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歲高齡的田仲一成教授是日本學士院“中國文學研究”的代表會員（院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圖書部長。1970年代以來，田仲教授撰寫的《中國祭祀演劇研究》等七本中國戲劇專論在中日學界產生巨大影響，2016年初出版的新著《中國鎮魂演劇研究》，充分闡釋了“從祭祀演劇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研究方法。從1951年考入東京大學，1983年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2年回到東京大學任教直至1993年榮休，田仲一成教授可謂戰后以東京大學為中心的中國文學研究的最佳代言人。借著田仲教授新著出版之際，筆者請他談談他所親歷的戰后中國學轉型、東京學派的社會主義理想、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的異同等話題。

為了解新中國而學習中文

您在1951年考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投中文研究？除了中文學習，當時大學生接觸、了解新中國的途徑還有哪些？

田仲一成：高二的時候我自學了增田涉翻譯的魯迅《中國小說史》，書里的中文俗語完全讀不懂，這就埋下了后來學習中文的種子。1951年我考入東京大學法學部，第一年在駒場校區學習，隨大流選了德語作為第二外語，但是自己還是很希望通過學習中文了解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像我這樣的戰后日本大學生都懷抱著強烈的使命感，認為學習中文、俄語，或許可以打開日本的將來，東京大學的大學生尤其有這樣為天下導夫先路的自覺。同學們認為蘇聯是世界領導者，學習俄語的熱情特別高漲，1951年每堂俄語課，可容納五百人的大課室坐滿了學生。中文相對慢熱一些，1951年第二外語選修中文的學生，一年也只有六七名。1952年人數激增到十五名左右，當時英國承認新中國，學生也看到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強大，學習中文的興趣更高了。不過在全盤采用歐美教育模式的東京大學里，中文科在當時完全屬于“少數派”，每年兩千名學生里，選中文課的只有十到十五人。這和最近兩年東京大學每年三千名本科生里有九百人選修中文，真是天壤之別。

那時候美國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嚴控對新中國的新聞宣傳，不過1952年以后，新中國的相關信息渠道漸漸多了起來。我在駒場校區的舊講堂看了一次電影《白毛女》，學生擠滿講堂的放映盛況如今記憶猶新。日本共產黨在當時年輕人中影響很大，他們成立了“山村工作隊”，學習中國游擊戰策略，期望在日本取得革命勝利，電影《白毛女》就是山村工作隊帶到東京大學配合革命運動宣傳的。下午三點學生就進場了，工作隊組織者輪番上臺宣講，喊著“為了日本而舍命”的口號，現場招募東大學生，這樣直到晚上七點才放電影。

除了電影《白毛女》，當時在日本可以看到新中國的書籍報刊嗎？

田仲一成：報刊的話，只能看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三種，《魯迅全集》普及率比較高，雖然看不太懂，還有后來出版的“毛選”。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東京只有內山書店一家在經營中國當代書籍。那時候老店主內山完造還在世，我們還跟他請教中國的事情。內山書店里陳列著新華書店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差不多有一百本，都是薄薄的農民小說、革命小說。1950年代東大的學生學習中文，很多是從這套叢書開始的。當時東大中文系當代文學講師小野忍開設《中國現代文學》，主要講解陜北邊區的秧歌劇，他從內山書店購買了大量延安時代的雜志。記得他帶到課堂上的一本雜志上刊載了延安時代“藍萍”的照片，介紹說這是毛主席夫人，我們印象很深，感嘆其美，后來才知道這就是江青。

相對而言，唐宋八大家之類的中國古文反而讀得不多，因為文言文對我們來說不難，難的是現代口語。日本戰敗之后，學術界的共同想法是，必須開展新的學問，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動向。駒場校區擔任中國語教師的工藤篁先生就是這種想法的身體力行者，他堅持一定要教給學生最先端、最新鮮的中國新語言和新事物。所以除了地道北京話的《駱駝祥子》之外，他還帶我們讀《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革命邊區文學、農民文學。讀懂里頭那些沒有語法的北方土語對我來說是一場惡戰苦斗，也因此激發起我的好奇心和好勝心。

