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史、區域史包括東亞史、新清史和內亞史研究的興起，對傳統中國史研究造成了巨大沖擊。這些帶著不同立場、視角和動機的研究者不得不面臨一個基本問題：什么是中國？怎樣界定古代“中國”的空間范圍、族群構成及其歷史內涵？而當我們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我們又究竟在談論些什么？圍繞著這些問題，4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樓勁作客復旦大學歷史系，為到場師生做了題為“王朝體制與中國歷史”的報告。

重新建構中國歷史

在講座的開始，樓勁指出，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導致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不斷地被刷新。以改革開放后為例，從八十年代的“史學危機”，到今日的“歷史虛無主義”，史學研究一直受到諸多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以至于在“什么是中國”這樣的根本問題上，一時都難以達成共識。而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就空間而言，一些邊疆地區、東西伯利亞、西南、東北乃至朝鮮半島、南海及東南亞半島北部地區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國歷史？

二、就族群而言，北方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南方百越、百濮、西南夷等族及其政權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屬于中國歷史？連帶著的，還有岳飛、文天祥等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之類的問題。

就歷史內涵而言，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是有著其獨特的規律？還是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進程？

樓勁指出，解答“何為中國”、“何為中國史”的問題，關鍵是要把當代中國與古代中國連接起來，而根本的問題大致有三：

第一，能否建立主線分明的中國史脈絡，使其中各個階段成為遞進過程而不可相互否定。

第二，能否建立連續不斷的中國史統緒，使當代中國成為古代中國優秀傳統和寶貴遺產的當然繼承者。

第三，能否建立梯級飛躍的中國史敘述，從而在現代和古代間形成濾網，使“厚今薄古”、“去粗存精”成為理所當然？

樓勁認為，近年以來學界關于怎樣認識和建構中國史的討論，實質上正是圍繞這些問題來展開的，由此形成的若干關鍵詞或不同視角，其開端或背景也都可以推溯到上個世紀或更早的時期。

重建中國歷史的幾個視角

首先是帝國與民族國家的視角。這個視角由來已久，樓勁引用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的說法，即“古代中國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汪暉認為，‘中華帝國’有經學指導下的禮儀中國內涵和大一統外觀；但其郡縣制中也包含了某些‘民族國家因子’”。

與之相應的是《走出帝制》一書中的看法，秦暉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的過程，當然兩者各有自身特點。

其二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說法。1996年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全美亞洲研究會的年會上做演講時指出，清朝的成功在于其“內亞”或“滿洲特色”。滿族與蒙、藏等族的特殊關系，使得“清帝國不等于中國”。以此聯系魏特夫的“征服王朝”等說，她認為中華帝國其實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針對羅友枝的這一看法，何炳棣在1998年寫了《捍衛漢化：駁伊芙林?羅斯基之“再觀清代”》，再一次強調清朝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漢化”，認為清朝是中國的傳統王朝之一。而去年姚大力、汪榮祖兩人的論戰，也可以被看作是這一討論的余緒。

其三是區域史的視角，全球化時代中，以國家為主體的歷史，地位有所下降，而跨國或區域史研究的地位明顯上升。在歷史上，中原以外的各地區，如嶺南、西南、江南、東北等地乃至更小的地理單元都有著不同于中原的地域史和歸屬感。近年來各地地方志的編撰以及各省市所修的“通史”，或多或少都會有地方本位觀念，至于西北史、中亞史等，情形更為復雜。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因素會把區域史視角引向“只有地區而沒有中國”的訴求。如1887年日本陸軍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在“征討清國策案”中得出的肢解中國的方案，就自認為有其歷史基礎。而1999年李登輝出版《臺灣的主張》，提出必須“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的謬論，更是將這一思想傾向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四是費正清等人提出的天下秩序。這也是關于古代中國形態的一種概括，并且長期都是美國漢學界的一種主流看法。在1969年寫就的《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一書中，費正清提出，帝制中國的對外關系不是國與國的國際關系，而是朝貢體系，政治結構是天子為中心的九服同心圓或“中國”與“四夷”的關系。這樣的政治秩序和形態，當然是與現代國家格格不入的。

其五是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所堅持的一種獨特的“中國觀”。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邊疆》一文中，譚先生是以清中葉版圖來界定“什么是古代中國”和“中國歷史”的。即凡在這一版圖范圍內的族群、政權和事件，就是中國的族群、政權和事件。樓勁指出，這一說法背后顯然存在著非學術因素的影響。由這一觀點出發，則王朝與中國一定要分開，且決不能以某些地區或族群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來判斷。

樓勁又援引葛兆光《宅茲中國》一書，認為目前學界正試圖對上述看法加以總結和反思。如葛兆光即認為，在什么是古代中國，什么是中國史的問題上，應“恪守中國立場，又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按照葛兆光的說法，“中國”邊界變遷而中心穩定，但“中國”不能被等同于王朝和政府。

在回顧了前述研究之后，樓勁指出，近年來重構中國史框架的各家說法，一個鮮明的共同點便是刻意區別或回避“王朝”。然而，在樓勁看來，“王朝”恰恰是一個在研究中國史時最需要被正視，也確實能夠代表古代中國的各種特點，并且是一個涵蓋了其他關鍵詞內涵的最重要的關鍵詞。

