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容庚藏名人書札 / 端方家藏尺牘》，從友人處得見其中《周馥致袁豹岑函》兩頁，使我得見高祖周馥百年前留下的又一段史料而倍感欣喜。欣喜之余，不禁想為該函寫幾句話。

該函抬頭稱：“豹岑仁兄姻世大人閣下”，落款為：“姻世愚弟周馥頓”，時間為“十二月五日”。因民國紀年用公歷，且函中涉及與西人關系，考函中內容，該函應寫于1915年底（函中提到的張毓渠，亦卒于此時）。

周馥（1837-1921）與袁世凱是兒女親家，周之女瑞珠嫁與袁之第八子克軫，所以信函開端周對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字豹岑、抱存，號寒云，1890-1931）才有如此稱謂，且十分客氣。然而，眾所周知，袁克文是一風流才子，是著名的“民國四公子”之一，并未參與諸多政治及實業活動，周馥又年長其五十多歲，兩人本不可能有多少交集，但仔細看來，卻是事出有因。

本信的主旨是為了維護山東嶧縣（今棗莊市）中興煤礦及其所屬臺兒莊至棗莊運煤鐵路的利權，不受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與侵奪。信中寫道：“現急懇者，嶧礦總理張毓渠兄昨在津病故，而此礦正在新舊磋商之際，外債相逼，幾有難支之勢，恐惹意外攘奪。聞毓渠在日，早與董事商定，將臺棗鐵路收歸國有，稟已呈部，尚未批出。”

這里提到的“張毓渠”，即張蓮芬（1851-1915），字毓蕖，浙江余杭人（今屬杭州市），曾任直隸候補道、山東鹽運使等職。“嶧礦”指棗莊中興煤礦，歷史悠久，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曾由官督商辦。1899年，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德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滲入山東，該礦又招德股加入，除中方負責人外，又有外人任“洋總辦”，并改稱為華德中興煤礦。至1908年，已完全改由中資自辦，并更名為商辦嶧縣中興煤礦。在國內煤礦中，它與開灤、撫順鼎足而三，但唯有它是民族資本的獨資企業。

張蓮芬自1881年起應邀進入該企業，服務長達三十五年，其間主持工作有十七年之久，為企業的發展與維護民族利權，作出了重要貢獻。1915年，由于德國工程師的失誤，該礦發生重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損失慘重，分別有四百余和二百余名工人死傷，張由此因憂致疾，終告不治。周馥與張熟稔，并已于1914年自青島遷居天津，在第一時間得到張去世的消息，此信所述內容，正反映出了張在生命最后時刻為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所做的努力。

嶧礦于1909年著手修建棗莊至臺兒莊間運煤鐵路，但由于資金困難，1912年始建成通車。其間借了德資外債，正如信中所談到的“外債相逼，幾有難支之勢，恐有意外攘奪”。作為抵制外資滲透的手段，張蓮芬“在日早與董事商定，將臺棗鐵路收歸國有”，而且“稟已呈部”。在與外資的斗爭中，民族資本期望依靠國家力量維護利權。然而，作為主事者的張蓮芬，在此關鍵時刻突然去世，周馥雖然“于此礦股分無多”，但仍接受“眾友所托”，“不得不為此吁告，請速鑒察施行”。

鑒于事態緊急，周馥不僅寫信，而且還特派“七小兒學淵到京面陳”。周馥第七子周學淵（立之），在清末曾任廣東候補道，并主持過山東大學堂，時任中興煤礦董事長，同樣可見周馥對此事的重視。這封信不僅為棗莊中興煤礦礦史的研究提供了相關資料，也可以說是清末民初不斷掀起的抵制外資入侵的“收回利權”運動浪潮中的一滴浪花。

當時正值袁世凱帝制活動甚囂塵上之際。對這一倒行逆施，周馥沒有附和，自然不可能直接寫信給袁，而是致信同樣不贊成恢復帝制的“皇二子”袁克文，請其代為催促。周馥《自著年譜》1916年條下，在談到袁的帝制活動失敗與死去之后，寫道：“外國人皆言，先請稱帝制，謂出于民意，后撤銷帝制，亦出于民意，足見中國此時民意可由數要人假造而成，實非真正民意也。”這些話，充分表達了周的政治態度。

其實，周、袁兩人相識甚早。周馥去世時，袁克軫致送挽聯稱：“識英雄于未遇，說來真古道所稀，數吾父知音，唯公最早。”長袁二十二歲的周馥，早就發現袁是個人才，此后又結為姻親。

據周馥年譜1910年條稱，這年春夏之際，周曾有河南之行，除游覽名勝古跡外，重要內容是探望當時遠離北京隱居彰德鄉里的袁世凱。年譜記載，當年4月“二十四日自清化鎮至衛輝府袁宅，袁慰亭親家自彰德屬其二郎豹岑克文來迎”；“二十七日，由輝縣過新鄉至彰德府袁親家宅，……留住十日”。1914年周馥年譜又記，當年5月周在天津逗留時，“袁大總統派其子豹岑克文來接，不便固辭，至京寓總統府七日，相待極優，蓋判袂已六年矣（按應為四年）”，又說“所陳治國弭亂之道，尚蒙嘉納，不以為謬”，可見兩人尚相談甚歡。于此也可見周與袁克文結下的忘年之交。然而，時至1915年，在袁氏稱帝活動正熾之際，兩家的關系即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周馥信中“久未通書”一句可見，袁克文或許是這時周與袁氏聯系的重要或唯一渠道。

直到周馥之孫、我的祖父周叔弢，在袁氏子弟中，亦獨與袁克文相友善。他們興趣相投，都喜搜求和收藏善本古籍，相互切磋交流。袁克文身后蕭條，鑒于其所藏善本古籍文物散落他去，祖父于1931年即斥資影印了袁著《寒云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使其得以流傳。此后，祖父不止一次在古籍題跋及書信中，對袁氏珍貴藏品的“散失殆盡”表示惋惜。1981年，祖父以九一高齡，為廣州王貴忱先生所輯《寒云泉簡抄》撰寫跋文時，又再次回憶了與袁克文的交誼。一封信引出一段題外話，說起來，還是有裨近代史乘。

周馥函全文如下：

豹岑仁兄姻世大人閣下：久未通書，維侍祺萬福。現急懇者，嶧礦總理張毓渠兄昨在津病故，而此礦正在新舊磋商之際，外債相逼，幾有難支之勢，恐惹意外攘奪。聞毓渠在日，早與董事商定，將臺棗鐵路收歸國有，稟已呈部，尚未批出，務事隨時面達。弟于此礦股分無多，而于眾友所托，不得不為此吁告，請

速鑒察施行。馀屬七小兒學淵到京面陳。專布。順頌

侍禧不具。

姻世愚弟周馥頓  十二月五

（此文初稿先后承李吉奎教授、孟繁之先生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周敏、邢鵬展兩位先生幫助釋讀原札，敬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