在比您高三屆的丸山昇先生撰寫的回憶錄里，我們也看到他對工藤先生的極高評價，說當時學習中文的學生都是“工藤教信徒”。

田仲一成：我就是工藤教信徒之一，法學專業課我反而馬馬虎虎對待。從早到晚跟隨著工藤先生的中文課程，他開的所有課，我都去旁聽。工藤先生在1960年代東大學生運動中受到學生的批判攻擊，挨過困難的時期，定年退休未滿一年就黯然逝世，但是他傾注了所有熱情的授課，成功轉化了三位法學部學生投身中國研究：傳田章（原東京大學教授，《西廂記》版本研究專家）、溝口雄三（原東京大學教授，以中國近代思想研究馳名）以及我。工藤先生門下的第一高足是和我同年級的戶川芳郎（原東京大學教授、東方學會理事長），是入學時就被挑選學習中文的工藤教五大弟子之一。還有就是橋本萬太郎（原東京外語大學教授，以語言地理類型論著名）也是在工藤先生誘掖之下從法語專業轉過來的。戶川、橋本和我，就是同年級的工藤門生。

倉石武四郎與戰后全新的中國文學研究

東京大學文學部的“中國語中國文學”學科是從什么時候設立的？

田仲一成：明治十年（1877年）東京大學創立的時候就有“和漢文學科”，后來和、漢兩途分離，再從漢學科之中分離出史學。1904年漢學科再分為哲學、文學兩個學科，但又歷經分分合合，直到1948年才定型為今天的中國文學科、中國哲學科。從1893年開始，漢學科就有三個教授講座（講席），中國學界比較熟悉的鹽谷溫、服部宇之吉、倉石武四郎等大學者都曾擔任這個講座的教授。

倉石武四郎先生原來在京都大學任教，轉到東京大學之后是否帶來了不一樣的學風？

田仲一成：倉石先生是鹽谷溫的高徒，本科畢業后轉到京都大學學習，在那里得到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學者的考據學風熏陶，再加上倉石家本來是精通《左傳》訓詁的漢學世家，出色的研究讓他在1939年被任命為京大教授，第二年又被東大聘為兼任教授。在戰時那么艱苦的環境下，倉石先生往來于東京與京都之間，非常辛苦。1949年開始，倉石先生辭去京大講席，專心在東大教書育人，也給東大輸入了京都學派的治學方法，比如要求學生不能滿足于經文訓解，而是要對文獻進行更精密的分析。之前他的恩師鹽谷溫花了近三十年編撰了用傳統漢學訓讀的《國譯漢文大成》，倉石接任之后, 把這套已成雛形的叢書擱置于東大研究室之外。

戰前的中文系課程一般以中國古典正統詩文的授課為主，從倉石先生開始，這種主流被顛覆了。他本來是訓詁學、考證學的權威專家，但1930年之后興趣似乎轉向中國現代語與俗文學，編撰過許多中文初步課本。他主持東大中文學科，開設了持續四學期的“中國文學史”教程，主要采用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作為資料，青木正兒的《支那文學史》也是參考之一。1953年開始我旁聽倉石先生一周兩次的中國文學史課程，主要讀敦煌目連變文、元雜劇、京本通俗小說，他每個星期發一篇本文與日文翻譯給我們參考。倉石先生作為語言學者，對詞曲的微妙表達很有感覺，當時許多宋詞和元曲戲曲小說都沒有日文翻譯，先生就自己翻譯一遍，拿到堂上跟學生討論。

倉石先生的授課重視中國俗文學，是否受到時勢影響？京都大學、九州大學等中國文學研究重鎮，并沒有像東京大學這樣強調“戰后全新的中國文學研究”？

田仲一成：日本學術界在戰后有一個整體反思、否定舊學問的過程。就中國文學研究來說，當時的學者有著“建設戰后全新的中國文學學科”的強烈意識，比如東京大學的教授就十分重視“五四”運動以來的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尤其強調把農民文學、農民歌謠納入研究視野。現代文學和中國語教育的老師紛紛選擇更能反映新中國動向的新文學作為課程資料，而古代文學的學者也把以往被視為“小道”的俗文學放到中心位置。記得1954年倉石先生的文學史課選讀了元雜劇《李逵負荊》，他集中分析了李逵作為“中國農民的典型文學形象”。那一年他還開了另外一門專題課《革命文學時代的魯迅》，對學生影響很深。

