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中，長期以來政治史居于主導地位，經濟史尤其是貨幣史的研究比較缺乏。前輩學者如彭信威、全漢昇、何茲全等幾位先生對該時段的貨幣史有所研究，奠下一些基礎，但余義尚存。例如國家政策與該時期幣制之好壞關系為何？錢幣剪鑿盛行對貨幣的流通有什么影響？前朝舊幣在新朝交換體系中居于怎樣的位置？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乃至王朝興衰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并無太多著墨。

4月18日，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陳彥良教授做客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講座，做了一場以“中古貨幣史的結構特征”為主題的講座，圍繞上述問題與華東師大師生分享他的魏晉貨幣史研究成果與心得。

漢文帝放任鑄幣政策何以成功？

在兩漢歷史上，漢武帝時期的全盛局面無疑是最奪目的，學者對當時的政治制度、軍事成就、經濟發展以肯定居多。但是，陳彥良卻發現在貨幣制度上，武帝時的國家鑄幣卻不如文景之時的放任鑄幣。

陳教授引用賈誼的一段話來說明，放任鑄幣一開始就不被認可。《漢書?食貨志》云：“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仿鑄……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

陳教授解釋說，漢文帝更鑄“四銖半兩錢”且允許民間自行鑄造的政策，遭到賈誼的反對。賈誼說，如果令民間鑄幣，就會誘導百姓犯法起奸，胡亂鑄幣，造成貨幣制度的紊亂與社會經濟的危機。但是，歷史的發展卻證明漢文帝決策是正確的。

陳教授綜合貨幣的標準重量、平均實重、重量符合率、平均含銅率，發現文景時期放任鑄幣的四銖半兩錢的綜合質量指數竟然達到205。這個指數高于秦、西漢兩百年間其他所有貨幣，比漢武帝國家鑄幣政策下的貨幣綜合指數竟然高出20—35。也就是說，漢武帝時的國家鑄幣質量不如文景之治時放任鑄幣質量。

為了更好地說明放任鑄幣何以成功，陳教授引用了貨幣理論中的格雷欣法則。此法則有正反兩義，其正面說法是，假定良幣與劣幣兩者有強制固定的交換比率，則劣幣驅逐良幣。其反面說法是，假定良幣與劣幣兩者沒有強制固定的交換比率，則良幣驅逐劣幣。

陳教授總結說，賈誼與漢文帝的分歧，正好是格雷欣法則的正反兩面。只是因為賈誼所說是歷史常態，漢文帝放任鑄幣與“稱錢衡”的政策十分少見，故人們常常有“劣幣驅逐良幣”的認識。其實在自由市場、放任鑄幣之下，會發生“良幣驅逐劣幣”的現象，且此時的整體社會經濟的情況會比國家鑄幣時期更好。

“一食萬錢”是通貨緊縮還是政治腐敗？

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認為，中古包含兩晉基本上屬于自然經濟。而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則找出許多反例，來證明此時貨幣經濟的發展被全氏低估。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也說：“商品經濟的發展可以研究。”陳氏觀點較近于王氏、何氏，而與全氏較遠。

陳教授認為，前輩學者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是因為過分拘執于史料搜證，而缺乏理論解釋。然而，僅僅根據“用錢交易”史料得到的結論，往往能被另一批“用物交易”的史料所駁斥；反之亦然。于是，孰是孰非就難以判定。史料考據之外，還必須明確討論的理論前提。也就是說，確定貨幣流通到何種程度才是貨幣經濟或自然經濟。

陳教授支持全氏的說法，并且對何、王、陳等人所用的史料進行了深入分析。《晉書?何曾傳》說何邵“驕奢簡貴，亦有父風。……稱其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晉書?任愷傳》云：“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逾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晉代魯褒《錢神論》云：“（錢）故能長久，為世神寶。……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后；處前者為君長，在后者為臣仆。”

王怡辰、陳寅恪等人根據此類史料證明，當時屬于貨幣經濟。陳教授指出，王、陳二人其實是對“一食萬錢”等史料的誤讀。考諸兩晉政治腐敗與貴族奢靡之風，陳教授說，任愷、何曾等人的斗富之舉基本屬于金錢政治的表現，而不能作為貨幣經濟的證據。判斷一個時代貨幣經濟是否發達的標準是，此時的貨幣發行的質與量是否能夠滿足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之用。

陳教授說，傳統文獻與出土實物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正好可以解釋這個問題。《晉書?食貨志》說，晉朝沿用曹魏錢幣，“不聞有所改創”。《資治通鑒》云：“晉氏不鑄錢，后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

