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盟軍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一級上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二級上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和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上校作為代表受降，可謂陸海空三軍俱全。報章評論，在中山陵畔南京城受降，可以告慰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只不過，如果按照中山先生的想法，這五位受降代表的軍銜不會是這個樣子。

如果孫中山的設想成真

甲午戰爭期間，中國北洋水師采用從提督、總兵到千總、把總的綠營官制，而日本海軍便把這種官制視為軍銜，與中將、少將到少尉、準尉畫了等號。晚清新建陸軍全盤引入西式軍銜體系，稱呼頗為古典：上等官稱“都統”，中等官稱“參領”，初等官稱“軍校”，等內用“正”“副”“協”劃級，在相當于上將的“正都統”之上，還有“大將軍”和“將軍”。例如，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時任海軍部一等參謀官，被授予海軍協都統軍銜，相當于海軍少將。

辛亥革命時，孫中山為民軍擬定了一套同樣古典的軍銜體系：“將軍”“都尉”“軍校”分等，“大”“左”“右”劃級。“大將軍”從清廷的第一等變成了第三等，之上另設“大元帥”、“副元帥”兩級。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雖然只有幾個月，卻頒授了好幾位“大將軍”——1912年1月15日，武昌民軍總司令黃興和海軍總司令黃鐘瑛分別被任命為“陸軍大將軍”和“海軍大將軍”。所以，如果國民政府完全忠于中山先生遺教，1945年的受降代表，應該是何應欽副元帥、陳紹寬副元帥、顧祝同大將軍、蕭毅肅左將軍和張廷孟大都尉了。

軍銜名稱之爭的勝利者，是袁世凱政府的簡潔方案——“將”“校”“尉”加“上”“中”“少”的三等九級制，之后各代軍銜體系雖有變更，但都以此為基準。只是，這并不代表此后沒有存在過其他名稱的軍銜體系。

1926年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接受蘇聯援助，在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創立了一套三等十二級的軍銜體系。一貫以丘八將軍自居的馮玉祥不喜歡咬文嚼字，徑直以數字命名，最高軍銜為一等一級，只馮玉祥一人。以下依次類推，一等二級授予方面軍總指揮，三級、四級分別授予軍長、師長和旅長，二等一級授予團長，相當于在三等九級制上各增加了一級，類似于大將、大校、大尉。歷史學家簡又文曾任馮玉祥的野戰政治部主任，被授予一等三級軍銜，相當于中將。

國民政府也在1934年頒布過一套另類的軍銜規則，稱為《邊疆武職人員敘授官銜暫行條例》，專門授予蒙古、新疆、西藏的地方武裝官長。邊疆武職同樣是三等九級制，但以“統”“領”“尉”搭配“都”“副”“協”，頗有晚清新軍軍銜的遺韻。1936年，國民政府又頒布《邊疆武職人員敘授官銜暫行條例施行細則》，明確蒙古各盟的盟長、副盟長、保安長官，各旗的札薩克、總管，以及西藏軍隊的馬基，能夠獲得都統、副統、協統等相當于將軍的邊疆武職。但截至1949年，只有錫林郭勒盟盟長索諾木拉布坦獲得了相當于上將的“都統”官銜。

上將多得數不清了

北洋時期的軍銜體系有兩大特點：第一是加銜。中將資歷足夠，但尚未滿足全部條件，便可“加上將銜”，仿佛清代的“總兵加提督銜”，少尉也可以獲得中尉加銜。這一制度在孫中山時代就已經出現，安徽都督柏文蔚就獲得過“陸軍左將軍加大將軍銜”。第二是自行授銜。朱德曾在滇軍任職，所留筆墨署“勛五位三等文虎章陸軍中將”，但遍查北洋政府公報不見授銜記錄，恐怕是西南軍務院或者云南陸軍自行任命的。將軍如此，校尉更加泛濫。有些軍官在鄉的親屬，沒有當過一天軍人，也頂著少校、上尉的名頭招搖。

1920年代，南北軍閥蜂起，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各據數省，國民政府也在廣州另立旗幟，揮師北伐。戰亂中的軍隊更不將軍銜當作一回事兒，師長便是中將，軍長就是上將，一個上將總指揮可以任命一個上將軍長。到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僅上將軍長就多達80余人，更不用說其他將校尉官。時人諷刺“少將多如狗，中將滿街走”，蔣介石也抱怨“上將多得數不清了”。

針對這一情況，南京國民政府在編遣軍隊的同時，開始建立新的軍銜制度，從年資、功績、現職等方方面面綜合評定，試圖解決臃腫的軍官隊伍。從1934年6月15日起，陸續頒布《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陸（海、空）軍軍官佐任職暫行條例》等一系列規章，佐以官組、資序、人事評判等，從1935年開始為全軍軍官授銜。按照當時的話語體系，軍銜稱為“官階”（亦稱“官位”），軍銜符號則因其位置被稱為“領章”；第一次被授予軍官軍銜的軍人，稱為初任官；1935年任官制度實行前已經是軍官并被任官者，稱為敘任官；軍官每晉一級官階，則稱為晉任官。

