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生：傳統史學中的“人性”與“人”——“生” 原創 學人君 學人Scholar 收錄于話題 #學人讀書 62個內容

文 | 路新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

黑格爾有三段話專門談藝術的創作：（1）“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1]性格應當有“豐富的內容”[2]，作者“必須滲透到最復雜的人類心情里去，守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吸收營養來充實它自己，而同時卻又不停滯在那里，而是要在這些旨趣、目的和性格特征的整體里保持住本身凝聚的穩固的主體性。”[3]黑氏的“性格”、“人類心情”也就是“人性”。人性是復雜的多面相的。（2）藝術創作必須考量“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與人團結在一起的是什么，驅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內在力量”[4]（3）主體（即詩人。重點號為黑格爾所加）所提出的首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須徹底洞察到人的目的，斗爭及其終局是以內在的普遍的力量為根據的。他應該意識到在哪些矛盾和糾紛里，按照事物的本質，會有某種動作出現。……在人胸中動蕩的推動人動作的那些情欲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對戲劇體詩人應該是一目了然的。[5]

當我們沉浸到傳統史學，以歷史美學為視角，可以發現傳統史學的歷史書寫恰恰與黑格爾所說的“藝術創作”不謀而合。傳統史家常常思考的問題正是“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與人團結在一起的是什么，驅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內在力量”，他們“徹底洞察到人的目的”并且“守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吸收營養來充實它自己。”史海拾貝，吉光片羽，雖掛一漏萬卻彌足珍貴。

人性復雜

《項羽本紀》：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萬人；引兵西屠咸陽。”又，范增嘗于鴻門宴“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

《陳相國世家》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潔好禮者多歸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高祖本紀》：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剽悍猾賊！諸所過之處，無不殘滅！’”

《淮陰侯列傳》：韓信曰：“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喑【口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上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上述史料錢鐘書先生一一引后論謂：

言語嘔嘔與喑【口惡】叱咤；恭敬慈愛與剽悍猾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坑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6]

按，太史公著眼于項羽人性的善惡；錢鐘書揭橥人性的豐富性、復雜性。反觀范文瀾《中國通史》，言及項羽屠坑殘滅卻認為：“項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關叛變，在新安坑殺秦兵二十余萬。秦主力軍完全消滅。鉅鹿大戰是決定秦亡漢興的關鍵，沒有這一次大勝，農民起義要受大挫折”，[7]范著眼于鉅鹿大戰之“歷史進步意義”而非項羽之殘暴，對于坑殺秦降卒持肯定態度，明顯是一種線性進化論的視角。試對比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論羽之敗因有四“謬”，其中 “詐坑降卒二十萬，失秦民心”即為一“謬”。（見該書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失秦民心”的根據是項羽的殘暴違背人性，是范之“史識”反遜“封建史家”王鳴盛一籌！

防范下級

《戰國策》江乙說楚王:“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史記·魏其武安列傳》：“武安曰：‘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壯士相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旨畫地。’” ；《后漢書·黨錮傳》：王甫鞠詰謗等曰：“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按，一旦當權者陷入權力的迷宮，為了穩定統治地位，他們會有意挑動下級之間相互爭斗，而絕對禁止下級結黨營“私”，建立“統一戰線”。

敵存我安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曰：‘季節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國無大敵，社稷危殆，江山一穩，遂誅殺忠臣。故與統治者相敵對勢力的存在，反倒成為保全自身的條件。《全唐文》了卷五八六載柳宗元《敵戒》：“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益之大”。《南史·賊臣傳》：侯景為慕容紹宗所敗，軍潰，收散卒才得八百人。“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北史·賀若弼傳》隋文帝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 ,,.《宋書·吳喜傳》太宗誅喜，齊王沼曰：“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及其次害，畏之著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為為用，譬若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后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不得已耳”一言道盡帝王王位坐穩誅殺功臣之心理。

桀犬吠堯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獄中上書曰：“無愛于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梁書·馬仙【王卑】傳》，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王卑】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飼之，便復為用。”《舊唐書·史憲誠傳》：“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卷五四引《遺史》記范瓊大呼:“自家懣只少個主人，東也是吃飯，西也是吃飯，譬如營里長行健兒，姓張的來管著是張司空，姓李的來管著是李司空。”