東京大學向來容易受到社會風潮的影響，師生為社會服務的觀念很深，京都大學的學者比較不太關心外部世界，學問獨立性相對較強。東大老師在戰爭中配合國家的帝國主義方針，他們在戰后反省自己的責任，思想、學風整體向左傾。

比您大十歲的研究者全都研究古典詩文，而到您這一輩的東京大學出身的研究者，以現代文學和古代俗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大大增加了，這是否跟倉石先生課堂上對中國民間文學、農民文學推動有很大關系呢？

田仲一成：是的。整個1950年代，日本的大學生和教師普遍對無產階級建立的新中國懷有好感。我記得1953年東大文學部聘請臺灣來的伍俶擔任外國人教師，伍先生專攻六朝文學，這是我們學生最為排斥的貴族文學，又是臺灣背景，于是大家集體罷課，最后文學部迫于壓力，辭退了伍俶。現在想起來挺幼稚的，然而這就是當時東大的時代風氣。這種研究風氣對我的研究影響很大，那就是，重視從農村文化而不是中央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更傾向于從社會集團、社會思想的方向去探討文學，而不是個人的作家、作品。1960年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以“中國農村地方劇研究”為題，也是在倉石、工藤、小野三位先生授課的延長線上所做的選擇。

可以說，我們這一代學者，“農村主義”是思想原點之一。1978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的大學，了解到中文系課程分為文藝理論、古代文學、近現代文學、民間文學四個方向，其中古代文學的地位最高，民間文學較受輕視。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為和我當年學習中文時所了解的新中國“人民文學”正好相反。為什么在人民中國，民間文學的地位如此低下？這個疑問至今未解。

從外放到回歸

1972年您回到東京大學任教，從1955年畢業到1972年，中間的十七年您當過銀行職員、高中老師，又在北海道大學、熊本大學任教，這樣的經歷與很多人認為的“東京大學是培養官僚的大學”很不一樣。

田仲一成：東京大學的法學部、經濟學部、工學部的畢業生成為官僚的多，但是文學部學生幾乎沒有。雖然能考上東大的學生都很優秀，但是學生出仕當官還是需要專門的知識訓練，要下功夫學習法學、政治學，尤其掌握統計的技術才可以，文學部的學生完全沒有這方面背景。這個情況跟中國儒家傳統下的“學而優則仕”，是完全不同的。東大文學部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是中學老師、出版社編輯、報社記者、大學學者等，愿意以筆耕糊口，有志于當官的幾乎看不見。

中國學界一直流傳著“東京大學培養官僚，京都大學培養學者”的說法，其實是誤解。就文史哲這三個學科來說，兩個大學的畢業生成為學者的最多，而且東大出身的學者比京大更多，因為校史最久、分布全國的畢業生數量最多，而且東大的老師也比較有力量推薦學生到各大學任教。比如說1950年代全國國立大學副教授以上的一萬名研究者之中，百分之六十的學者出自東大。

像您這樣從法學專業轉行文學研究，在日本學者之中似乎不多見，是什么原因促使的？

田仲一成：當時法學部畢業生有不少到銀行工作，我在日本相互銀行（三井住友銀行的前身之一）工作了兩年，越來越覺得性格不合適銀行工作，于是決定遵循自己的興趣愛好，考回東大的中國文學修士（研究生）。東大研究生入學考試很難，專業水平很高，本來像我這樣轉專業的人需要重讀本科，但因為我那三年的中文課程出勤率很高，老師很熟悉我的水平，倉石先生建議我直接參加考試。1957年，我運氣好考上了中文專業研究生。二十六歲進入博士課程那年父親去世，之前父親久病也給家庭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我作為長子，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妹妹，負有全家經濟重擔，完全不敢奢望成為學者，因為畢竟在日本社會，家庭經濟優裕的學生才有可能成為學者。父親在世時也一直不支持我繼續做學問，他認為學者的路太艱難了。所以當時我認為還是當中學老師比較現實，于是父親去世以后，參加了東京公立學校國文科的教師資格考試，獲得資格之后，就在高中兼職教國文學，這樣的夜校老師生涯持續了七年。其實我平素很喜歡日本古典文學，因此當國文科老師是自愿樂意做的。