新制度對官階的控制十分嚴格，將官分陸、海、空三個軍種，陸軍校尉分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等兵種，海軍、空軍軍官起初不分兵種，后改制重新劃分兵種，如海軍設有航海、輪機、電信，空軍設有飛行、航機、氣象等等。每一位正式軍官都賦予官號，如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官號是3、陸軍中將杜聿明官號是368、陸軍少將張靈甫官號是1385，用以明確總額。重點控制的上將官階還限定員額：一級上將限額八人（后增設一人），二級上將限額二十人（后增設兩人），除非出現空缺，否則不予晉任。至于最高級的特級上將，自始至終僅有蔣介石一人。

但問題隨之而來。1930年代的中國依然戰亂頻繁，部隊在編遣之后又不斷擴大，產生新的崗位需要人員填充。原本需要三到四年才能晉任一級官階的軍官，卻在短時間內提升了兩級甚至是三級職務，由此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名陸軍步兵上校的職務是陸軍中將才能擔任的師長，一名少校兩年內由營長晉升為團附、團長，卻還不足晉任中校的法定年資。

什么人能算將軍？

軍隊講究地位資歷，戴在軍服上的官階直接體現資格級別，更馬虎不得——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國社會，沒有人相信一個少校團長和一個上校團長的權力會一樣，也沒有一個少將旅長愿意乖乖服從少將軍長甚至是上校軍長的指揮（如1944年的孫立人，官階為陸軍步兵上校，職級為中將軍長）。矛盾在官位制度實施之初已經出現，只能靠新的制度來解決。

對編遣以來剩余的現役上將，以及資歷功績滿足條件卻因無缺而無法晉任的資深中將，國民政府采用加銜制度應對，任命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任職范圍、官階符號與上將毫無差別，只在退役金上有所區分。除此之外，還設立職級制度，即參考職務編制的官階，賦予用“將校尉”表示的等級，如“中將師長”、“上校團長”、“少校營長”。資深者可提高一級，資淺者可降低一級。這里的師長、團長、營長即為“職”，中將、上校、少校即為“級”。級別與職務連用，不得拆分，且上將職不再區分一級二級，校尉職也不再區分兵種。

具體而言，官階為“騎兵上校”的軍官出任“少將旅長”，即可佩戴少將符號。官階為“炮兵中校”的上校團長功高資深，但不符合晉任“炮兵上校”官位的條件，也可能會被晉升為“少將團長”的職級。同樣，原本職級是“中將師長”的步兵上校在被正式任官為“陸軍少將”后，仍然可以繼續佩戴中將符號。但對需要穿著軍禮服的重要場合，則一律以官階為標準佩戴相應符號紋飾。另外，由于中國軍人相對普遍年齡低而級別高，在涉外交往場合中普遍降低一級佩戴官階符號，不僅職級，正式官位也會受此限制。如1942年陸軍上將銜中將熊式輝率團訪美，也只佩戴中將符號。

職級和官階并行還帶來了一個問題，佩戴少將符號的步兵上校，算不算將軍呢？答案是肯定的。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隊人事管理以職級為重，官階為輔，文書作業上，只要晉升為少將職便被列為將官，但會明確標識職級和官階分別是哪一等次。以1947年2月國防部第1廳編寫的《現役軍官資績簿》為例，少將分冊列入了大量官階為各兵種上校、中校，甚至沒有任官的少將職軍官。

職級重于官階的制度解決了面子困境，卻又因抗戰期間軍隊大規模擴張，使將校泛濫的問題重新浮上臺面。蔣介石對此局面頗為感慨，甚至在訓話時號召“我也不一定要各位降低自己的階級，只要求各位不必按照編制的官階，而按照自己實授的官階佩戴領章，就可以使名實相符，例如作軍長的如果實授少將，就不必戴中將領章，作師長的如果實授上校，就不必戴少將領章。這件事看起來似乎很小，其實關系我們軍隊榮譽、國家地位都非常重大，所以大家要切實做到”。

這當然不容易做到，因為很多部隊長官根本不把麻煩的官階當一回事兒，甚至不為部下辦理任官手續。抗戰期間做師長、軍長的丁治磐回憶“升調官職的公文呈報中央，軍委會銓敘廳核準后，我立即予以補官。所以我部軍官的官與職都是相稱的，不像有些部隊干部升職確未補官，等于未實授”。

國民黨政府撤到臺灣后整頓軍隊，連帶著將軍銜體系一并重整，將官階、職級合二為一，以1948年的任官結果為基準重新登記，一下子將很多1949年快速晉升的軍官打回原形。日后擔任臺軍“聯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邱守圻，時任第75師參謀處上校作戰組長，被重新核定為少校。衡陽會戰四師長之一的葛先才從中將核降為少將，幾十年后還在回憶錄里指責這是國防部第1廳廳長毛景彪借機報復。其實翻閱公報便可查知，1948年時葛先才雖然是中將師長職級，但官階卻仍然只是陸軍步兵上校，這次被核為少將還是相當給面子的。