桀犬吠堯，要害在于不論被“吠”的對象是好是壞。只要成為對象，必然遭到攻擊。現實中可見某些人早上罵美國，中午罵韓國，晚上罵日本。新冠病毒需要營養，多吃牛奶，雞蛋是正確的選擇。卻也被某些“愛國者”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總之，主子叫罵誰他就罵誰。

政治殘酷

《史記·韓長孺列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錢鐘書先生復引《國語·晉語》驪姬譖太子申生于晉獻公曰:“故長民者無親”；《鄧析予·無厚》：“父于子無厚，兄于弟無厚”；小拿破侖：“政治不具肝腸”，并下斷語謂：“政治中無骨肉情也。”[8]生活中常見親情互叛、夫妻揭發、告密等等惡行，均可歸咎于政治的殘酷。

尸位素餐，混混無過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于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是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武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舊唐書·蘇味道傳》記蘇勸人處事時，“不欲決斷明白，但模棱以持兩端可矣。”

勢利眼與勢利交

《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史記·蘇秦列傳》：“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以謝。”《史記·高祖本紀》：“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今某之所業孰與仲多？”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主父偃“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昔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汲、鄭列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又《平津侯、主父列傳》“太史公曰：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后見皆膝下而前，慶之嘆曰：‘故是昔時沈公!’”

世態既有炎涼，人臉映出陰陽；世事榮枯不定，人情向背無常。變色龍勢利眼人中多有。史家感慨系之，再三言及勢利眼勢利交，應驗了百姓諺語：窮在大街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一飯恩怨

《晉世家》寫趙盾食桑下餓人并得其救助：

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瞇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瞇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瞇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按，《史記》關于趙盾敘事基本襲自《左傳》，但又在關鍵處加了點睛之筆。《左傳》申發趙盾與彌明有一飯之恩，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現早已淡出史家視野。但此類事蘊涵史家理應關注的人性要素，故似小實不小。“一飯之恩”恩不在飯在情，在愛人之仁，在扶危濟困的惻隱之心。試看同年《左傳》載鄭伐宋一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御華元駛入鄭師，致使宋軍敗績。[9]《陳書·文學傳》記陰鏗天寒宴飲，見行觴者，因回灑炙以授之，眾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被擒，或救之獲免，乃前所行觴者。

一得施飯之情而報恩，一受羊羹之辱而復仇，二事看似相反實相輔而相“通”，“人情”與“尊嚴”貫穿其間，如錢鐘書所論：“既有一飯之恩，亦自有一飯之仇也。”此“皆閱歷有得之談，非徒排比故實。”[10]

懲惡揚善與歷史的報應

科林伍德引用席勒箴言：“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稱贊“這是真確”的，并指出：“他是歷史學家自己站在審判臺上，在這里展示出他自己心靈的強或弱、善或惡。”[11]這話啟示我們，評判史著的文野高下，“歷史的審判”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標尺。

懲惡揚善原本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宗旨，延綿數千年的優良傳統，現已經基本淡出了史學家的視野。善乎？惡乎？愛心、誠實、公正、獨立、勇敢、自尊、莊嚴、精神圓滿、思想自由、個性鮮明乎？自私、殘暴、奴性、邀寵、諂媚、屈辱、脆弱、虛偽、愚昧、仇恨、精神委頓、思想禁錮、個性泯滅乎？這些價值評判基本不入現代史學家的法眼。歷史的評判必通乎“人性”的善惡。倘若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視若無睹，對羞辱人打人殺人的歷史存在，歷史學家不作反思甚至為這些行徑“站臺”，這就形同犯罪。復蘇久已沉淪的人性，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歷過文革慘痛教訓的國度來說，是刻不容緩的重大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現實責任”。

被朱光潛先生稱為近代西方近代美學開山的康德，在他的一篇專論“美感”和“崇高”的文論中有這樣一段提示：

一段漫長的時間是崇高的。如果它屬于過去，它就是高貴的，如果在無限遙遠的未來中預想到它，它就帶有某種令人恐懼的成分。[12]

“漫長的時間”因“屬于過去”而“高貴”，這“高貴”的“漫長”只能是指“歷史”而不能是其他。“在無限遙遠的未來中預想到”的“它”也同樣是指歷史。“未來”預想到“歷史”當令人“恐懼”，這“恐懼”歸根結底就是歷史的評判即歷史的“報應”，正是劉勰、劉知幾所說“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