可是看您的履歷，兩年碩士畢業后直接攻讀博士，也就是說您在讀博的同時也擔任高中夜校老師？

田仲一成：這是迫于家庭經濟壓力，博士三年我實際上是以中學老師為主業，白天讀博士，晚上五點到九點則是高中老師。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快速增長中的日本經濟需要大量勞動力，許多外地年輕人初中一畢業就到東京來打工，白天在工廠勞動，晚上到高中夜校讀中學。我任職的東京都立深川高等學校既有三年制的白天高中課程，也有四年制的夜校課程，夜校的學生讀完四年可以拿到完全一樣的高中畢業文憑。1962年，我博士課程修了退學。1990年代以前，日本的文科博士一般獲得“修了”資格即可，沒有被授予機會提交博士論文參加答辯，當然也沒有“博士”頭銜，只有“博士修了”資格。當時日本學術界認為博士學位是對走完一輩子學術活動的老學者授予的名譽稱號，五十歲以下的人根本沒有資格提出論文。那時的大學教授常跟我們說：“只要好好做學問，不寫論文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對發表論文比較慎重，到了三十三歲的時候才發表第一篇論文。1962年博士修了之后，我就在當時東大錄取率極高的東京都立新宿高等學校擔任全日制中學的國文科老師。

像您這樣博士課程修了之后去當高中教師，在1960年代普遍嗎？

田仲一成：其實我們這樣的中文博士畢業一般找不到大學教職的。當時日本設立中國文學講座的大學不超過十一家，由于大學是講座式，一個中文講座只有一個教授名額。我的學長和同學，比如丸山昇、木山英雄、近藤邦康、傳田章，也都經歷過高中教師的階段，后來有了機會才回到大學。而且東京大學的教授一直遵守著“組織的原則”，就是從本專業的本科學生中挑選最優秀的人才，修讀碩士、博士，然后留在東大接班，先確保最優秀的學生能接班，再順次解決其他學生的工作。從“組織的原則”來說，我這個轉專業的學生是排在最后面的，同年的同學都解決工作之后才能排到我。而且當時我已經專職擔任有名的高中的老師，職業也穩定，東大的老師覺得不必考慮我。東京大學在明治初期創立以來模仿的是德國大學的“講座式”，“教授-準教授-助教”，每個位置只有一人擔任，一般由老師推薦自己的優秀學生作為接班人，從助教開始做起。在這樣比較封閉的體系里，只要坐上助教位置，之后就算論文發表不多甚至不寫論文也可以平穩地上升。東大、京大、東北大之類有勢力的大學才有可能保持這樣的傳統，老師才有可能推薦學生到地方大學去。而且擔任講座教授的學者有權力也有責任推薦學生找工作，學生認為講座教授掌握著他們的命運，所以逢年過節都到教授家里去拜賀新年，教授家里也常設流水席招待學生。那時候我也到老師家里去拜賀新年。

后來是怎樣的契機促使您回到大學任教？

田仲一成：進入19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開設中國語課程的地方大學多了起來，我的同級同學一個個都回到大學教中文，戶川芳郎比我先回到大學任教，他勸我趕緊發表論文，這樣好找教職。于是我全職中學教師才擔任一年就自愿轉為夜校老師，回到晚上教書、白天在圖書館看書寫作的生活了。這樣辛苦下來，1965年秋天我先后在《日本中國學會報》《東方學》發表兩篇論文，受到京都大學的吉川幸次郎、田中謙二、入矢義高三位先生的評價，再加上戶川等老同學說服東大的老師推薦我回歸學界，1966年，我受到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尾上兼英教授的推薦，到北海道大學擔任中國文學講座的助教。然而日本的大學助教一般不能在本大學轉正為副教授，所以1968年我得到轉任熊本大學講師的機會，在九州島一直執教到1972年以副教授的身份回到東京。如果不是戶川芳郎等老朋友們說服東大老師，我可能永遠不能成為學者。朋友是我最大的恩人。