兩晉以降各代統治者長期的不鑄幣政策，導致廣泛的貨幣量不足現象。在這種嚴重通縮情況下，士、農、工、商無從發展，百姓難以生存，社會經濟長期凋敝。

1973年，江西丹徒縣發現140多公斤銅錢，朝代屬東晉。陳教授對其中的錢幣進行分朝代統計，他發現在這些錢幣中，兩漢的錢幣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魏晉南北朝新鑄錢幣比重非常小。目前出土的其他中古時期的錢幣也證明此時鑄幣很少。

陳教授總結說，魏晉南北朝的鑄幣數量嚴重不足并阻礙了社會經濟發展。所以，全漢昇的“中古自然經濟論”基本成立。

魏蜀吳的貨幣政策有何不同？

對于三國歷史，社會大眾包括專業學者關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變遷、軍事斗爭，貨幣經濟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長期以來被輕視甚至忽視。陳教授據此指出，在貨幣經濟上，三國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晉書?食貨志》云：“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陳教授引此為證說，魏文帝不鑄幣，讓百姓以物易物，市場上幾乎沒有貨幣流通，這當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

魏明帝為了大興土木而發行曹魏五銖。陳教授發現此錢“鑄工粗糙、不修邊幅，外緣多毛刺，內穿偏大，錢體輕薄。形制、質量與漢末剪輪五銖、對文五銖相近。”而剪輪五銖與對文五銖都是不符合法定價值的，易言之，這是通貨膨脹下的貨幣。總之，曹魏通縮與通脹不定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嚴重后果。陳教授認為，這也是司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漢一般被認為是三國時期最弱小的一個政權，但頗為奇怪的是，蜀漢雖然最先亡國，卻沒有發生過像曹魏、孫吳那樣嚴重的政局動蕩。以往的研究沒有注意到蜀漢的貨幣政策，陳教授強調，這是了解蜀漢乃至整個三國歷史的重要缺環。

《三國志》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劉備）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劉備占據四川后，鑄造直百五銖，此錢價值一百個（東漢）五銖，理論上它的成色應為五銖的一百倍。

陳彥良通過出土實物證據的考察，證明了直百五銖的實際價值低于其法定價值。也就是說，此錢的發行實際上是通貨膨脹。陳教授還分析說，由于東漢末年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交易體系崩潰，蜀漢此錢相對也能為百姓所接受。這種“有限通脹”，基本支撐了蜀漢社會經濟的發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對穩定的貨幣經濟史原因。

相對于蜀漢，孫吳則是嚴重通貨膨脹。《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云：“中（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此《傳》又云：“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這種法定上當五百、當一千的大錢的實際價值嚴重低于其法定價值，且越到后來此錢的質量越輕。因此，孫吳長期處于通貨膨脹狀態，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傷害。

陳教授強調，根據考古實物的研究，孫吳的許多墓葬中出土的錢幣，漢代錢幣占絕大多數，而孫吳自鑄錢幣非常少。由此可知，孫吳所鑄的通脹錢幣遠遠不足社會經濟發展之用。就此而論，孫吳地區也存在嚴重的通貨緊縮。綜而論之，孫吳政權是嚴重的通脹與通縮并存。史書上經常出現孫吳經濟落后與內政動蕩同時并存的記載，從貨幣經濟史的角度看，也就無足為怪了。

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為何混亂不堪？

除了全漢昇的“中古自然經濟論”，陶希圣在《南北朝經濟史》中說，這是一個貨幣大混亂的時代。全、陶二人的概括雖然比較準確，但是并不能說明，魏晉南北朝貨幣混亂產生的原因。陳彥良教授認為，研究貨幣經濟史與政治史一樣，解釋歷史如何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釋歷史為何發展。

杜佑《通典?食貨》云：“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于為器為飾，谷帛又苦于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陳教授說，這個概括差不多已經點出魏晉南北朝貨幣問題的全部癥結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貨幣的最重要功能是價值尺度。貨幣價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執行，往往不是因為數量過多，就是因為數量太少，或者是種類太多、不利兌換以及輕重或成色變化太快而引起。一旦發生通脹、通縮或形制混亂，貨幣的流動性功能就無法正常發揮，社會經濟的發展因之受損，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狀態。

陳教授說，杜佑之論與現代貨幣經濟學理論深相契合，可以解釋魏晉南北朝貨幣情況混亂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晉南北朝的統治者長期很少鑄錢，一旦開鑄又都是虛價劣錢即通脹，這導致錢廢而不用，原來的優質好錢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縮。如此一來，通脹、通縮同時肆虐，造成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困局。

那么，對于這種通脹、通縮、幣制混亂同時并存的情況，為何當時的統治者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陳教授總結道，在位者無深識遠慮、官僚貪污腐敗、戰亂不斷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這三種原因又與貨幣混亂互為因果，共同導致了魏晉南北朝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落后。

陳教授最后舉例說，東魏北齊的高澄曾經提出過與漢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鑄幣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對，故未能落實。且高澄提出此議不久即被降將刺殺，魏晉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頓幣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