《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太史公曰”曾對歷史上正人君子和宵小之徒的遭際發出一連串的詰問，是太史公不信天道：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無憑，此適如錢鐘書先生所引《豆棚閑話》卷一一《邊調曲兒》：“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著榮華，吃素看經的活餓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13]史公不信天道，卻又信“陰報”。如陳平多陰謀，《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了陳平的自我評價：“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史記·韓世家》：“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于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余世，宜乎哉！’”《白起、王翦列傳》：“‘客曰: 不然!夫為將者三世必敗。必敗耆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李將軍列傳》，“王朔曰: ‘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以不得侯者也。’”

對于馬遷的“天道”無著，“陰報”鑿鑿說我們應當怎么看？老天究竟開眼還是不開眼？“天道”究竟有還是沒有？“報應”究竟存在還是不存在？歸根結底就是問：人究竟應不應當相信“報應”？吾嘗自思，史公于“天道”、“陰報”亦將信將疑信疑參半未能自圓其說，谫陋如吾輩，原似不必饒舌于此強作解人僭乎先賢之上。然此事實關乎世道人心大要，苦思冥索之“得”亦不忍蔽履自棄，故今試作解如下。

首先應當明了，史公之“陰報”說雖然沒有用“公平”、“正義”這樣的字眼，所涉問題本質卻正是“公平”和“正義”。太史公二千年前的長嘆可謂振聾發聵！它迫使作為現代讀者的我們去思考：為什么好人總沒有好報壞人得不到惡報？作為“類”的人應當怎樣面對這個世界，面對歷史上和現實中屢見不鮮黑白顛倒的怪象？理解“報應”說，我們可以借鑒美學的意見來作思考。“報應”說不僅系中土所有，它也成為西方美學的評價圭臬。黑格爾就談到名為“詩”實質為“史”的《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和阿伽門農“作為居在陰曹地府中的陰魂”之言行，又以“夢中的警告” 舉例，俄底修斯“游歷陰曹地府”，人們“把羊血灌到洞里去召喚亡靈”，黑格爾將此類外裹著“報應”， 看似荒誕的“宿命”稱之為“偉大的公道”，認為藝術作品“戲劇里的人物”應當“按照他的人格而受到審判”；“史詩里的悲劇人物”則需“按照他的事業而受到審判”。[14]又指出，在史詩里統治著的是“命運”，史詩人物命運是“既定”的，“環境的力量正是命運的統治力，它使事跡具有它所特有的個別形狀，決定人物行動所導致的終局，分配給人物他所應得的一份。”“史詩里人物按照他的事業而受到審判。悲劇性的報應正在于這種事業太大，不是個別人物所能勝任的。因此，史詩在整體上總不免蕩漾著一種悲哀的音調。” [15]

這里，“悲劇性的報應”，對“史詩里人物”的審判，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其解喻為歷史的審判。“宿命”的“偉大公道”不僅是藝術作品必須體現的，更是歷史學必須表達的。人世間現實中發生的種種，當它們成為了“過去”，歷史終究會加以審判，這個“報應”是最“偉大”、最終，因此是最“公平”，最“鐵定”的“報”。從這個意義上說老天還是長眼的，因為“歷史”終究會“開眼”（重點號為筆者所加）。換言之，“陰報”根本上仍然是“天道”使然。有道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何謂“天網”？按照“天人合一”理念，“天網”亦即“人網”，歸根結蒂就是由一個一個“人”創造并由一顆一顆“心”編織而成的歷史之網。

以此為視角，我們可以先來審視《史記》中歷史人物如伯夷、叔齊等人的“宿命”。伯夷、叔齊身處殷、周易代歷史轉折的大關口，遭遇了“不是個別人物所能勝任”，不能左右的“太大事業”，他們堅守“道義”，為“環境的力量”、“命運的統治力”付出了餓死首陽山的代價，這是他們未得“好報”的“宿命”。是“歷史”分配給他們“所應得的一份”。但是伯夷、叔齊不惜自戕，用了軀殼的死滅換來萬世英名，實踐了康德所說的“把自然的威力（在財產、健康和生命這些方面，我們不免受這種威力支配）看作不能對我們和我們的人格施加粗暴的支配力”的“崇高”[16]。伯夷、叔齊的確“現世”未得好報。但黑格爾在談到歷史上“各個帝國，它們所遭的禍害、罪惡和沒落”時“不禁悲從中來”，“痛恨這種腐敗的常例”，認為“我們的反省的結果，不免是一種道德的凄苦，——一種‘善良的精神’的義憤。”[17]說“歷史人”所獲得的評價是—種“可怕的慰藉”：