印象中東京大學直到現在都有規定，畢業生不能直接留校，“外放”到其他大學去，然后才有可能回歸東大。可是東大的學生已經是最優秀的了，為什么畢業不能直接留校任教？

田仲一成：直接留下還是有危險吧。優秀的學生不一定成長為優秀的學者，東大的老師對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不敢保證他一定可以勝任學術研究，所以讓學生到地方的大學去，觀察一段時間，有成就的學生自然會被老師召回。不過東大法學院是一個例外，他們有信心挑選的學生一定是全日本最優秀的學者，不需要外放。本科生留下當助手，不久派遣到歐美留學兩三年，回國之后即可上升為副教授，經過十年，往往三十三歲左右就當上教授了。這叫做“純粹培養主義”（in-breeding system）。中國學術界培養人才的方式屬于這一種。但是其他學科還是保持“嚴選畢業生”的辦法，尤其是東大醫學院，本來殺回東大當副教授已經很了不起的人才，可是醫學院規定正教授必須從外校中選出，所以要成為東大醫學院正教授的學者又要第二次外放，在別的大學升職之后才有可能回來。這樣篩選制度雖然嚴格，但還是比較公平，也比較保證東大教授“一人當千”吧。

您只用了六年時間就從地方大學調回東京，我認識不少四十歲上下的學者，東京大學博士畢業差不多十年了，還是沒能找到固定的教職，感覺這十幾年日本的學術界生態環境更加不利于年輕人了？

田仲一成：我認為現在日本的學術生態太殘酷了。從前的學術制度是大學不授予博士學位，但授予地位，學生如果被教授認同，三十歲前后就可以在學術界立足了。現在的大學只管授予學位，但不提供地位，任由博士自己在競爭之中自我生存。三十五歲之前學者如果穩定下來的話，四十歲就可以開始學問的黃金期。可是現在許多這個年紀的年輕人還在為生計而浪費精力，究其原因，這是日本的大學模仿美國式教育。1990年代以前，日本只有十五家大學文學部開設文科博士課程，這二十多年來全國大學都在持續擴招博士，連不太具備招生資格的地方大學也招收了博士。事實上，大學的教職并沒有增加，就業市場消化不了這么多博士。競爭越來越激烈，以前不需要任何專業成就也可以擔任的助教，現在是博士畢業之后發表幾篇高素質論文才能當上。非常勤教師也是一樣，總之體制內學者的幾個成長環節，一節比一節艱難，比拼論文數量、教學經驗。我們的時代，三年出一篇論文是正常的，現在要是這樣的速度，可能就被淘汰出局了。如果說以前的大學秉持“學歷主義”，進了好大學就等于找到好工作，那么現在大學更多信奉“業績主義”，論文數量決定一切。

學生運動與研究轉型

1960到1970年代，東京大學校園很不平靜，發生了“安田講堂事件”等多次學生運動，這樣的環境是否影響了中國研究的學者？

田仲一成：安田講堂事件的時候我正在熊本大學，1972年回到東大才了解情況。整個1960、1970年代，中國“文革”對日本大學的影響很強，東大的本科學生模仿紅衛兵批判老師，占領課室不讓老師上課，師生關系十分惡化，專治中國古代小說的前野直彬教授，學問完全不牽涉政治，然而當時的新左派學生完全無差別地攻擊前野先生，把課堂當成批判會批斗老師。尾上兼英教授也因為遭到學生的嚴厲批判而離開文學院。擔任中國語言講座的藤堂明保先生站在學生的一邊，與大學管理者發生沖突，不得不辭任。這些革命學生追求自由主義，畢業后不愿升學，也不愿到體制內的政府或者大公司去工作。那是一個破壞的時代、人才流失的時代。學生運動對東大師生關系的傷害到了1980年代還在。

經歷了多次學生運動之后，中國研究范式是否起了變化？您的《中國祭祀演劇研究》《中國的宗族和戲劇》《中國鄉村祭祀研究》《中國巫系演劇研究》等七本大著，雖然屬于文學研究，研究方法卻結合了東洋史、社會人類學，是否受到1960年代之后的學風影響？

田仲一成：戰后到1960年代中期的中國研究，機械套用馬克思唯物主義進行研究，導致學術成果呈現高度模式化。那個時代的學者雖然治學努力，真正的學術突破并不多。1960年代末期之后成長起來的日本新左翼學者，受到托派的個人自由主義感召，擺脫舊模式的束縛，研究題目更為多樣化，也敢于提出帶有自己體驗和認知的新觀點。我覺得這是受到學生運動的影響。

