探析”、“太空中的宣傳競賽：美蘇聯早期航天活動與政治宣傳的互動”、“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爭奪戰——美蘇早期導彈與衛星政策分析”、“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的美國外層空間政策”。上述論文雖然也涉及到了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但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并未進行更深入的考證。

近年來，美國政府一些解密檔案數據庫所披露的資料，以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錄及研究文獻，為深入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方便。特別是美國國家安全解密檔案數據庫（DNSA）、美國政府解密檔案數據庫（DDRS）、以及美國當時的國會辯論記錄（國會記錄V104卷）等文獻，可作為重要參考資料部分還原當時的歷史情況。

▍“Sputnik-1”事件與艾森豪威爾的反應

1957年10月4日，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Sputnik-1”成功升空，這天恰好是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生日，13年后的1970年，托夫勒出版了風靡全球的《未來的沖擊》。多年之后，在接受訪談追憶創造靈感時，他提到了當年蘇聯衛星對其大腦的沖擊。其實，何止托夫勒呢?“Sputnik-1”的成功升空對美國公眾更是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對此，從當時《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即可窺見一斑。事件發生的次日，該報即以“時速18000英里繞地球旋轉 無線電信號確認 衛星通過合眾國上空軌道”為大標題在頭版作了通欄報道。記者威廉·喬丹根據塔斯社新聞的要點，在文中說：“蘇聯昨天發表公告稱：‘已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這一措施在于強調說明，在將科學裝置送入宇宙的競爭中，他們已戰勝了美國。”

《紐約時報》對蘇聯發射sputnik-1衛星的頭條報道。圖源：網絡。

如果說“Sputnik-1”猶如一顆炸彈，震動了美國朝野的心靈，那么，同年11月3日，蘇聯又送給了美國一顆更大的炸彈：“Sputnik-2”，這次成功發射還將一只名叫“萊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軌道。緊接著，1957年12月6日，美海軍用“先鋒”號火箭發射的一顆人造衛星，上升僅1米就掉落發射臺“以身殉國”。電視將這一慘敗情景傳送到了美國千家萬戶，聯系到1957年8月26日蘇聯即成功地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輝煌與衰敗的鮮明對比，沖撞著美國的男女老少，失望與憤懣的公眾情緒，籠罩著美國的大街小巷。人們開始批評總統能力、質疑國家戰略，人們諷刺總統對高爾夫球眾所周知的喜愛，例如，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漫畫家湯姆·利特爾就創作了一幅漫畫，畫面上蘇聯的人造衛星飛行在地球上空——后面跟著一只高爾夫球。更嚴重的是，科學家愛德華·泰勒認為對美國來說，蘇聯的人造衛星首先升空是比珍珠港更大的失敗。

面對紛至沓來的指責，艾森豪威爾政府采取了多項緊急措施，包括任命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長為總統的科學技術特別助理；賦予國防部負責導彈工作的官員以更大的權限；陸海空三軍停止權限之爭；為增強與友好國家的科技合作，修改原子能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設置科學委員會。接著，1958年11月30日，總統的“關于科學家與技術人員之咨詢委員會”又提出了一份報告書，建議：“不僅僅著眼于防衛，為了應對科學時代更加廣泛的挑戰，合眾國必須同各自由國家合作，配置并健全頭腦資源。”同時提議，“大、中、小學要更加重視與自然科學有關的科目。”

在面對公眾質疑的時候，艾森豪威爾本人及其政府是清醒的，情報分析及經驗判斷告訴他們，蘇聯的軍事實力根本無法與美國相匹敵，連當初所謂的“轟炸機差距”都是蘇聯刻意制造的假想。“蘇聯人不僅能夠在1955年的飛機空中表演中用與美國完全一樣的飛機制造大量轟炸機部隊的假象，而且連美國人當時也竟然沒有識破這個詭計。”事實上，由于當時戰略轟炸機是重要戰略武器，“1957年之前核武器的主要運載工具是航空兵。這就是為什么當時特別重視發展戰略空軍和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以及在那個時期曾經是美國海上攻擊力量主力的攻擊型航空母艦的原因。”此外，德國著名的火箭專家布勞恩剛到美國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加上美國陸、海、空軍多方利益博弈，導致美國的戰略導彈研究并不是集眾多資源的發展重點。