這種慰藉，在那般需要它的人是可以從歷史取得的。[18]

歷史的“慰藉”正是史家秉持“道德凄苦”的真情秉筆直書的 “歷史報應”：

“人類絕對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惡。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鑒別善惡的能力。”“總而言之，人類對于道德是要負責的，不但對惡負責，對善也要負責。”[19]

正因為有了太史公的史識，有了史公“鑒別善惡的能力”和“對惡負責，對善也要負責”的高尚史德，后人知曉了伯夷、叔齊的史實。他們也終于成為正人君子永久道德楷模至少是道德踐履的重要參考。那末伯夷、叔齊舍身取“道”還是值得的。如此看來“天道”也并沒有泯滅，歷史對伯夷、叔齊的評價彌補了他們生前的付出，老天還是公允的。又如韓厥，因為積了陰德，最后善報報在了他子孫身上，蒼天終究開眼，亦即歷史的評價最終有了“后報”的結局，“歷史”實現了她本身的價值；反之，如“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惡人得以善終，固然令人扼腕不平。但盜跖畢竟是盜跖。一個“盜”，一個“跖”，決定了兩人將永遠背負“史評”的惡名，不僅將被永久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且很有可能殃及他們的子孫；又如白起、王翦一生殺戮。他們各事其主，主子受著黑格爾所說“環境的力量”支配，指使白起、王翦殺戮，白起、王翦也就不得不然。但殺戮的惡行既由白起、王翦親為，則“其后受其不祥”的“后報”，一報于其身（白起坑殺降卒，后被賜死），一報于子孫也就很公平。

叔本華說：“歷史哲學所發現的始終是同一樣的人性。這同一樣的、在各種形式變換中巋然不動的東西就是人的心、腦基本素質”。[20]正是在“人性”的領域中，打開了最能體現史家“求真情”的廣闊天地。我們既然了解了人性的豐富性，復雜性，知道了人是不完美的，常常因為愚昧或貪欲而陷入泥淖，那么我們就可以由此推論：由人創造的歷史也是不完美的——歷史進程中很多不應該發生的災難發生了。按照薩特的說法，人類至今仍然處在他的“史前期”。也就是說人根本上還沒有達他為自己所下的定義成為理想狀態的“人”，差距還很大。通過對于歷史上與人性息息相關問題的研討，能夠指引啟迪人類，自覺向著更加美好更加符合“人”應有的理想狀態發展。

《文心雕龍·原道》: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 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21]

按，“文道”亦“天道”。“文”的義務就在將那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的“道之文”明明白白用“文字”表達出來。據此人應該明白:我們“行文”,實在也就是行“道之文”；以一人之力一桿之筆面對千秋萬代修史撰文乃系“替天行道”,是所謂:“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22]以此史家應當自覺立起社會擔當的理念，懂得自身的義務與職責在于披露歷史真相，秉筆直書歷史人物之“自業”，最終實現歷史的“公平”與“正義”。

注釋：

[1]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300頁。

[2]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301頁。

[3]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303頁。

[4] 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50頁。

[5]黑格爾：《美學》第一卷，第247頁。

[6] 《管錐編》第一冊第275頁。

[7] 《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冊31頁。

[8] 《錢鐘書論學文選》第二卷第65頁。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9] 錢鐘書：《管錐編》第一冊，第201頁。

[10] 讀者可參閱拙文，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二期。

[11]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第308頁，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12] 康德：《對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載《康德美學文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13] 錢鐘書：《管錐編》第一冊，第145頁。

[14]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第141頁。

[15]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第141頁。

[16] 《判斷力批判》第28節，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第198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17]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9頁。

[18]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70頁。

[19]黑格爾：《歷史哲學》第75頁。

[20]叔本華《論歷史》，載《叔本華美學隨筆》第35頁。

[21]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0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22]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原標題：《路新生：傳統史學中的“人性”與“人”——“生”》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