日本的學科界限和研究分工還是十分嚴格，跨界，或者說借鑒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現象并不算普遍。研究文學的學者當然會考慮作者的哲學思想、時代背景，但是作家文學之所以產生的社會背景的問題，比如作品在怎樣的社會結構生長出來，這方面文學研究者并不太關心。1960年代以后，從歷史角度重視文學材料的學者越來越多，這是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研究視野越來越開闊。1960年代，日本舊左派的簡單研究模式出現很大的瓶頸，這時候學者更積極地摸索新的學術方法，尤其重視接收法國學術營養，此外計量經濟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也被普遍地接受。1970年代以后成長的學者，研究方法更為多樣，眼光更為廣大，我本人也受惠于這樣的新學風。

您1950年代就投身于中國研究，哪一年才獲得訪問中國的機會？

田仲一成：長達二十多年，中國對我們一直是“霧中花”，1976年之后，中國政府開始接受友好團體的組團訪問。東京大學的同仁聽聞這個消息十分興奮，就推選工學院的石井威望教授作為團長，通過中日友好協會向中國當局申請，行程獲批之后由旅行社幫忙組團。1977年12月27日，東京大學的訪問團到達北京，同團的還有尾上兼英、佐伯有一、斯波義信諸位教授。我們都是以中國研究為一生志業，首次踏足中國土地，看到閃閃發光的白樺林掩映下的人民中國，大家心情十分激動。這次訪問主要考察中國的工業能力，坐火車前往沈陽、大慶、哈爾濱等東北工業基地。接待單位見到來訪者都是老師，于是安排我們這些東京大學的教授到小學去參觀，觀看小學生表演革命歌舞。我們表示不滿，后來才改為讓我們參觀吉林大學、遼寧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我看到這些大學把許多書籍一捆捆堆放在走廊，“文革”期間大學的荒廢，觸目驚心。團長石井威望教授在長春制造汽車工廠觀察了工人三班倒制度，看到工廠內部雜亂污染、萬事依靠人力的情況，勸告工廠干部說，應該將生產組織改變為自動化機械，而且預言：“1960年代之后全世界已經進入自動大量機械制造的時代，而在這個進步的時代，中國一直在睡覺，仍然依靠人工人力，大大落后于世界工業水平。中國需要拼命努力，但只要努力，大概二十年之后，可以趕上世界前頭。”現在看來，預言十分準確。

1978年7月，我們一幫東京大學中文畢業生又組了一個旅行團到中國訪問。戶川芳郎作為團長，同行的有尾上兼英、傳田章、木山英雄等十六人。我們到洛陽、西安、杭州等地參觀，圓了古代中國的文學夢。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我們這些1950年代的大學生從青年時期就熟讀毛澤東著作，此行懷著“朝圣”的心情去韶山。在韶山的毛澤東故宅，我覺得拍照也無法充分表達那時那刻的激動心情，一連畫了幾張素描，這樣才把當時的心情與景物深刻地描繪在腦海里。

我們外國人是不太了解“文革”期間中國人的辛苦的，當時親眼所見無論哪個地方的中國人都穿著灰黑的人民服，我認為這是難得的“平等社會”，書本里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吧。

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

中國學界一直比較關心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的學風差異問題，您作為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能否簡略介紹一下？

田仲一成：日本漢學本身的傳統是以“日本本位”來研究中國，所做的學問是“為了日本人的漢學”，東京大學主要繼承了這一傳統。京都大學則是強調采用與中國一樣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中國古典學特別是清代學術的延續者。比如京大學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倉石武四郎同時留學北京，都穿著青衫，戴著中國帽子，有日本人賓客訪問他們時，兩位教授向日本賓客說“貴國的某某”（指的是日本），而說“敝國的某某”（指的是中國）。他們討厭東京傳統的日本漢學，將自己徹底同化于中國人，毫無日本風氣。當然這樣的學風差異也跟兩所大學的歷史有關：作為國立大學的東京大學更早創立，自然而然代表著日本的主體意識，京都大學成立在后，在定位上與東大區分開來，于是以中國學問方法作為特色。