為什么不以王朝為視角來研究中國史？

樓勁認為，前述研究視角和表述關鍵詞對“王朝”的忽視，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和原因。

首先是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確實是以王朝的失敗和滅亡為重要標志的。民國建立后各方面的發展，都需要不斷清算舊時代，沖破專制體制束縛，才能夠逐漸向前邁進。而相應地，中國的思想界的思索，也是從最開始的器物層面、發展到制度層面，再發展到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反思批判，在這其中，王朝體制連同幾千年來人們對這一體制的思考和發展，都首當其沖地被視為黑暗、反動、腐朽的象征，被統統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其次是現代學術對王朝譜系和王朝體制的否定。

現代中國史學，正是在否定王朝譜系和王朝中心地位的過程中形成的。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緒論》中寫道，過往史學“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次年，在《新史學》一文首章中，梁啟超談到舊史學時又說其“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樓勁強調，對王朝體制的致命一擊還是“古史辨”。顧頡剛和他所倡導的“古史辯”，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了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了古史人化的觀念，更打破了古代為黃金時代的觀念。樓勁認為，這“四個打破”從根本上解構了作為王朝體制根基的古圣王譜系及其治道。

再次是今人對王朝的解讀其實是相當片面的。

我們經常只以“君主世襲統治”來定義王朝，這就把中國的王朝與英國的諾曼王朝、溫莎王朝，與法國的卡洛林王朝、波旁王朝之類等同起來了，可以說是對中國王朝的一種最膚淺的認識。我們也經常用一些慣見的詞匯來表述中國的王朝體制，像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家天下、家長制、家國同構等等，這些也只是中國王朝的一些側面而已。正是因為缺乏認識，要么是過多負面的認識，要么是研究很膚淺，才會對之棄若敝屐。

最后，這當然也與新中國的建立者對王朝的態度有關。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曾經說過要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所遺留下來的優秀傳統，但他們同時也強調“天翻地覆慨而慷”，要“清除所有舊時代的污泥濁水”。事實上，前者往往需要反復詮釋，有前提、有保留地進行；后者則猶如激風暴雨般反復沖刷，有些領域是相當干凈徹底的。以致于當代中國可以說是與自身古代傳統隔膜最大的新興國家，從民國以來，與王朝劃清界限就是一項基本的政治原則。

然而，在樓勁看來，離開王朝來談中國歷史，就像拋去骨骼來研究人體，注定什么也說不清楚。因此，要研究中國歷史，就必須要正視王朝，把王朝體制納入研究的視野。

王道與王朝體制

在談到王朝體制的形成時，樓勁表示，王朝是王道的外在表現，王道即圣王治道，這實際上也是王朝合法性理論的根本所系。其形成的關鍵時期，誠如古史辯派所論，是在戰國至兩漢。其中，夏、商、周上承堯舜而下啟百代，因其德澤深厚，歷世久長而稱“三代”。漢以后的所有朝代，基本上都是以堯舜禹湯文武這一圣王譜系所象征的理念和治道，為王朝建立的理論前提，這是王道政治最為核心的內容，是王朝合法性理論的根本所在。

在這個圣王相承的過程中，堯舜禹禪讓譜系的確立，明確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以及“王位至尊，天命不常，惟有德者居之”這兩大原則。而夏商周易代譜系的確立，則確立了王朝合法性理論的第三條原則：“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即人民有權推翻暴政的原則。

樓勁指出，上述三原則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基礎，而王道政治的具體化，則體現為順天應人的政教措施，即歷代史書所概括的：以仁君賢人、孝子忠臣為政治理念；輕徭薄賦、富而后教為經濟社會綱領；禮法合一、德主刑輔為基本治理方式；王者無外、近悅遠來為族群關系準則等等，同時其又是隨時代和條件而不斷豐富，有所發展的。梁啟超所不屑的“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的確是古代政治史的中心內容，是古代史書的樞軸。從政治是其他各領域的集中表現的角度出發，則應承認，這的確不能代表全部中國歷史，卻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內容。

在講座的最后，樓勁總結道：首先，不論帝國/民族國家、地區的統合又或是天下體制，都不如王朝那樣完整涵蓋了古代中國的疆域、族群以及歷史內容，王朝從未被鮮卑、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政權肢解，也沒有從屬過內亞帝國；其次，所有那些從不同史觀、不同立場和角度出發的，被認為是“非中國”的屬性，如八部大夫、南北面官、八旗制度、天可汗、羈縻府州等等，都是王朝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也是古代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再次，“王朝”和“中國”一樣是具象和理念的統一體，當幾個王朝對峙或互相征伐時，“王朝”和“中國”都存在于其踐行王道和爭統的過程中，因而與王朝相對而有“霸朝”或“偽朝”，但在當時他們均以正統自命，都全息地體現了王朝的各種特點。在這個意義上說，王朝、霸朝和偽朝均是王朝體制的體現，因而也就都是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中國人既曾被稱為秦人、漢人、晉人、唐人、元人、明人、清人，也曾被稱為“桃花石（語源在建立北魏的拓跋）”和契丹人。最后，盡管清王朝被推翻了，王朝失敗并且滅亡了，其軀殼已經成為了古代史，但它的內容還存在于現代史當中，進一步加強對王朝的認識在當今仍是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