事實上，對于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即將對美國帶來的心理沖擊及政治影響，蘭德公司在1946年5月12日就有所預警，當時該智庫將一份報告提交給了五角大樓，警告美國軍方說，人造衛星的發射產生的沖擊或許可以與原子彈相比擬，需引起高度關注。在蘇聯擁有氫彈以后，艾森豪威爾也日漸擔心起美國國家安全來了，“1953年秋季，總統不得不開始面對蘇聯終于制成了第一顆氫彈這一事實。正如他在1953年10月9日在大西洋城對教會婦女聯合會全國大會所說的，‘在遠距離轟炸機和只須丟下一個炸彈即能造成毀減的這種力量面前，美國唯我獨尊的環境安全已消失殆盡。’”此外，物理學家格勞斯在1953年8月也提交給五角大樓一份報告，在報告中，這位曾參加過曼哈頓工程的科學家向國防部副部長夸勒斯建議，美國政府應當盡快研制人造地球衛星，以防止蘇聯在該領域搶先，對美國的國家威望造成打擊。

上述這些建議報告雖然并未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產生巨大影響，但卻說明，在蘇聯“衛星事件”發生之前，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是獲得了相關情報的，這或許也是為何事件發生后，迫于在野黨的攻擊和公眾的輿論壓力，艾森豪威爾政府一邊調整美國的航天政策，一邊仍在試圖平息公眾的情緒。

具體而言，在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后，在艾森豪威爾看來，蘇聯之所以能搶先美國發射成功人造衛星，這與其在二戰后重視導彈發展，以及俘獲了德國火箭科學家不無相關。雖然蘇聯率先發射了一顆衛星，卻并非就證明了蘇聯所公開宣揚的社會主義制度戰勝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就外空政策導向來看，美國的政策目標也不是“外空競賽化”與“外空軍事化”。的確，蘇聯為了獲得“外空第一”，其人造衛星盡量簡化，最后上天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重量只有83.6公斤，直徑為58公分，且只攜帶了兩臺無線電發射機。這與最初科羅廖夫所設想的發射裝置相去甚遠。因為，當初按蘇聯火箭總設計師科羅廖夫等人的構想，蘇聯人造衛星應重約1000-1400公斤，科研裝置重約200-300公斤，也即后來的“Sputnik-3”號人造衛星重量。相比較而言，美國當時所設想的人造衛星發射是基于科學目的，因此，其對所攜帶的儀器要求相對就要高，這間接導致了美國在外空時代來臨之時落后于了蘇聯。此外，蘇聯的人造衛星發射計劃與洲際彈道導彈研制計劃是重合的，而這一點在美國恰恰相反。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正是基于將衛星項目與導彈項目席分離的考慮，才將人造衛星的研制任務交給了海軍。最后，由于美國在靠近蘇聯的盟國擁有數百個軍事基地，完全可以利用它們讓戰略轟炸機直接對蘇聯本土進行攻擊，而蘇聯卻做不到這一點。對此，從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我們即可看出，當時蘇聯研發洲際彈道導彈的心情較蘇聯更為迫切。

Sputnik-1的造型十分迷你。圖源：網絡。

▍“阿波羅登月”計劃啟動背后的政治博弈

雖然艾森豪威爾政府試圖平息公眾輿論，然而，在野的民主黨人士卻借蘇聯“衛星事件”這一話題，攻擊艾森豪威爾政府的相關政策，大力渲染蘇聯對美國的威脅。國會民主黨領袖林登·約翰遜，在1957年11月25日的參院軍事力量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嚴厲指責了艾森豪威爾的外空政策。其助手喬治·里迪更是聯系美蘇有關原子彈軍備競賽及氫彈軍備競賽，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現在已經落在莫斯科后面了。顯然，民主黨在利用這一機會對執政的共和黨展開了攻擊，似乎艾森豪威爾領導的共和黨要為所謂的“美蘇外空差距”負全部責任，這一差距已不僅僅涉及到人造衛星，還關聯到科技、教育及經濟等等。到1960年尼克松與肯尼迪對壘進行總統競選時，“美蘇外空差距”的問題又成了辯論的焦點，肯尼迪不止一次就這一問題批評尼克松，似乎共和黨應該為蘇聯人造衛星搶先上天負全部責任。