京都學派提出的“唐宋變革說”，直到現在還是日本漢學研究最重要的學說，東京學派在這方面是否有反駁？

田仲一成：中國的史學分期一般是“隋唐”在一起，日本則是“唐宋”，這是“唐宋變革”學說的影響。唐宋變革，本來是出自內藤湖南的學說，他分為四期（四分法），上古（有史到后漢中期）、中古（南北朝到唐）、近世（宋元到清后期）、近代（清后期以來）。對此，1948年東京大學的前田直典《東亞古代的終結》挑戰京都學派，提出秦漢到隋唐，中國社會毫無時代性的本質區別，不應該以魏晉為界分為兩期，甚至唐以前都應該一起叫做“古代”，等到宋代才開始新的時代。前田直典為代表的東京學派堅持的是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他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古代（唐代以前）規定為“奴隸制”，中世（宋代以后）規定為“封建農奴制”，近代（清后期以后）規定為“近代市民制”。對此，京都學派則秉承內藤學說，將南北朝至中唐劃到中世（中古），中唐之后則是近世。前田學說的眼光不限于中國，他認為日本乃至東方世界的“古代”都結束于十世紀前后。內藤湖南將唐代中期為變革期，前田真典則以宋代為變革期，前田從《東京夢華錄》等宋代典籍里感受到北宋文化氣氛與唐代差異而提出的這個文化概念，戰后又加入了唯物史觀的因素，逐漸演變成一個社會概念。戰后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奴隸制、農奴制的過渡是在唐代還是唐前完成的？東亞世界的古代在什么時候結束？前田真典拼命追索這個問題，從而引出上面的結論。目前有些京都派也贊同以唐宋之間為分期的前田說。東京學派的池田溫的名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名為“古代”，研究的時代其實截至晚唐。在我看來，中國文學研究的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的差異，沒有歷史學那樣的強烈，至少沒有圍繞歷史分期的爭辯。

增田涉、竹內好等東京大學學生發起的 “中國文學研究會”，在1950年代曾提出“反對舊漢學”的口號，這是針對京都學派提出的嗎？

田仲一成：竹內好與吉川幸次郎差不多同年，兩人之間的對立比較厲害，吉川每發表文章，必遭致竹內為首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批評，批其“沒有價值”。吉川后來將東大的這幫人稱為“徒手空拳之徒”，意思是自己完全沒有做研究，為了批評而批評。研究會的組織者之一武田泰淳撰寫的《司馬遷：史記的世界》在戰后幾次重版，影響很大，這本書并沒有歷史的研究背景或者文獻的整理，他從自己理解的角度，直觀銳利地揭開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深層心理，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小說更為貼切。文筆優美，角度細膩，可以說這代表著東大中國文學研究會學者的風格吧，他們更多是啟蒙派，不是專家派。

東京大學的學者比較注意與自己老師的研究區分開來，有意識地樹立區別于老師的方法論。京都大學的學者似乎更強調在老師前輩的腳印上，再往深度踏深、寬度擴寬一些。您同意這樣的觀察嗎？

田仲一成：這和兩個大學培育學生的方針有關系。東京大學傾向于放任主義，不大重視上課的成績，更重視學生畢業論文的水平，老師很少插嘴學生論文的細節，主要根據學生的選題的好壞、專業方向的前途性、研究能力的將來性來判定其水平。東大老師指導學生，對解讀具體文獻和培養邏輯性比較用心罷了，碩士論文沒有頁數的限制，讓學生想說什么就說什么。這樣培育出來的學生方法論意識和邏輯思維比較強，但難免出現在文本解讀上不夠細膩的缺點。與此相反，京都大學的教育重視學生上課的表現，著力鍛煉他們的文獻解讀能力，老師的指導更為周到和嚴格，碩士論文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制，如此培養出有規矩、有基礎的學生。而且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共同研究班”，因為沒有可靠的辭典，集體會讀文獻是訓練學生解讀能力的最好方法，比一個人苦讀更有效果，但是其他大學很難擁有京都大學那樣的環境。興趣一樣的同行學者坐在一起把一本書徹底讀完，這在日本學者來說就是至上的幸福了。鑒于此，1972年到1978年，尾上兼英、平山久雄、傳田章、菊田正信，我們五個東京大學出身的學者堅持了六年的共同研究班，每周會讀《西廂記》。當時我正在擁有最多《西廂記》版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工作，主要由我報告眾本文字的異同，大家在我整理的基礎上給予批評。后來青山宏（日本大學）、吉川良和（都立大學）也加進來。1980年代之后我在東大開設《西廂記》研究生課程也采用了這樣的會讀方式，一年以“二折”的速度讀，最后花了十一年讀完全書。比較欣慰的是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大學的教授，他們在大學上課有時還參閱當年《西廂記》研究會所寫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