除黨派競爭之外，國防部內各軍種之間圍繞蘇聯“人造衛星”事件，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如就在“Sputnik-2”發射后，美國陸軍就認為，這一事件不僅說明了美國國家安全出現危機，而且也證實了1957年8月26日蘇聯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能力。對于蘇聯人造衛星發射之后美軍的軍種利益之爭，在時任中央情報局研究員的雷蒙德·加特霍夫看來，無論是陸軍還是空軍，都是在權衡自己軍種的部門利益之后，竭力夸大美國面臨的國家安全危機。如美國空軍就認為，蘇聯“人造衛星”事件充分說明了其強大的洲際彈道導彈實力，這與中央情報局當時的評估數據相差較大，后者的估計是到1961年，蘇聯最多也只有35枚洲際導彈。

1958年6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通過了一個新的航天發展的文件NSC5814——“美國航天初步政策”。其中提到“中共的反應是很快宣稱地球衛星的發射是蘇聯軍事和科學霸權超過美國的證據”。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威爾簽署了“國家航空航天法”，成立了NASA。1958年8月22-23日，美國國防教育法案在國會參眾兩院通過。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上天。

1961年4月15日，美國武裝入侵古巴行動失敗。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向國會建議開展“阿波羅計劃”。

總之，通過考察公眾輿論與美國航天政策轉向之間關系，可以看到，由于航天科學涉及到國家的形象，因此，世界諸多國家都極為重視。然而，本文的分析揭示出，其實這種意義許多時候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同的利益主體出于各自的目的，極力夸大航天探索的意義，有時更會以“國家安全”為名義，操控公眾輿論，建構政治危機。

▍結語：追思工程的政治性

就某種意義而言，工程與政治是個復合體，沒有無政治的工程，也沒有無工程的政治。通過聚焦蘇聯衛星“sputnik-1”發射后形成的“外空差距”問題，本文提供了一個工程政治學的典型案例。從相關文獻分析來看，一些疑點經考證后，聯系在一起已經部分還原了那段歷史，具體而言：

其一，在蘇聯‘sputnik-1’衛星成功發射后，起初美國公眾并沒有恐慌，但隨著蘇聯于1957年11月3日又成功發射了“sputnik-2”號衛星，同時還搭載了一名叫“萊伊卡”的小狗，以及1957年12月6日美國“先鋒”號衛星的發射失敗，美國公眾才開始恐慌了。此前美國一些著名科學家（如泰勒、布勞恩）、軍方、在野的民主黨借“蘇聯衛星”事件，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名義，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批評與攻擊，其實背后藏著自己的私利；

針對艾森豪威爾的政治諷刺漫畫。圖源：網絡。

其二，在蘇聯“sputnik-1”衛星成功發射后，艾森豪威爾通過情報機構證實了，由于早期美蘇在發展衛星方面的政策不同，美蘇根本就不存在“外空差距”，但由于軍事保密的原因，艾森豪威爾無法向公眾公布偵察衛星及情報機構這一調查結果，而這又迫使其在批評中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息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具有非軍事航天色彩的NASA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其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肯尼迪盡管知道“外空差距”危機是虛幻的，但在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競選時，仍充分利用所謂的“外空差距”危機，作為攻擊對手以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從而使美國航天發展進一步轉向了與蘇聯展開競賽；

其四，后出任美國總統的民主黨人約翰遜極力鼓吹“外空差距”，背后也隱藏著自己的政治利益考量。此外，面對虛幻的“外空差距”，美國科學、教育界也因自己的利益，利用這一事件獲取美國政府的資助，從而也推動了美國航天發展轉向與蘇聯展開競賽。當然，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文化中對核武器的恐懼，也影響到當時的公眾輿論，導致“蘇聯衛星”事件的意義，從單純的“蘇聯科學成功”轉變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以及“蘇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此外，在冷戰期間，科幻小說、影像等宣傳“外太空的美麗”、“太空旅游的美好前景”、“蘇聯的空間威懾”、“女性航天員證明了男女的平等”、“尋找地外文明”、“因地球資源危機而移民其他星球”等，這些超科學話語，也幫助建構了美國航天探索的意義。當然，美國航天科學家也有意識地熱衷于建構其工作重要性，而不是通過科學的理性拭去所有政治的痕跡。顯然，這里也有利益驅動的問題，正如冷戰期間“純科學有時也是用于維持強權的一個權力工具”一樣，“維護國家安全”在冷戰期間有時也是為大科學工程辯護的權力工具。對此，美國“阿波羅計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也留下了有關工程政治性的永恒探討話題。

本文原刊于《技術傳承與社會認知》（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